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作为一种现象的社会学观察

离婚制度作为最基本的一项社会制度,发挥保障、补救和惩罚等重要作用,离婚更体现着追求生活质量、婚姻幸福的现代文明理念,同时离婚也带来一些社会问题。运用社会学的研究视角,从离婚率、社会制度、现代性和社会问题四个纬度对离婚现象进行分析,进而指出,离婚这一社会现象,在较大程度上担任社会危机的风向标和睛雨表角色,体现社会的发展阶段、社会的流动程度以及社会的重新整合与稳定。     

离婚:一项社会学视角的思考

离婚是一种法律规定和个人行为,离婚率的变动深刻地体现出社会的风向与变迁.离婚制度作为一项最基本的社会制度发挥着保障、补救和惩罚等重要作用,离婚体现着追求生活质量、婚姻幸福的现代文明理念,同时离婚也带来单亲家庭、问题子女、社会失范等社会问题.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伴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跃进、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流动人口的剧增和多元并存、新旧更替的价值观念发展.如何构建和谐稳定的家庭关系、如何应对离婚率的趋高态势将成为重中之重.     

自由离婚的立法理念及其婚姻法修正案修改建议

徐安琪、叶文振在《东南学术》2 0 0 1年第 2期撰文《自由离婚的立法理念及其婚姻及其婚姻法修改操作化》指出 ,离婚的立法原则从限制离婚到自由离婚是时代的进步 ,也是社会文明的标志之一。在诠释自由离婚立法理念时需要摈弃某些错误理解 :“自由离婚即鼓励离婚”、“自由离婚即轻率离婚”、“自由离婚即无成本离婚”。文章对现行婚姻法的司法解释和法学界所一致认同的“判断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 ,应当从婚姻基础、婚后感情、离婚原因、夫妻关系的现状和有无和好的可能等方面综合分析”提出质疑 ,并指出只有“有无和好可能”才是判断“夫…     

乡镇婚姻稳定性下降成因及对策思考

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条件越来越好，物质的享受越来越高，可对比物质贫乏的年代，人们对现实生活的满意度越来越不高，尤其是对婚姻的满意度越来越不高。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离婚率进入了快车道，乡镇的离婚率也越来越高，为此，在保障公民个人离婚自由权利的同时，我们应当看到社会为离婚自由所付出和将要付出的代价，已经影响到社会的和谐，这应当引起社会的重视。     

正确理解“离婚自由”,反对轻率离婚

在对待“离婚自由”的问题上,在司法实践中和法学理论界,曾经引起过热烈的讨论,许多报刊都登载了这方面的文章。归纳起来,不外有两种意见:一是“从宽说”,即离婚自由是法律允许的,如果夫妻感情破裂,调解无效,即应准予离婚。二是“从严说”,即离婚自由虽是法律所规定的,但因为家庭是社会的基础,如果离婚太轻率,便会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造成恶劣的影响。应该如何正确对待“离婚自由”,确实是一项值得重视的社会问题。正确处理离婚问题对正确贯彻新婚姻法,保护男女双方的切身利益,改善和巩固家庭关系,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和提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方面都有重大的意义。     

从“有义则合,无义则去”到“非有大故,不得出妻”——论唐宋时期离婚观念的转变

在中国古代社会,人们对于离婚的观念经历了从离合随意到耻于离婚的巨大变化,这一变化的关键在唐宋时期。唐宋之前夫妻之间是有义则合,无义则去,唐宋时期社会对于离婚逐渐持否定态度,非有大故,不得出妻。发生这一转变的原因首先是国家加强了对离婚行为的规制,以达到社会控制的目的。其次,唐宋时期结婚和离婚成本的增加促使人们对待离婚问题采取了更加谨慎的态度。最后,佛教的社会化导致佛教教义中姻缘天定、因果业报等宗教理念深入人心,慑于业报轮回的威吓,社会观念逐渐认为离婚是丑行。唐宋时期离婚观念的转变促进了社会组织结构的稳定,维护了社会关系网的平衡,从而实现了国家的政权稳定和社会发展。     

社会主义是现代人类解放和自由发展的主旋律(下)

