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水市的"新型生育文化扎根工程"特色活动

衡水市饶阳县五公镇邹村3300人,6年无计划外生育,是计划生育"合格村"、"文明村"、"小康村".人人讲文明,户户比致富,已成为该村的一种时尚.该村村民之所以人心思富,人心思进,就是该村把弘扬婚育新风作为宣传工作的主要任务来抓,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人类学视野中的"无国籍女人"——以广西大新县A村为例

A村是位于中国广西边境地区大新县的一个村庄。该村村民主要是壮族,和越南邻村边民属于同一个民族。自从20世纪80年代末中越关系改善以来,该村与越南邻村边民之间的跨国婚姻越来越多。特别是自1994年该村附近旅游开发以来,A村的经济条件有所改善,吸引了更多的越南妇女嫁入该村。然而,这种必将越来越普遍的跨国婚姻,由于种种原因,难以有正常的婚姻登记,导致这群越南妇女难以取得中国国籍、户籍,最后导致这群嫁入中国、在中国生活并生儿育女的越南妇女成为“无国籍女人”,最终导致她们产生了社会身份认同的危机,这使她们无法认同自己是中国人。     

吕祖谦与张栻交游详考——兼谈南宋初年"东南三贤"之由来

朱熹、张栻、吕祖谦并称南宋初年的“东南三贤”,其中吕、张交游学界尚无专论,然却是分析此学术共同体之由来以及内在构成的关键。特别是吕、张为期两年的严州、临安之会,当是学术史上一大被忽视的盛事;二人约十二年的论学,以及“不在场者”朱熹的书信参与,影响了他们学术的发展。“东南三贤”中的学术领袖当为张栻,而撰述、发问推动最多则是朱熹,吕祖谦则以张、朱之后学自居。张、吕去世之后,学术共同体自然解体,朱熹的地位日愈重要,然而其议论则使后人对浙学、湘学之认识发生偏差,故梳理吕、张交游,并还原“东南三贤”由来历程,当极有必要。     

中央政治局新一届常委的往事剪影

习近平闪光的知青岁月习近平9岁那年,身为国务院副总理的父亲习仲勋遭受政治迫害,开始了长达16年被审查、关押、批斗、下放的岁月。1969年1月,不到16岁的习近平来到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插队。一待,就是7年。不少梁家河村民记得,习近平带了满满一箱子书,同来的15个知青中,他的行李最重。梁家河年轻人常去习近平的窑洞,借书,听他讲外面的事。梁家河村口立着一块石碑,上书"陕西省第一口沼气",旁边墙上有一幅宣传画,以习近平带     

从"贼巢"到"邹鲁乡":明末清初粤东大埔县白堠乡村社会变迁

明末清初的粤东地方社会经历了一个由“乱”到“治”的过程。文章以大埔县百堠村为个案,具体探讨该村在由“贼巢”到“邹鲁乡”的变迁过程中,乡绅阶层的产生及其对地方社会变迁的影响和作用。对于认识粤东地方社会转型的细节和内在机制,理解客家传统社会,这有着重要意义。     

真爱“有私”

吕妈妈就是我老妈,是简单勤劳节俭朴素爱唠叨没多少文化的千千万万中国妇女中平平凡凡而独一无二的一员。因为我爸爸姓吕,妹妹某日突来兴致,冲着妈妈嚷“吕妈妈”。在妹妹的长期荼毒下,妈妈也开始笑称自己为“吕妈妈”。     

安多热贡地区的民间宗教活动——对年都乎"於菟"节及其二郎神信仰的考察

被列入我国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土族"於菟",流传于青海省同仁县年都乎村,是当地特有的一种民俗文化形态,于每年农历十一月二十日举行,其中包括念平安经、人神共娱、祛疫逐邪等仪式.关于年都乎"於菟"节的由来方面,目前主要有楚风古舞说、古羌文化遗存说、多民族文化融合说等多种学说.从历史看,热贡年都乎土族的"於菟"神舞及其"二郎神"祭祀活动,与该村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民族构成,以及其生产生活方式有着必然的联系,并且由于社会条件的不同而形成了流传方式上的不同特点,成为一种融宗教、文化、艺术为一体的民间傩文化形态.     

农村社会保障的新思路——河北省尊祖庄村调查报告

社会保障是关系国计民生的一个重要问题.我国是一个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大国,建立一套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刻不容缓.本文通过对尊祖庄村村情的调查,了解农村社会保障的现状,意图从文化的角度,探寻该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成功经验,从而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提供参考.     

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状况及文化适应研究——以南宁市万秀村为例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民工群体已成为城市社会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然而农民工在城市中却一直处于边缘化的地位,精神文化生活严重滞后。本文以南宁市西乡塘区万秀村为例,深入分析居住该村的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现状、主要困境以及造成困境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改善城市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促进农民工文化适应的若干策略。     

西狭《吕蕡题名》《吕大忠题记》考

甘肃成县西狭东口鱼窟岩新发现两处摩崖题刻,分别由北宋陕西蓝田吕蕡、吕大忠父子题写。《吕蕡题名》刻于宋皇祐三年(1051)吕蕡任同谷令时,《吕大忠题记》则是二十年后吕大忠路过同谷偶见父亲题名时有感而书。摩崖至今保存完好,字画如新,这是考察蓝田吕氏父子宦游陇南的重要文物史料。     

