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民族主义：论现代儒家思想之“新开展”

［摘要］在 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政治和意义危机背景下，儒家思想之“新开展”，不仅在于重建传统儒学的现代形态以推动儒学的再次发煌，而且还预设有建构民族国家的宏大考量，期待通过儒家思想的“复兴”而实现民族的自我拯救和民族国家的复兴，表现出具体历史情境下文化民族主义的关怀内涵和实践品格，同时也反映出现代新儒家道德主义历史文化观的局限性。     

现代新儒学发展的逻辑与趋向

本文认为，如何从儒家内在的理论立场出发未有通道德理性与理智理性，如何从素重德性的儒学传统中发展出知性主休，以为理智理性在儒学传统中确立内在根据，内在地决定了现代新儒学之发展嬗变。就贯通德性与理性的不同方式而言，现代新儒家分为“尊德性”与“道同学”两个系统。从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历程看，“尊德性”一系的理路在现时代已经到了尽头，而“道问学”一系在实现了根本性变革之后，为儒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它不仅推进了儒学的现代化，而且使儒学获得了崭新的存在形态。     

德性儒学的成就、困境与走向

在西化思潮盛行、传统儒家受到打压的思想氛围中,现代新儒家适应儒学由传统转向现代的大趋势,从弘扬儒家德性入手,掀起了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新儒学运动。德性儒学发端于梁漱溟,中经熊十力奠基,到牟宗三终结。德性儒学批驳西方中心主义,彰显中国哲学的民族精神,接续传统并走出传统,把握人性根本,回应西方哲学的话语,安顿价值世界,挺立道德主体性,开启中国儒学发展的新阶段,做出了历史性的理论贡献。德性儒学未能突破道德中心主义的藩篱,无法从“内圣”中顺利地开出“新外王”,应对以科学与民主为标志的现代化进程,无法为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无法突破“精英儒学”的小圈子,从而陷入困境之中。拘于道德理想主义的情结,过度强调应然,没有直接面对实然,是其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     

墨子刻对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

墨子刻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 ,其著于 70年代末的《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一书从“政治文化”的角度 ,揭示了宋代以后新儒学的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深刻联系。书中最重要的是墨子刻关于新儒学“困境意识”及其相关的“相互依赖的精神气质”的观点 ,以及关于“现代中国与前现代中国之间的一贯性”之论证。本书由五个章节构成 :依赖性与中国家族主义的人文理论、唐君毅的儒家自我完成的概念、新儒家的困境意识、新儒学与中华帝国晚期的政治文化、高涨中的乐观主义和西方时代中互相依赖的精神气质。墨子刻把 2 0…     

走向理想之路 ——现代新儒家的生命力之所在

自近代始,儒学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儒学成了“游魂”。由此,现代新儒家从终极关怀的层面贞定儒学的宗教意义,阐释了其“内在超越”的特征,指明理想性的层面是现代新儒家的生命力之所在。     

梁漱溟“新孔学”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新孔学”以复兴儒学为归趣，严厉批评“五四”反传统主义者的西化道路，试图通过“援西学入儒”的途径，重新诠释儒学精义，凸显儒学在现代的精神价值，化解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内在紧张。本文着重指出，作为对新文化运动的“辩证的反动”，“新孔学”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有着一定的地位和影响。     

论张岱年与现代新儒家

张岱年先生致力于儒学研究,但不认同现代新儒家的儒学复兴论;张岱年先生是新时期儒学研究的杰出代表,但明确表示自己不是新儒家;张岱年先生对现代新儒家是否存在经历了从否定到肯定的认识过程,强调对新儒家的研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与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等大陆现代新儒家有着较深的友谊和深度的学术交流,高度评价现代新儒家的学术贡献;与现代新儒家的唯心主义研究立场方法、"返本开新"的价值取向及重建儒学体系的文化向度不同,张岱年先生提出的"文化综合创新论"文化观,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并主张借鉴汲取西方文化的优良成果,将其精华融合贯通,结合时代精神进行创造性转化,综合创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     