三、现代社会主义运动是现代文明主体争取解放和自由发展的进程 现代文明主体也就是现代社会主义运动的生体。根据这个主体的利益和意志,形成了现代社会主义运动的目的、内容和形式。虽说由于具体历史条件的差异,不同国家和派别对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解及采取的方略有所不同,但从一般的意义上说,又都是现代文明主体争取解放和自由发展的进程。 自阶级形成以来,文明主体在创造和发展文明的同时,又受到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制约,他们所创造的文明成果,不是用于自身素质的提高及文明发展,而是被少数剥     

对离婚率上升的社会成本分析

目前的中国面临离婚率不断攀升之势,我们必须冷静分析其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在保障公民个人离婚自由权利的同时,我们应当看到社会为离婚自由所付出和将要付出的代价.离婚自由的边界是社会正义,对公民个人离婚自由权利的保护,应当符合社会正义,考虑社会成本.维系和稳定婚姻与家庭关系,为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和纠纷提供适当的争议解决机制和救济方法,不仅仅是个人的愿望,也是社会的责任,法律的使命.     

论英国18世纪离婚的国家法与习惯法

18世纪的英国是离婚法改革的前夜。旧的离婚法顽固地的限制着人们的离婚行为，新式便捷的离婚习惯却逐渐成为被人们普遍认同的规则，这种在社会中衍生为社会所广泛接受的习惯法的广泛存在显示了大部分的离婚行为游离于国家法律之外。通过梳理18世纪离婚的国家法与习惯法，我们可以看到新旧观念的冲突和新旧力量的消长。并可以发现其所孕育的19世纪离婚法改革的必然趋势，体会习惯法和国家法的对立、妥协以及推动制度创新的互动过程。     

新“围城”里的烦恼

受现代文明的影响,愈来愈多的夫妻,以离婚的方式从婚姻中解脱出来,又雄心勃勃地去寻找理想中的红玫瑰,重新组建一个家庭——这就是再婚。事实证明,通过再婚有些人的确实现了爱情生活的美好夙愿,然而,也有些人从旧的“围     

论我国离婚的法定理由

离婚纠纷是一种常见的、多发的民事纠纷,全国每年大约有40多万对夫妻因离婚而分手,占每年结婚人数的5—6％,这些都是由于各种社会的、个人的原因而引起的。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广大人民的物质经济条件和文化素养将会不断得到改善,对于精神生活的追求也会有所提高。对婚姻关系较高质量的要求和现实婚姻之间差距的增大,必然导致调适夫妻关系的难度增加。同时,在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影响下,社会伦理观念正发生历史性的转变,有些人受西方“婚姻自由”观的影响,视婚姻大事为儿戏,草率结婚,轻率离婚,这是造成离婚人数增多的不可忽视的原因。在引起各方关注和研究的离婚率上升的原因中,有些人认为现行婚姻法关于离婚的法律规定是造成离婚率上升的重要原因,即:单纯以“感情是否破裂”作为是否解除婚姻关系的唯一依据,在实践中起了放纵和鼓励离婚的作用,有些人甚至认为婚姻法是一部“离婚法”。     

设立夫妻分居制度的立法构想

分居作为现代文明社会的一项基本制度和夫妻双方应当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已经得到了广泛而充分的体现。我国婚姻立法中没有分居制度的规定 ,仅仅是将分居作为离婚判决的根据之一。这种规定不利于调整婚姻家庭关系 ,实践中法官也难以操作。笔者认为 ,我国应当借鉴国外立法经验 ,结合我国实际 ,设立分居制度     

离婚亲子关系立法趋势之研究

从家族本位到子女本位、从家长权力到父母责任、从家长决定子女的命运到子女最大利益原则,发端于20世纪下半叶的亲子关系立法改革席卷全球,并带动了离婚亲子关系的立法变革,成为本世纪离婚亲子关系立法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尽管我国离婚亲子关系立法已经考虑到了子女利益,并以保护子女权益为己任,但这种保护仍是以家长和社会利益为视角的,没有充分考虑子女的权利和愿望,没有将他们真正作为权利主体。以"子女本位"审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仍然可以发现不少"父母本位"立法思想的痕迹。转变立法观念、完善离婚亲子关系立法势在必行。     

