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与史

论史问题的提出,是由于大家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了解到从事历史科学研究,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同时也要注意历史实际而提出的。但是,论与史的关系应当怎样处理,大家的看法还不一致。“以论带史”,这个提法五十年代就遭到人们的批评,认为以论带史,其结果必然变成     

论王船山的“治统”思想

<正> 一、反对“正统”提出“治统” 王船山论史,继承了历史上以古为鉴、以史资治的优秀传统,不是就史而论史,而是从资治的目的出发来论史。根据这个     

一年来若干学术问题讨论综述〔续〕

(一)关于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和党性问题今年以来,史学界通过对三十年来的历史科学研究中的成就和挫折的总结,不少同志认为,一九五八年和一九六六年两次“史学革命”效果很坏,如果要革到底,史学就真正变成了“死学”。并且指出当时流行的一些口号本身就是错误的,如“以论带史”的提出,造成历史研究中教条主义倾向和任意曲解马列主义倾向,应该“论从史出”,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大量史料,从中引出带规律性的东西,才     

超越“史”和“论”的二元对置——从当前状况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如何走出困境

丰子义指出,论从史出,马哲史的文本研究始终是“论”的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但马哲史研究不能是呆板的诠释学,必须以论带史,以问题方式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强化“论”的点击以激活马哲史的研究。杨学功强调,马克思文本的研究必须走出趋史避论的“客观历史编纂学”的误区,只有史论结合,双向互动,互相促进,才能走出马哲史研究的困境与低谷。聂锦芳结合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创作史的具体分析,指出马克思在理论与理论史的关系问题上最具有自觉意识,而这正是今天的“历史阐释学”需要进一步关注的话题。仰海峰通过揭示克罗齐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的方法论意义,认为在马克思文献的现代阅读中,马克思的文献是需要重新激活的对象,而这种激活与当代的历史与思想情景有着无法割舍的关系。     

在当代语境中激活历史文献——从克罗齐的一个命题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史论关系

丰子义指出,论从史出,马哲史的文本研究始终是“论”的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但马哲史研究不能是呆板的诠释学,必须以论带史,以问题方式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强化“论”的点击以激活马哲史的研究。杨学功强调,马克思文本的研究必须走出趋史避论的“客观历史编纂学”的误区,只有史论结合,双向互动,互相促进,才能走出马哲史研究的困境与低谷。聂锦芳结合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创作史的具体分析,指出马克思在理论与理论史的关系问题上最具有自觉意识,而这正是今天的“历史阐释学”需要进一步关注的话题。仰海峰通过揭示克罗齐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的方法论意义,认为在马克思文献的现代阅读中,马克思的文献是需要重新激活的对象,而这种激活与当代的历史与思想情景有着无法割舍的关系。     

从“诠释”走向“激活”

丰子义指出,论从史出,马哲史的文本研究始终是“论”的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但马哲史研究不能是呆板的诠释学,必须以论带史,以问题方式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强化“论”的点击以激活马哲史的研究。杨学功强调,马克思文本的研究必须走出趋史避论的“客观历史编纂学”的误区,只有史论结合,双向互动,互相促进,才能走出马哲史研究的困境与低谷。聂锦芳结合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创作史的具体分析,指出马克思在理论与理论史的关系问题上最具有自觉意识,而这正是今天的“历史阐释学”需要进一步关注的话题。仰海峰通过揭示克罗齐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的方法论意义,认为在马克思文献的现代阅读中,马克思的文献是需要重新激活的对象,而这种激活与当代的历史与思想情景有着无法割舍的关系。     

理论史对于理论而言意味着什么?——从《剩余价值学说史》的写作看马克思如何处理史论关系

丰子义指出,论从史出,马哲史的文本研究始终是“论”的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但马哲史研究不能是呆板的诠释学,必须以论带史,以问题方式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强化“论”的点击以激活马哲史的研究。杨学功强调,马克思文本的研究必须走出趋史避论的“客观历史编纂学”的误区,只有史论结合,双向互动,互相促进,才能走出马哲史研究的困境与低谷。聂锦芳结合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创作史的具体分析,指出马克思在理论与理论史的关系问题上最具有自觉意识,而这正是今天的“历史阐释学”需要进一步关注的话题。仰海峰通过揭示克罗齐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的方法论意义,认为在马克思文献的现代阅读中,马克思的文献是需要重新激活的对象,而这种激活与当代的历史与思想情景有着无法割舍的关系。     

