农民工职业流动情况及成因——基于对M大学后勤农民工的调查

职业流动是劳动者变换劳动角色的过程,是社会的普遍现象,是社会流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在大城市中勤勤恳恳的农民工而言,职业流动与生计息息相关,因此格外值得关注。通过对M大学后勤部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状况进行调查,发现大多数城市中的农民工满足于现状,并不希望发生职业流动,即使发生了职业流动,更多的仅局限于水平流动,缺乏垂直流动。     

已婚女性农民工的职业流动与收入效应——基于辽宁省的实证分析

以辽宁省的实地调研数据,从职业流动频率、流动方向、流动动因三个方面分析了已婚女性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特征及其收入效应。结果表明,已婚女性农民工的职业流动频率不高,明显低于男性农民工;职业流动质量不高,多处于平行流动或未流动状态,向上流动较少;职业选择上处于劣势,多是被动流动。频繁的职业流动及向上流动对已婚女性农民工收入增长影响不显著,但主动流动有利于已婚女性农民工收入的增长。与已婚女性农民工相比,流动频率和流动方向对男性农民工收入增长影响显著,而主动流动对其收入增长影响不显著。因此,稳就业、增收入要重视已婚女性农民工的异质性特征,避免其陷入频繁流动和收入不增的恶性循环。     

外出农民工职业发展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安徽省3市的调查数据

本文以安徽省3市500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为基础,采用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民工职业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务工年限均对农民工的职业发展有显著影响,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务工年限越长的农民工获得职业发展的可能性越大,更容易实现向上的职业流动;农民工职业发展在年龄模式上呈现出"U形"分布特征,25~44岁农民工相比于其他年龄段反而不太可能实现向上的职业流动;流动经历也显著影响着农民工的职业发展,适度的职业流动经历会促进农民工的职业发展,但过多的流动经历反而不利于农民工实现向上的职业发展。     

农民工职业流动轨迹和职业向上发展调研报告

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内涵是实现以人为本的更高质量的城镇化,其中农民工市民化目标的实现除了有赖于政府政策的推进,还在于农民工通过自身力量获取支撑其市民身份转变的职业发展.本文利用2014年最新调查数据分析了外出农民工的职业流动轨迹及职业向上发展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外出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经历以及该群体城市就业的职业特征总体上呈倒“U”型分布,存在逆向选择和向下流动现象.农民工城市就业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职业培训和“干中学”所带来的人力资本提升是农民工获取中高端职业的重要条件,社会资本仅有助于农民工获取低端职业而对该群体从事中高端职业以及职业发展的实现并无显著效应.     

从职业社会学角度看中国农民工的职业化缺失

近年来出现的＂民工荒＂现象引发了人们的关注,它的日益严重同时暴露出了我国农民工职业化方面的问题.从职业社会学的视角看,我国虽有典型的农民工职业却一直未能实现农民工的职业化.通过对农民工个人相关调查资料的分析,发现我国农民工的职业化缺失既有农民工知识能力不足的原因,也在于农民工自身的务工经历不但未能帮助他们的职业化发展,反而形成新的职业化障碍,农民工难以形成明确的职业意识.     

社会资本能否影响农民工职业流动——基于阶层变动视角的分析

推动农民工职业流动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将农民工职业流动方向设定为向上流动、平行流动、向下流动三种类型，从农民工社会资本入手，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等数据，运用竞争性风险模型考察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结果发现，每多一人提供就业帮助，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的概率显著提高1.4%,职业平行流动的概率显著降低2.3%;职业向下流动的概率提高0.7%,但不显著。也就是说，社会资本有助于农民工减少职业平行流动，实现职业向上流动，同时不会带来职业向下流动。替换核心变量的度量方法后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通过非参置换检验、工具变量法、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的结果进一步证明了上述结论。最后提出政府要畅通农民工社会资本获取的渠道，促进农民工组织层面社会资本的巩固和开发，农民工个人注重维护和积累自身社会资本的启示。     

在职培训与农民工的就业流动——基于工作转换和就业质量变化的考察

基于辽宁省调查数据,从工作转换发生、工作转换类型、工作转换频次和就业质量变化4个维度对在职培训在农民工就业流动上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职培训能显著降低农民工的就业流动发生,但其作用具有明显的流动类型和人群差异性,表现为对女性和老一代农民工的就业流动及对跨区域和跨职业流动有显著抑制。在流动频次上,培训的作用不明显,且受过培训的农民工难以通过流动而实现就业质量的改善。     

农民工职业流动的代际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福州、厦门、泉州的调查数据

利用福州、厦门、泉州的调查数据,建立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探讨家庭社会资本、工作状况对农民工职业流动代际差异的影响。研究发现,老一代农民工较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频率更高,呈现明显的代际差异。其中,教育程度对老一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婚姻状况、外出务工年限对老一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外出务工人数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有无拖欠工资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工作满意程度对两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据此结论,提出3点针对性建议:(1)加强对农民工的人文关怀,扩宽社会资本积累方式;(2)改善农民工的就业状况,提升就业质量;(3)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增强就业竞争力。     

性别差异视角下职业流动对我国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效应研究

职业流动对不同性别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存在重要影响。利用CHIPS数据,采用基于RIF无条件分位数回归的FFL分解法,考察了职业流动对我国不同性别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效应。结果表明,职业流动促进了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高,但其对男性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效应大于女性,因而扩大了就业质量的性别差异;职业流动对不同性别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的提升效应在高层次劳动力市场中更为明显。FFL分解结果显示,在中低分位数和高分位数上,两性间人力资本水平的差异和性别歧视分别是造成就业质量的性别差异随职业流动扩大的主因。提升女性人力资本水平,倡导两性平等的社会文化,是缩小我国农民工就业质量性别差异的重要途径。     