论梁漱溟的“儒”“佛”会通观

梁漱溟是我国早期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一直处于变动之中：从最初信奉西方功利主义，到佛学，再到儒学；不管是哪一种选择，他都走得坚定而有力。他认为儒家和佛教在本质上都是为解决人世问所面对的困惑和苦难，在生命的终极关怀意义上具有一致性。因而，在一定意义上，“援佛人儒”是可能的，是行得通的。梁漱溟是徘徊在“佛”“儒”之间的智者，他的文化哲学带有浓厚的宗教气息和色彩，但归根结底，他认为自己的思想主体仍是儒家的。本文试图对粱漱溟的文化思想进行一个简单梳理，主要包括其人其思想，而侧重点则在于他对“儒”“佛”的选择。     

道统说辩难

本文认为原始儒学的真谛在于修己以安百姓。宋明儒师和现代新儒家所谓的道统并不与此契合。前者的缺失在于“内圣强而外王弱”，后者的误区在于将原始儒学的内圣化、万能化和玄学化。宋明儒师和现代新儒家的理论体系不惟没有使原始儒学获得新的生命力与发展的契机，反而遮蔽了原始儒学之真义，失落了原始儒学的人文精神。     

当代中国文化心态的“爱憎症候群”

去年六月,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夏威夷大学哲学教授、英文中国哲学季刊主编、国际中国哲学会荣誉会长成中英先生来沪讲学。临行前,他对国内有些青年学者把他的观点误解为“新儒家”表示担忧,并希望我有机会替他澄清。近来,朱维铮先生在论文集《断裂与继承》的前言中,提到当前国内学术界的这样一种文化现象:李泽厚先生否认自己倾向于现代新儒家,但他强调儒学传统是中国文化心理的现实存在,强调儒家已侵入中国人无意识的深层等,这也被某些青年学者看作是转向新儒家的表现。     

孔孟儒家的“道德政治学”评析——“守故开新”和“中西结合”之新探

把公德加以私德化，把政治加以道德化，这是孔孟儒家的“道德政治学”的重要特征，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促进和阻碍的双重作用。当代港台新儒家试图用中国文化来改进或完善科学民主制度，其方案是“道德暂退”或“良知坎陷”。出于类似的动机，当代大陆新儒家冯友兰更早给出的方案是“别共殊”。这里提出一个新的方案，可称之为“公德私德互补论”。此方案的关键之处在于借助现代契约伦理学，从理论上切断从私德向公德的直接扩展，且使二者能够同时并存、相辅相成。此方案可以避免前两个方案所面临的困境，从而为旧邦新命或守故开新展现一个新格局。     

何为“内圣外王”？

所谓"内圣外王",并不是孔子、孟子乃至荀子曾说过的、传统的因而是经典的儒学话语,而是一个引起长期争论并言人人殊的问题.它是现代新儒学中的核心概念,表现着现代新儒家对儒学的认同.所谓"内圣外王"是一个什么问题?可以说这有点类似德尔斐神庙上的命题--"认识你自己"的一种体味与思索."内圣外王"就是一个这样的问题."内圣外王"在中国的"文化追求"、"文化理想"中,成为"人"对"此在"的一种"终极关怀",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圆圈".现代新儒家的认同正是在这样一种基础上作出的.     

“启蒙”、“五四”与国学

文章针对第三代新儒家从儒学角度反思“五四”和“启蒙”的某些观点,通过梳理明中叶以来的一条具有启蒙意义的思想线索,可以发现启蒙思想并不只是西方国家的“地方经验”.“五四”新文化运动同这条思想线索有着内在联系,倡导启蒙、科学、民主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并不是西方“文化殖民的产物”.当今弘扬国学或本土文化应该着眼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全局与整体,不应局限于正统儒学,更不应排斥“异端”,因为启蒙思想往往存在于“异端”之中.     