关于范晔史学思想的两个问题

范晔史学思想中有两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一是“以意为主 ,以文传意”。一是“因事就卷内发论 ,以正一代得失”。关于“以意为主 ,以文传意” ,就其史学思想而言 ,与司马迁、章学诚相类 ,这个“意”就是对历史内在本质及其演变轨迹的认识和史家作史的目的。关于“因事就卷内发论 ,以正一代得失” ,这既是史家作史的目的 ,更是史家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的体现。范晔在《后汉书》的纪传中对东汉一代有关教化与刑罚、安置功臣、改良风俗、外戚与宦官对政治的侵蚀、党锢的教训等问题的论议 ,就充分反映了他“卷内发论 ,以正一代得失”的深刻见解。上述两个方面 ,实为认识范晔史学思想的关键     

从“史学经世”看晚清西史东渐的知识史和思想史意义

晚清西史东渐给中国士人带来的,主要并非时下所谓的“西方史学”,而是某些特定的西方历史知识,甚至是片断化、符号化的历史信息和“形象”,因此今日学者宜抛开当下定型的史学命题,重回晚清知识环境,以建构论视角看待晚清西史知识的形成过程。19世纪末“史学经世”观念改造了“史学”的眼光,时人使用的“史学”一词并非指今日作为现代学科的历史学,而是指基于历史性知识的思考和学理建构的总和,“学从史出”的现象为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诸种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同时,晚清输入的西方历史知识和人物故事也极易被特定思想观念操控。学人基于自身思想主张,对西方历史进行剪裁和重构,将历史进程“模式化”,将历史人物“符号化”,原本丰富的面相被简化。研究晚清西史东渐宜融合史学史、知识史、思想史等多种眼光,方能展现其中的丰厚意蕴。     

"流动的"文学史与范式价值--读《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

赫拉克利特说过 :一切皆流。这句名言用在文学史写作领域颇富启发性。像一切历史一样 ,文学史也是“流” ,所谓“流”意味着它既像流水一样是流动的、潮涨潮落的 ,又像时间一样是绵延的、缜密细腻的。自从现代文学界掀起“重写文学史”热潮以来 ,至今仍然缺少令人满意的文学史著 ,一个深层的根源就在于史家的主体思维始终囿于“思潮史 (以理论史、运动史为主 ) +创作史 (或者文体史 ) +作家论”的模式 ,虽谓屡屡求新实则万变不离其宗。尤其是长盛不衰的通过作家论以点带面、以论带史的写作方式往往造成满眼树木难见森林的缺憾 ,很难让文学史…     

“疑古”学说“破坏”意义的再估量——“东周以上无史”论平议

20世纪前半期,在以“古史辨”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文献批判运动的推动下,现代史学的“证据”尺度得以确立,传统“三皇五帝”的上古史系统因此被全盘颠覆,这就是胡适和顾颉刚的“东周以上无史”论的主体内容。“东周以上无史”实质上是一个历史知识论而非本体论范畴内的命题,即他们认为应予推翻的并不是东周以上实际发生的历史,只是传世文献、尤其是权威经典中有关上古史的叙述。在时人看来,现存有关东周、夏商甚至于更早时期的历史记载,天然地缺乏切实的“证据”———“直接的史料”,也就是无法“拿证据来”。既无法“拿证据来”,这些记载便自然失掉了成为真确的历史知识的基本条件。因此,“东周以上无史”实际上是一个被“证据”法则逼出来的结论。在当时普遍不信任传统典籍和历史记载的前提下,又因为实证主义史学家以探求“真实”为最终目的,严格恪守“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戒律,始终无法对漫长的上古历史形成全面的把握,出土材料也同样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事实上,上古史重建工作必须冲破材料及证据的局限,建立在相关理论的基础之上。     

《中国赋论史》简介

何新文、苏瑞隆、彭安湘三位学者合著的《中国赋论史》一书已于2012年4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国赋论史研究”（07JA751034）的结题成果,共56万字。该书作为第一部系统的赋论史专著,以断代分章的形式,纵向描述了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及近代、现当代凡六个时期赋论的基本状貌、历史特点及其承先启后的关系,     

史学是思想

“史学是思想”是一个本体论命题，而“史学是科学”和“史学是艺术”则属于一种对象论、目的论、形式论、功能论的命题。同时，“史学是思想”又不同于科林武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个观点。因为，后者是一个历史本体论的命题，而前者则是一个史学本体论的命题。科学与艺术只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只有立足于“史学是思想”，二者才能被合理地统一起来。所以，史学的思想性永远高于科学性和艺术性。史学是思想，伟大的史家便昭示着思想的高度。     