农民工城市间流动的影响因素及流动后果研究——对沈阳市农民工的实证调查

农民工在城市间流动是中国现存的普遍现象,本研究以农民工城市间流动的影响因素为研究内容,并对多次流动的后果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影响农民工多次流动的因素包括性别、受教育程度、家乡所拥有的耕地面积、外出务工时间,以及外出前拥有的技能,非东北地区的农民工流动性高于东北三省的农民工。从农民工多次流动的后果来看,经过流动,职业声望上升非常小;从收入变动来看,流动多次并不必然带来收入的上升,但多次流动却能使低收入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有所提高;农民工随着流动次数的增加,选择大城市的比例上升;多次流动也带来农民工对技能的积累。     

农民工及其子女的教育问题与对策

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包括流动儿童教育问题和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两个方面.流动儿童教育问题具有多元性,除了因户籍制度造成的"上学难"外,还体现在流动儿童聚集地与城市教育资源的分布不一致性、流动儿童学习过程的不连续性;流动儿童家庭教育功能的弱化.农民工在城市较差的经济状况,决定了大部分留守儿童短期内无法结束其留守状态.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工的教育与技能水平决定了其工资报酬水平,但目前农民工整体的文化程度和技能水平都较低,大多数未受过职业技术培训,且对今后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意愿不高.本文针对以上问提出了对策的建议.     

农民工:跨省流动与省内流动

文章通过2005年10月初进行的932份四川、广东农民工问卷调查,发现跨省流动和省内流动农民工在来源地、性别、年龄特征、文化程度、职业分布、收入水平、收入水平影响因素、生活费开支、年收入节余、工作期望、分项指标工作满意度、留城意向等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但在总体工作满意度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据此,该研究不支持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同时提出了农民工流动的“双拉力”理论。     

农民工参与职业能力培养动力不足的原因及对策选择

近年来,农民工在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致使农民工自身主动参与职业能力培养的动力不足,职业能力不能满足现代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限制了农民工作用的充分发挥。综合各方面因素,户籍制度和现代土地制度是造成农民工参与职业能力培养动力不足的深层次原因,需要加以认真研究对待。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的特征分析——来自北京某外来人口集中社区的实证研究

以社区为研究单位是社会人类学的一个研究传统.通过对北京某典型社区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进行问卷调查发现,与早期农民工群体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流动过程中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求职途径已打破了传统以血缘、地缘为主的人际关系网络的限制,更倾向于通过个人应聘获得就业机会;诸多客观条件限制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未来的职业发展.因此,政府和社会需采取相应措施,以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进程.     

当前中国职业流动问题研究综述

近几年来,我国学术界出现了一股研究职业流动的热潮。学者们不但从整体上研究了我国职业流动的基本情况和特点以及职业流动的影响因素,而且还特别重视研究代际流动和代内流动这两个反映社会发展水平和状况的重要指标。另外,城市农民工的职业流动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焦点。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城乡融合发展机制研究——从农民工再嵌行为切入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城乡关系进一步发生深刻变化。作为重要的乡村发展思路之一，城乡融合发展战略与农民工再嵌行为联系紧密，使农民工再嵌行为成为研究城乡融合发展的一个有效且独特的切入点。与一般意义上的农民工流动不同，农民工的再嵌行为所涉及的流动是农民工为改变脱嵌状态的流动，也是为结束流动而选择的流动。从农民工再嵌行为切入，在描述和分析农民工再嵌发生和路径的基础上，结合城乡融合发展趋势，探究农民工再嵌行为的内在逻辑，最终形成以推动农民工完成再嵌为核心的城乡融合发展机制，助力乡村振兴。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内卷化倾向及选择性城市融入——以新生代青年农民工H为个案的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存在着一种内卷化倾向,即他们在职业上处于一种无渐进式积累也无渐进式的增长,缺乏向上的流动通道。本文以新生代农民工H为个案对这问题进行了系统考察,认为要打破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的内卷化倾向需要采取选择性融入策略,为他们融入城市或融入乡村提供各种社会支持。     

两代农民工生存方式代际差异分析研究

受教育程度、时代变迁和文化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农民工内部产生了巨大变化,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在务工目的、流动范围、职业选择、劳动条件、生活方式和利益诉求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了解和正视这些差异,能更好地把握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流动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珠江三角洲的调查数据

本文利用珠江三角洲814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分析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流动的因素。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补充了职业价值观和社会资本对其就业流动的影响。结果表明:微观层面上,职业价值观、受教育程度、性别和年龄等因素对农民工的就业流动产生显著影响;中观层面上,社会资本、高工资及教育培训能增强就业的稳定性;宏观层面上,政策制度和社会文化对农民工的就业流动产生显著影响。     

浅析城市农民工的职业对其市民化进程的影响

农民通过进城务工、经商等方式向城市转移,这是中国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方式之一.由于这些农民工在城市从事的职业不同,他们的市民化水平也因此出现不同程度的分化.同时他们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边缘化状态对其市民化也是一种阻碍.因此,要提高农民工市民化的程度,一方面农民工要树立发展观念,努力提高自身的文化水平和就业技能,同时政府也要积极发挥政策主导作用,提高城市管理水平,积极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