《吕凤子传》对传记文学的启示

三十年前,中国美术界人无有不知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吕凤子者。1958年,江苏成立省国画院筹备委员会,吕凤子任主任,而傅抱石、陈之佛是委员、于此可见吕凤子在美术界、美术教育界的地位。可惜的是,吕凤子先生于1959年逝世,其后不断的政治运动,吕凤子先生几乎湮没无闻。但是,历史是公正的,我国新时期到来,吕凤子先生终于得到了应有的崇高的评价。1985年10月,江苏省文化厅、教育厅等单位在丹阳隆重纪念吕凤子先生诞辰100周年,并举办吕凤子画展。过了七年,今年5月,朱亮撰写的《吕凤子     

自由与辩证法：埃吕尔技术哲学的另一种解读

国内学界对埃吕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介绍和评析埃吕尔技术自主性思想上。对埃吕尔的技术哲学思想的研究没有结合他的社会学思想和宗教伦理思想,没有从整体上解读他的思想。埃吕尔的著作作为一个整体,其中心线索就是自由。埃吕尔认为,技术已成为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人类的自由在对技术环境的抗争中展现自身。辩证法是为自由而奋斗的核心,辩证法是表达人类自由的思考与行动的辩证法。因此,自由与辩证法为我们解读埃吕尔的技术哲学思想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冯村村民姓名所反映的社会文化信息

本文是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研究分析了该地村民命名的格式、命名格式的沿革、命名所含的社会文化信息，以期研讨社会变革对该村村民命名的影响     

习近平:苟富贵 不相忘

正1994年,陕西省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村的吕侯生右腿患了骨髓炎,在当地医院治疗两个多月,花了6000多元仍不见好转。本来就贫困的吕侯生已债台高筑,农村那时又没有医保,再说当地的医疗水平也有限。在这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了当年来村里的下乡知青——习近平。那是1968年,习近平从北京来到陕北贫困的梁家河村插队,就住在吕侯生家的窑洞里。习近平不会做饭,吕侯生与习近平虽然年纪相仿,但母亲去世早,从小学会了做饭,习近平就主动     

浮出历史地表——吕碧城散文创作论

吕碧城的散文创作,虽未在语言与体式上作根本性变革,却显示出独特＂新质＂。其丰富的内涵,开阔的视野,出色的心理描写与对女性叙事权威的建构,长期以来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事实上,无论是纪事写人、描景绘物,还是议论时局、剖析事理,吕碧城均显示出非同流俗的见识,并以此支撑起散文内涵的丰富与深刻。吕碧城擅长写梦。在她笔下,梦境描写常被纳入心理描写之中。梦幻的心理化,使其记梦散文具有类乎现代精神分析的崭新文学效果。吕碧城还在散文创作中抛开女性前辈们的＂他性＂叙事选择,着意建构女性叙事的权威。深入探讨吕碧城散文创作,使其＂浮出历史地表＂,对于吕碧城研究及民国时期文言写作研究,当有重要意义。     

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的问题和对策——以云南省新平县大沐浴民族文化生态村为例

本文以云南省大沐浴民族文化生态村为例,分析了该村的自然和文化资源,提出大沐浴村旅游开发中存在的问题是特色不突出,缺乏整体开发意识;村寨的旅游收入低,村民积极性不高等问题。最后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和建议,提出村寨旅游在开发中要注重保护,以实现生态民族村的可持续发展。     

"误读"还是被"误读"——《红楼梦评论》新解

用比较研究和影响研究的模式解读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结论有明显的平面化倾向。而在文化阐释的视角中可以发现,王国维在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过程中,灵活运用了各自的相关因子构建了自己的体验和解读,王国维照搬叔本华哲学观点的得出是重视文字文本、轻视文化文本的结果。     

跨文化交际与"红楼梦"的"情"文化

当今社会,跨文化交际活动日趋频繁。一直以来跨文化交际研究主要集中于不同国家民族的主流文化之间,对于同一文化中的不同群体间的跨文化交际研究相对较少。而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对众多人物间纷繁复杂的关系的描写正体现了这种跨文化交际。在研究分析这些交际的同时,笔者发现这些跨文化交际与书中的“情”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可以说,“情”文化奠定了跨文化交际成功的基础。本文尝试对“红楼梦”一书中这种群体间跨文化交际进行初步的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剖析“情”文化对于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性,从文学作品中提炼出对社会语言学有价值的东西。     

"期待视野"与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

“文化误读”是文学翻译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本文运用接受理论的核心观点 ,探讨了文学翻译中“期待视野”造成“文化误读”的理据 ;从译者的角度 ,分析了“期待视野”中文化意象、语言的文化内涵对文学翻译造成的影响 ;从译文读者的角度 ,分析了同一时代的读者和不同时代的读者不同的“期待视野”对文学翻译的影响 ;文章最后指出文学翻译中出现的“文化误读”有着消极的作用 ,但也有着积极的意义     

徽州文化视野下的乡村治理——以绩溪宅坦村为例

乡村治理的状况如何关乎转型期农民问题的解决。文章以安徽绩溪县宅坦村为例,考察了该村的乡村治理现状及其特点,认为它由于有传统文化的支撑才得以呈现出比较理想的状态,因而我国的乡村治理不能忽视对传统文化资源的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