“四七论辩”与“经世致用”——朝鲜儒学与日本儒学小论

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及,中国宋明理学东传朝鲜、日本后,由于两国历史前提的差异,发生了迥然不同的变化。概而言之,在朝鲜,学者们关心的是儒学的“内圣”之道——修身养性,理学的心性论被进一步完善。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崇尚空理空谈的风气,这种风气阻碍了对自然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朝鲜生产力的发展。在日本,学者们关注的是儒学的“外王之道”——经世致用。这使得日本儒学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理学的中心所在,     

理学与史学之间：宋代义理史学的生成逻辑与内在结构

宋代理学家基于“体用一源”“理事体用”的理学观念,创成了义理史学,明确了“经经史纬,故分体用;经史不离,是为一源”的经史关系,彰显出“由体贯用,以理统事,义理为先,不废史传”的内在精神。按照理学“即天视人”和“即人视天”两种理论模式,义理史学形成了两种著作类型。一种是以胡宏《皇王大纪》为代表的叙述型史学,运用理学中的宇宙发生论和天道运行论,采取“化经为史”的方式,建构出整体性的上古三代史。另一种是以胡寅《读史管见》为代表的评骘型史学,依据理学中的心性工夫论和政治社会论,采取“以经断史”的方式,对战国以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合理性作出评价。湖湘学派的主要学术贡献之一,就是推动宋代义理史学真正发展成熟。     

船山“全其初心”思想及其现代启示SSCI

船山在《读通鉴论》卷十五中谈到了“初心”以及“全其初心”的伦理意义问题,其中凭借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总结品评,以史拓论、以论证史,将“初心”置于人生品德保全和历史进程不忘源头的始基,并与“天下古今之公义”有机地联系起来。彰显出公忠、公道、公义的道义论特质。     

为什么“历史概述”不能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对《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历史哲学”的考察

马克思在1877年撰写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明确反对把自己关于西欧发展道路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究其原因,既有“历史概述”已由典型案例转变为普通个案的历史阐释反思——不足从“史”上升为“论”、难以从“抽象”上升为“具体”,更有对这一时期“一般历史哲学”沦为俄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辩护武器的现实警惕。马克思“历史哲学”从存在的历史性出发,立足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具体历史定向,在民族史与世界史的运动中揭示人类社会的总体历史规律,不仅升华了“历史概述”的时空界定,更构成了关于发展道路的“具体-总体”哲学。它在发展空间、发展模式、发展过程、发展价值上的有益思考,为新时代审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理论自觉。     

读王齐洲《中国文学观念论稿》

我手头的这部三十余万字的论著,既不以“中国文学论稿”为名,也不以“中国文学批评论稿”为名,而以“中国文学观念论稿”为名。王齐洲教授的这一选择,颇有深意。20世纪30年代初,郭绍虞先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学术名著《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册,其自序谈到他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动机时说:“我屡次想尝试编著一部中国文学史,……终于没有更大的勇气以从事于这巨大的工作。……所以缩小范围,权且写这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我只想从文学批评史以印证文学史,以解决文学史上的许多问题。”这里,郭绍虞先生是把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     

新旧“大历史”：前提假设、范围与可能性

近年来,大卫·克里斯蒂安等人已经将“大历史”提升为一种研究过去的新方法。本文将大历史与旧大历史、也就是“普遍史”传统并列。“新”大历史或者以一种连续的神学为基础,或者建立在一种唯物主义形式之上,这种唯物主义被看作人类历史决定因素,或者起源于两者多少有些矛盾的混合。新旧大历史例示的“大跨度历史”与其说是对历史知识的贡献,不如说是这种或那种世界观的叙述化过程。在区分最大跨度历史与“仅仅是”大跨度历史过程中,在历史书写过程中满足大跨度历史要求的更好方法是更适度的尝试,例如,大跨度比较史、网络与交流史、专题史和现代化史。     

“中国民间文学批评史”述史模式的可能性探索

“中国民间文学批评史”的创建和研究,必须解决如何“述史”的基本问题.文学史哲学对文学史研究进行审视,归纳出以“自律论”、“他律论”为代表的两种最基本的述史模式和一些突破“自律”“他律”思维定势而提出的述史模式,这些述史模式在民间文学批评史研究的述史过程中具有不同程度的操作空间和一定的局限性.“综合性的话语分析”,是一种研究中国民间文学批评史的可能性述史模式,它具有较明显的理论生成和实践运用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