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文秀大理政权与刘道衡出使英国——兼对刘道衡《上英皇表》辨伪

刘道衡没有杜文秀大理政权授予的出使英国使节的正式委任状及大理政权正式授予的官员职衔,他不具有杜文秀大理政权委派的"使臣"的合法身份.划道衡所带交英国印度事务部的<上英皇表>不是从大理带出的,而是在缅甸形成的.其他说明献"大理所管之地"的图、"献土称臣"及要求出兵援助的信件,都是离开大理以后形成的,不具有杜文秀大理政权直接授权处理的合法依据.这些离开大理以后在云南以外形成的<上英皇表>及信件本身,不能证明刘道衡具有大理政权"使臣"的合法身份.诸种史实表明,刘道衡不是杜文秀派出的"使巨",他以杜文秀"义子"的身份充当杜文秀派往英国"使臣"的身份是假的,是他脱离柳映苍派出的以马似龙为首的使团后自封的.     

杜文秀"卖国"说辟谬

时杜文秀有"卖国"的谬说,起于一张所谓"大理回教国"的传单和所谓"大理使臣"这两件勾当.前者是外国侵略者捏造的,后者则为刘道衡这个卖国败类干的骗局.那份以阿拉伯文所写的传单,是出自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捏造,其目的是要侵占云南.而所谓"大理使臣"则是刘道衡个人搞的骗局,刘在伦敦活动无果,被送经君士坦丁堡回国,他在君士坦丁堡的活动也毫无结果,待回到仰光,大理已被清军攻破,从此他便在英属印度政府下过活.根据考证,刘道衡并不是杜文秀义子,也非杜文秀部属,他是一个闯进大理的曾流浪外国多年、与英法殖民主叉者有勾搭的大骗子,他的所有行为与杜文秀无关.     

杜文秀对外关系以及刘道衡"使英"问题的研究

杜文秀在对外关系问题上,他的态度是完全正确、坚决的,即决不允许侵略者以"探险队"的名义进入云南探测道路、绘制地图等,并命令他们即刻离境.而所谓"回教国"问题,不过是一份散发在西藏、四川等少数民族地区的阿拉伯文传单,被称为是一份"稀奇古怪的文件",早在100多年前有人就否定这份传单与大理政权之间存在什么关系.至于刘道衡出使英国,通过大量的新的资料研究显示,如<上杜公书>与<上英皇书>的剖析,英缅政府及伦敦方面对刘的怀疑等等,刘的所谓出使英国完全是他个人的行为,他以各式各样的手段从政治到经济,都满足了自己的欲望.而所有这一切,均与大理政权无关.     

刘道衡《上杜公书》剖析

<上杜公书>不是刘道衡呈文的原件,而是刘道衡已经流落缅甸时期编辑诗文集时的文稿副本的传抄本,到沙元的文稿抄件已经是第四次抄本,早已不具有杜文秀大理政权帅府文献的价值,用现代语言说,就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材料,不能作为评论杜文秀大理政权外交政策的证据或依据.在刘道衡诗文集文稿末所抄录的"大元帅批"文,也看不出是否是"大元帅批"文的原貌.刘道衡呈送<上杜公书>后,并没有移送帅府内阁审议,并对审议结果作出裁定.仅有杜文秀个人对他文章的评论,称之为"古文好手",没有涉及他的献策内容,更谈不上是否采纳他的献议,刘道衡谋求出任大理政权派赴英缅专使的企图也落空.     

杜文秀使英问题辨误

杜文秀从未同任何外国政府建立过什么关系,到过大理的仅有法国安邺所率领的探险队,但当即被杜文秀所驱逐。所谓回民使节这一杜文秀被谴责的主要事件,先是由腾越柳映苍所策划,继则由刘道衡在其中扮演主要的角色。从英缅政府行政日志所揭露的事实来看,刘道衡的使英与杜文秀并无关系。这个近似闹剧的历史小插曲之所以被大肆渲染,是英国在印度和缅甸当局由于政治上的需要而制造出来的。真相如此,对杜文秀的谴责自然无从成立。且不论云南回民在反抗清政府统治者的斗争中的英勇表现如何,事实上,由于云南回民起义的结果,在杜文秀的直接抗拒或是起义的间接影响下,英法窥探云南的计划受到打击,被推迟了18年。因此,杜文秀在这场英勇斗争中的领导地位,是不应加以湮没的。     

杜文秀大理政权是“封建割据政权”吗?