生命儒学的进路与德性幸福的转型——钱穆人生幸福论的意义

秉持深刻的“温情与敬意”,钱穆的新儒学呈现出“生命儒学”的进路。在生命儒学的视域中,钱穆面向社会大众阐释了中国人“现前享福的人生观”和“自求多福的幸福观”,同时又面向文化精英阐释了儒家的心性论和道德论,“孔颜之乐”“尽性安命”“通天人合内外”的论述尽显儒家德性幸福的内在超越。钱穆的人生幸福观具有将传统德性幸福向现代转型的自觉意识,是为中国现代德性幸福论的重要思想资源。     

浅析儒家传统现代转化的家庭动力——以“三纲”权威主义与“五伦”仁爱思想为中心

现代新儒家已基本达成共识，认为儒家传统要想对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诸如“平等、自由、博爱”等业已被中国人接受的价值观念作出有力的回应，就必须在现代进行转化，而这个转化过程应该包含解构和重建的双重任务。以践履为特征的儒家传统哲学，在经历了“五四”的重创之后能否重构中国人真正的精神价值追求。儒家“三纲”体制下形成的权威主义心理被中国人全盘否定的同时，也导致了现代中国人权威意识的缺失。抛开“三纲”在历史上曾经的政治控制目的，以“三纳”权威主义和“五伦”仁爱思想之间的互动模式为镜像，可以为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提供一些心理文化动力。     

孔子之“道”与儒学重构——从朱熹、牟宗三的道统论说开去

“道统”是儒学的核心观念之一,用以表征儒家根本精神的传承统绪。道统作为儒学的深层内核,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儒学的基本概貌和形态。朱熹以“心传”、“心法”为其道统论的主要意涵,构筑了以“道心”与“人心”、“理”与“气”、“天理”与“人欲”为基本特征的“二世界”的哲学;牟宗三则以“心体即性体”、“即存有即活动”释道统,建构了其道德形上学。在“后新儒学”的视域下反思宋明理学空谈理气心性,现代新儒学引向超越绝对的偏失,致力于当代儒学重构时,重归孔子之“道”,确立儒学“新道统”或许应是基础性的理论环节。     

论当代新儒家的民主政治思想

在儒学通向现代民主的过程中,当代新儒家遇到的难题是未能从"内圣"中开出新"外王"。为了摆脱这一理论困境,当代新儒学必须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因为心性儒学标出的是儒家的道德理想,政治儒学标出的是儒家的政治理想。我们应建立一个适合现代中国国情的经济基础与民主政治体制的良性互动机制,从而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的进程,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     

青城论道,古堰颂德——“儒家德治思想与现代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评述

由中国哲学史学会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等单位联合起发的“儒家德治思想与现代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对儒家“德治”理论和儒学“以德治国”思想及其当代价值进行了深入讨论 ,就一些学术问题在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     

试论钱穆与余英时的儒学观

钱穆、余英时以史学立场为学术路向论述儒学,他们不仅推崇宋明理学,而且对于清代“道问学”精神评价甚高,并指出宋明与清代之间存在学术渊源。这与现代新儒家独尊宋明理学,语垢清代学术的哲学立场不无抵牾。然而,就其复兴儒学和寻求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来看,他们仍然相互同情,心有戚戚焉。因此,钱、余与现代新儒家虽“道不同不相为谋”,但仍可被视为20世纪复兴儒学这一学术思潮的新儒家。     

从“首届两岸新儒家会讲”看当代儒学的发展危机

"首届两岸新儒家会讲"暴露出当代大陆儒学的复兴运动存在太多潜在问题,隐藏着当代儒学发展的深刻危机,需要从学理上进行深入辨析,正本清源。本文从"两岸新儒家"与"康党"的内含辨析指出"康党"已经背离儒家与儒学宗旨,存在着篡改、歪曲、利用孔子儒学,而使儒学再次蒙羞的理论风险。由此次会讲亦可看到儒家宗旨的迷失,儒学被无情而肆意的利用,体制内儒家的集体失语等当代儒学发展的新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