离婚问题浅议

<正> 什么是离婚?离婚就是按照法定程序将已存在的婚姻关系加以解除的社会行为。在人类历史上,离婚制度和结婚制度一样,也经历了一个发生和发展的演变过程。从私有制产生,阶级形成,人类社会进入奴隶制初期,才出现了结婚制度和离婚制度。归根结蒂由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不同阶级社会有不同的离婚制度,不同阶级社会对离婚问题有不同的认识和态度。在奴隶社会,妻子被看成家庭奴隶,生死大权由丈夫掌握,妻子根本没有什么离婚权利;在封建社会,离婚被看成是不贞不孝和最不吉祥的事,在法律上虽有“出妻”的规定,但是只许丈夫“休妻”,不许妻子“离夫”,严格要求妇女“嫁鸡随鸡飞,嫁狗随狗走”,     

胡适思想与中国现代性问题

胡适在20世纪30年代关于“传统与西化”的论争中提出的“一心一意的现代化”“全盘吸收西洋现代文明”的主张,使他一直被认为是“全盘西化派”的代表人物。但他毕生所坚持的“中国的文艺复兴”思想,揭示的却是一个“古今之变”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只有人文情感和理性精神的全面再生,取代古代那种禁锢情感与理性的宗教信仰,我们才能从古代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然而,近十年来有关“反思现代性”的讨论中,却出现了各种否定理性、主张重建中国社会的宗教信仰,以及把“古今之变”转换成中西方文化对立、批判西方文化霸权的观点。该文试图从胡适思想的角度,来对这些问题做初步探讨。     

隐性离婚对家庭的危害"隐性"吗?

所谓隐性离婚,是指男女双方感情破裂,没有性爱,在家庭内部实行分居,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履行法律上的离婚手续,仍然维持着名义上的夫妻关系。隐性离婚家庭在城市中尤为多见,从年龄角度统计,又以中年家庭为主。 隐性离婚族这个特殊的群体是怎样生活的?他们的内心世界到底怎样?……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走进了一些隐性离婚家庭。     

论英国历史上“卖妻”现象产生的原因

英国近代曾存在"卖妻"现象.这种存在于社会下层中的"卖妻"现象出现的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是基督教会认为婚姻神圣,反对离婚.其次是通过议会法案离婚代价高昂,普通民众难以接受.再次是英国的习惯在下层民众心里具有法律的效力."卖妻"现象作为英国下层民众的一种习惯,是他们规避基督教会禁止离婚和议会法院高昂离婚费用所采取的一种做法.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改变和整个社会认知水平的提高,离婚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 "卖妻"作为英国的一种习惯,逐渐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对离婚自由的法律调控——以别居制度的设立为视角

1950年《婚姻法》确立的婚姻自由原则曾经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轩然大波,迎合了人们对自由婚姻的向往。但是,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的变革和社会转型期的进程,离婚人数逐年递增,与之伴随的是复婚率的上升。这种现象背后一方面不乏有些是滥用了离婚自由这一权利,另一方面我国登记离婚的"高效率"也提供了一些便利。文章从法理角度对离婚自由的内涵予以阐释,针对我国现行《婚姻登记条例》对离婚登记之快捷弊端,建议在我国增设别居制度,以对处于离婚"高温"的夫妻双方以适度限制,理性对待婚姻的去留,从而减少离婚行为给双方及近亲属和未成年子女的伤害。     

传统音乐与现代音乐的融合、继承与发展——评《中国民族民间音乐教程》

<正>在当前这个开放与变革的时代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随着全球化和网络化的发展,西方文化与现代文明不断渗透和影响着中国,我国的民族音乐面临着来自诸如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等各个方面的挑战,正处在历史上最重     

社会转型的一般问题与制度的起源——兼与方绍伟先生商榷

本文既是对方绍伟先生《什么转型？为何危机？》一文的回应,也借此更加深入地讨论政治学研究方法。本文认为,我们对社会转型的研究首先要实现对所研究的问题的转换,即把社会转型问题具体化,把社会转型问题转变为政治社会结构变迁问题,通过对政治社会结构的基本要素的研究发现要素的特质以及彼此的边界。通过对钻石型社会与石墨型社会的比较,我们发现了现代文明存在的密码是资本结构的生命力,无论是经济资本还是政治资本、社会资本抑或其他资本,其结构的解体将会导致资本的流失。所以,我们必须促进政治社会结构密度的增加来促使资本的增殖,这个密码破译了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的本质。方先生固有的思维惯性和局限性使得其以一种看似新颖的概念浅显地诠释了这个世界,所以其开出的药方千篇一律,更与自己强调的世界多样性自掐。但是方先生所质疑的问题也是笔者拙著《现代文明的密码》以及此前文章所批判的对象,所以方先生的质疑恰恰证明了笔者观点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