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与史源学及《日知录》研究——《日知录校注》编者前言

《日知录》在引用资料时一般既不注卷数,也不注起止,引文与顾炎武自己的文字混淆不分。通行的《日知录集释》非但没有区分顾氏原文与引文,而且进一步混淆了《日知录》所引书的注文与顾氏自注。陈垣《日知录校注》将《日知录》所引之文一一找出或核实其出处,注出书名、卷数或篇名,标明起止,还对各种版本及抄本《日知录》进行了校勘。该书不但能帮助读者正确认识《日知录》,它所揭示的史源学和考证方法,也富有启发意义。     

评上世纪九十年代两种《日知录》校注本

《日知录》是顾炎武的重要著作,该书引用古籍"例不注卷数,又不注起止,每每与自己文章相混",使"读者不能分辨何者为引文,何者为亭林议论"(陈垣语).黄汝成《日知录集释》被称为"《日知录》最为精善的版本",但其注不但不解释《日知录》原文,反而常把原文拦腰截断.岳麓书社1994年版《日知录集释》和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日知录》以黄本为底本,虽然做了大量校注工作,但在引文起讫、断句、校勘等方面仍存在大量错误.陈垣遗稿《日知录校注》将《日知录》的引文尽行找出,并进行了溯源、校勘和订正.     

顾炎武《日知录》在日本汉学的影响

文章就顾炎武《日知录》一书对日本汉学的影响,从清代学术史、日本馆藏《日知录》版本、日本汉学家论顾炎武与《日知录》三个方面,作了初步探讨。     

《日知录》对《昭明文选》作品的阐释与订误

顾炎武《日知录》对《昭明文选》入选作品的阐释与订误多所创获。其阐释主要表现为对作品中疑难读音、字义、用韵进行了考辨 ;其订误主要表现为对伪作的误收、作品内容的失真、各家旧注的误注等进行了订正。     

《日知录集释》标点辨误

秦克诚先生点校的《日知录集释》用力甚勤,也给读者提供了诸多方便,但仍有少量标点讹误,今摘出数十处,同时加以改正,并适当予以说明。对道光十四年嘉定黄氏家刻本《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影印)中的几处原文错误也一并予以指出。     

顾炎武“孝悌”论管窥——立足于《日知录》的考察

顾炎武提倡"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主张"学问在性命,事业在忠孝",在其代表作《日知录》中,既有博赡通贯、详究本原的实事求是的严密考据,也有理论联系实际、注重践履笃实的道德提倡。《日知录》反复推崇"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并对历史和现实中的不忠不孝的行为进行了无情鞭挞。只有充分关注顾炎武"孝悌"思想的研究,才能完整地展现出顾炎武的学术和思想体系。     

《日知录集释》(全校本)点校献疑

栾保群、吕宗力校点的《日知录集释》(全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在迄今《日知录集释》点校本中最为精善,但其标点及校勘方面仍偶有可斟酌之处。本文尝试摘出标点错误20处,校勘问题6处。     

顾炎武《日知录·禁酒》的王道酒政观

顾炎武一生于酒,经历了年轻时的好酒善饮、中年后的即兴畅饮和晚年时的非礼勿饮.《日知录·禁酒》之意并非提倡禁止酿酒、买卖酒和饮酒,顾炎武在其中所提"先礼后刑"的酒政理念表明,他是继承了 自孔子以来的传统儒家"德治"思想,而主张"以德治酒":先之以酒礼之教,后之以酒刑之罚.其"禁酒"概念属于"后刑"范畴,是指当以酒礼教民无效或失效时对涉酒的悖礼之事所采取的惩戒手段.在顾炎武的酒政思想中,酒礼与酒刑在政治功效上是相辅相成的,它们构成王道酒政的两个方面:酒礼是防酒患于未然,酒刑是惩酒罪于已然.     

顾炎武《日知录》的词汇、词义研究及其现实意义

《日知录》有丰富的词汇、词义研究内容,如解说词源、词的历史发展、复合词构成理据、词义演变、词义分化、词的多义性、词的古义和僻义、复合词的偏义性、古籍正确释义等;这些对现代词汇学、词义学研究有直接的借鉴意义。     

顾亭林《山东考古录》考释

关于顾亭林《山东考古录》的成书，《四库全书》及《续山东考古录》孔宪庚等学者序皆认为其是《山东通志》的“遗稿本”，完成于《山东通志》之后。据笔者考证，《山东考古录》成书时间为顺治十八年，而《山东通志》实际上是初修于康熙十二年，明显晚于《山东考古录》。同时，通过《山东考古录》与《日知录》初刻本、三十二卷本及《日知录集释》、《日知录刊误》内容的详细勘比，对《山东考古录》的几处阙误进行了校正，可以进一步认识《山东考古录》和《日知录》的关系。     

论《日知录》的训诂成就与学术贡献

《日知录》的训诂成就主要体现在经学考辨、史学考辨、考证典章制度、考释文字、考释词义、解释句意、揭示修辞手段、考释用典和校勘文字等方面。《日知录》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顾炎武对经学、史学的考辨,对清代学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二,顾炎武对小学（文字、音韵、训诂）的研究,对清代学者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三,顾炎武开启了清代＂实事求是＂的治学学风。     