本刊2010年第1期《杜文秀卖国说辩诬》栏目,共刊出3篇文章,第1篇文章是林荃先生的《杜文秀大理政权是封建割据政权吗?》文章对高鸿志先生在其所著《英国与中国边疆危机》一书中一些诬蔑杜文秀及大理政权的观点进行驳论。高鸿志先生于1998年在黑龙江出版社出版了《英国与中国边疆危机》一书。他在书中认为杜文秀派使赴英乞援,杜文秀受了刘道衡的愚弄,派其出使英国,从而在对外关系中铸成大错。因此,有必要继续探讨杜文秀政权对外关系中所犯严重错误的根源。所谓的根源是指阶级根源。高鸿志先生在《杜文秀在对外关系中所犯严重错误的根源》一节中,探讨了杜文秀对外关系中所犯严重错误的阶级根源,认为大理政权掌握在地主阶级手中,大理政权仍属地主阶级性质,是封建割据政权。高鸿志先生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杜文秀大理政权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割据政权。第一是当时的社会状况、阶级斗争形势及其与杜文秀起义的关系;第二是给杜文秀划分阶级成分,杜文秀是出身回族士绅家庭;第三是从几方面来论述大理政权仍属地主阶级性质。林荃先生就这三个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和反驳,史料翔实,立论公允。尤其是作者以大量史料,阐述了19世纪中叶杜文秀起义的历史背景和对近代云南社会的影响。他认为杜文秀...     

谁为杜文秀平了反——为田汝康先生逝世两周年而作

著名人类学家、史学家田汝康教授澄清了杜文秀历史疑案.此案的起因,最初是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一位研究人员根据第三手间接资料,写文章提出杜文秀起义时意图出卖云南给英帝国主义.文章引起当时一位领导人的关注并约见了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等人,谈话中又将杜文秀与新疆的阿古柏扯在一起.受当时政治环境影响,苑文澜在1954年8月修订、1955年9月出版,称为第九版的<中国近代史>就增加了斥责杜文秀"勾结英国侵略者"、是"祖国和起义军的叛卖者"等内容.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杜文秀对外关系历史疑案可以说是"上定",而田汝康先生能根据早年阅读过的资料对这些说法"抱怀疑态度",继而又应云南回族同志的要求进行研究和辩误,需要极大的勇气,真正体现了一个学者的良知与良心.     

《云南杜文秀建国十八年之始末》重要“史实”质疑

1936年,《逸经》文史半月刊连载了何慧青先生的《云南杜文秀建国十八年之始末》。全文分“杜文秀事略与洪秀全之比较”、“杜文秀革命之背景”、“建国大理之规模制度”,“占领之区域”、“战事简述”、“和议之经过”、“中心人物传略”、“军事与兵制”,“杜文秀之失败”、“结论”等10章,为当时少有的作品,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尤其是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云南省分会于1940年将其翻印成书后,此书在回民中间广为流传,影响更大。如马聪先生在为该书作序时写道,“近阅《逸经》文史集刊,获读何君慧青所著《杜文秀建国十八年始末》记一书,搜集故实,不蔓不支,以客观之态度作系统之叙述……诚为近时不可多得之史料。”     

试说杜文秀服毒赴清营的性质

杜文秀是清咸丰、同治年间云南迤西各民族人民反清大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以他为首的起义政权——大理政权坚持反清斗争十六年,给清王朝在云南的反动统治以沉重打击,在近代云南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1872年12月,在大理城即将被清军攻破前夕,杜文秀为避兔清军屠城,决定在服毒后去见清总兵杨玉科。他被送到清营后,立即被杨杀害。     

《杜文秀起义研究》序

2006年是杜文秀领导的有回、汉、白、彝、景颇、傈僳、纳西、傣、藏等民族参加的反清大起义150周年。在这可纪念的年份,在这云南反封建斗争开始的年份,我省资深研究员、杜文秀起义研究专家林荃先生的《杜文秀起义研究》一书的面世,可谓给这次远去的农民起义献了一份厚礼,给人以空谷足音之感!林荃先生是我省杜文秀起义研究的知名专家,早在上世纪50年代即对杜文秀领导的咸同云南各民族大起义产生了浓厚兴趣。1959年到云南省历史研究所工作后,在广征博采历史文献的基础上,还走出书斋,深入滇西大理、保山、腾冲等地,访之乡村,询之父老,调查杜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