论《施注苏诗》的邵长蘅补注

清人宋荦购得明代毛晋原藏的宋嘉定刊本施元之、顾禧、施宿的《注东坡先生诗》,由诗人邵长蘅整理。邵除删节尚存的三十卷原文之外,还与李必恒对所缺的十二卷进行补注。邵长蘅将补注的重点放在典故的出处方面,指出注苏诗之典是一大难题,并对引诗注诗的风气持保留态度,所补典故出处往往早于宋代的苏诗类注本,还补注了类注本完全失注或不够全面之处。邵长蘅还进一步辨正了类注本的错误,首先批判了分类体例,继而又撰《王注正讹》,驳正了类注本所引之文与原文不符、所引篇名不正确、因附会苏诗而改动原文、所注与事实不符等错误,但同时也存在误驳旧注、持论过苛、态度偏激、学力有限等失误。     

写什么书和读什么书

一个作者写书，要写什么样的书呢？顾炎武的说法是：“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不可无，而后为之，庶乎其传也与？”（见《日知录》卷十九“著书之难”条）接着，他举了实例：“宋人书如司马温公《资治通鉴》，马贵与《文献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而其中小有舛漏，尚亦不免，若后人之书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传，所以然者，其视成书太易，而急于求名故也。”其实他自己的这部《日知录》，也就是他“以一生精力成之”的“后世不可无之书”。     

顾櫰三《补五代史艺文志》小说著录平议

顾櫰三《补五代史艺文志》搜罗广,刻本多,影响大,错误也多。其著录小说63部,完全无误的仅1部,有错讹的33部,有争议难以断定的29部。错误主要体现在:误收、重出、作者有误、书名有误、卷数有误、作者不实、人书不符等。错讹或因失考,或因粗疏。失考包括误收唐宋著作、误收明代伪书、卷数失考、作者失考等。粗疏包括连带致误、文字误会、同类重出、走眼而误、因形而误、因声而误、残缺遗漏等。一斑可窥全豹,小说著录是整个补志的一个缩影。顾氏长于史学,《补五代史艺文志》出现诸多失误,让人怀疑顾氏并未进行最后的整理、定稿工作,这可能跟其身前身后遭遇有关:屯蹇不遇,客死异乡;子孙零落,后继无人;遗稿流失,若存若亡。因此,在指出其错误的同时,也应给以了解之同情。目前学界关于顾氏《补五代史艺文志》的研究还很欠缺,亦欠深入,此一考察,希望对五代著述整理、古代小说的整理及顾氏其人其作的研究有所裨益。     

《广韵》引《说文》释义考释三类

《广韵》引《说文》旨在释义,《广韵》引文与大徐《说文》表现三类情况:完全相同、准相同、不同。通过《广韵》引文与大徐《说文》比较,梳理分类兼论得失。     

《经典释文》引《说文》资料与大徐本《说文》比较

将陆德明《经典释文》所引《说文》有关释义的资料与今存大徐本进行分类比较,认为陆氏引文确有许多条目对于今存大徐本《说文》具有一定的校勘价值,然亦有陆氏误引以及流传中出现讹误等情况,在利用其校勘今本《说文》时,要注意分析、鉴别。     

《管子注》三论

《管子注》是《管子》研究领域的一部重要著作。文章首先对与《管子注》有关的作者、卷数及“轻重”篇注解问题进行讨论，其次简述了《管子注》的内容及特点，最后对其在《管子》研究史上的地位作出尝试性评价。     

《太平御览》引《论语》考

《太平御览》征引《论语》数量繁多,在沿袭类书编纂体例的同时又呈现出引文形式灵活多样的特点.在所征引的条目中更包含很多异文,这些异文不只与《论语》有出入,而且与很多古本的记载也有差异,通过对其异同的考辨可以为今人研究《论语》增补资料.《太平御览》在保存古籍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引文方面也存在一些不足,在利用时要以审慎的态度对待这部“类书之冠”.     

《玉海》征引《史记正义》佚文考索——宋人著作征引《史记正义》佚文考索之一

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系学术价值最高的《史记》古注之一。宋人合刻《史记》三家注时,以《史记集解索隐》为本注,以《正义》为增注附刻其内。编刻者为减少与《索隐》注文的重复,对《正义》删削独多。自《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合刻本》风行于世,单本《史记正义》遂湮没以至失传,明人已无缘复睹《正义》全貌。20世纪初叶,日本泷川资言从传入彼邦的《史记》古本栏外标注,手辑《正义佚存》一千余条,后散入《史记会注考证》相应《史》文之下,自谓"略复张氏之旧"。然而宋人吕祖谦、王应麟、胡三省等人著作中大量征引单本《史记正义》,泷川均未寓目。笔者从王应麟《玉海》辑得所引《正义》105条,其中67条为《史记》三家注合刻本所遗佚。这批《正义》佚文对深入理解《史记》文义甚有价值,尤其是所引张华《博物志》,为解决司马迁生年疑案提供了确切的文献根据。     

刘向《列女传》版本考略

《列女传》是刘向晚年编写的一部著作,＂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璧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共八篇。＂他以此书当谏书,＂言得失、陈法戒＂,＂以戒天子＂。由于流传年代久远,关于《列女传》的卷数,众说纷纭,仅宋一代就有七卷本、八卷本、九卷本之别。现存版本大致可归纳为南宋建安余氏勤有堂本（《文选楼丛书》影刻本）、顾氏小读书堆重刊南宋建安余氏勤有堂本、明正德、嘉靖本、明万历刊本、清《四库全书》本（简称＂库本＂）、清三家校注本。文章试以时间顺序对《列女传》的卷数及版本进行梳理,以辨其版本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