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声淫”与孔子说《诗》

<正> 在《诗》学史上,有一个众说纷纭、始终未得到澄清的问题,即所谓“郑声淫”。第一次明确指责“郑声”的是孔子。孔子之后,踵武而来的许多《诗经》学家从不同角度蹈厉发扬着孔子的论断。在宋代,“郑声淫”的问题变得格外严重了。朱熹以近乎现代统计学的方法证明了“郑声”确实是“淫”,从而对孔子称誉《诗经》“思无邪”的话起了疑心。但是他不愿、不能,也不敢否定孔子的名言,于是转而对“思无邪”一语作了匠心独运的阐释,以使“思无邪”与“郑声淫”不至于矛盾到难以并存的程度。朱熹弟子王柏在“郑声淫”的问题上继承乃师见地而更进一步,他提出了删除“郑卫淫诗”的激烈主张。在现代,“郑声淫”的问题也多少困扰着一代《诗经》学者,尽管他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程度较之古代的人们减弱了不少。笔者此文,意欲回顾这一《诗》学史上的公案,贡献一份拙见,以就正方家。     

郑声辨

自孔子说“郑声淫”以来,依经引申者有之,释词发微者有之,违义曲解者亦有之。说者不一,读者生疑。郑声究竟是“邪淫之乐”(张载《经学理窟》)、“靡靡之音”(赵仲邑《文心雕龙译注》),还是“音声之至妙”(嵇康《声无哀乐论》)?孔子反对郑声,是否也反对《郑风》?论诗与乐,“崇雅斥郑的原则”到底对不对?这些问题,牵涉到如何理解和评价古代文艺观的问题,确有察辨探讨的必要。一提到郑声,旧说以为“淫声”:“郑国之音,谓淫声也。”(《辞源》)一九七九年新版《辞海》的解释去掉了“淫”字:“原指春秋战国时郑国的民间音乐,因同孔子等提倡的雅乐大相径庭,故受儒家排斥。”虽未直接指出郑声的音乐特征,却离了贬义,     

“孔子放郑声”注疏考

“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一语出自《论语·阳货篇》。孔子之所以“恶郑声”,原因盖出于“郑声”乱了“雅乐”,所以孔子对其弟子说:“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篇》)。孔子这段话原本说得十分清楚,然而,自汉唐而宋,围绕“郑声”与“郑声淫”一直争讼不断。     

张汤新议

张汤(?——公元前115年),西汉武帝时杜陵(今陕西长安县东南)人,由“刀笔吏”到“致位三公”(《汉书·张汤传》,以下凡不注皆引此),以“务在深文,拘守职之吏”和“痛绳以罪”而震慴一时。自司马迁《史记》把张汤纳入《酷吏列传》以来,封建文人对张汤的评价,多半是毁骂加鞭挞,把他称为“酷吏”、“酷吏之魁”。例如明朝李贽在《藏书》内,不仅把张汤列在《贼臣传·残贼》一节,还大骂张汤是“坏尽”的“猾贼”,“害天下不小”(见《史纲评要》174页)。我认为这些看法是片面的。     

“某君”、“某公”、“某姑娘”

鲁迅书信中,有时还出现“某×”之类的字样,情况不一,有的是忘其姓名,遂用“某君”代之;有的故隐其姓名,遂用“某公”代之。鲁迅在二九二一年七月十三日致周作人信(《鲁迅书信集》误署八月十三日)中说:“《时事新报》有某君(忘其名)一文,大骂自然主义而欣幸中国已有象征主义作品之发生。然而他之所谓象征作品者,曰冰心女士的《超人》、《月光》,叶     

说狼

狼,从来就是人类最凶残的敌人。《韩非子》上说,上古人类“构木为巢,以避群害”,狼就是这“群害”之一。鲁迅的著名小说《祝福》里,那个受尽地主阶级和封建礼教压迫、凌辱的祥林嫂的唯一儿子阿毛,不就是被狼叼走的么?在人类的经验里,狼     

《春秋公羊传》“周狗”考

《公羊传》中“周狗”一语,何休《公羊解诂》释作“可以比周之狗”,通过研究发现所谓“周狗”其实为“害狗”,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何休古隶“害”字误作“周”字,害狗之“害”又是“”的假借字,“”为齐地方言,有“大”义。所谓“害狗”其实就是体型较大之狗即《传》文中所说的獒。     

“郑声淫”辨

自从孔老夫子说了“放郑声”、“郑声淫” 以后,《诗经》中的《郑风》就遭了厄运。几千年中,人们把它目为“淫诗”而对它侧目而视。 《礼记·乐记》便说:“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 到了《毛诗序》,更在“乱世”、“淫”字上做了不少文章。不过,《毛诗序》虽然指斥郑国淫风盛行,但它并没有把《诗经》中的《郑风》指为“淫诗”而加以否定,而是把它们作为“刺淫”作品加以肯定的。     

墨子管理思想初探

墨子的管理思想,与儒家、法家有明显的不同,他所反映的是小生产提高自己政治、经济地位的愿望和要求。 (一)人际关系管理思想——兼相爱 交相利 墨家认为人际关系中有两个根本对立的原则:“相兼”和“相别”。“相别”又称“交别”或“相非”、“相恶”、是天下大乱、人民贫困的根源。“吾本原别之所生,天下之大害”(《墨子·兼爱下》,以下只注篇名)。为了“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必须“兼以易别”,用“兼爱”来代替“交别”(《兼爱下》)。所谓“别”,是指把人们区分为贵贱等级的差别,实际上是指阶级     

从《史记》互见法看其历史价值观

互见法乃史家常用之法.李笠曰:“史臣叙事,有缺于本传而详于他传者,是曰‘互见’.”堪称确论.但他又说:“史公(指司马迁——引者注)则以属辞比事而互焉.以避讳与嫉恶,不敢明言其非,不忍隐蔽其事,而互见焉.”则失之皮毛.“避讳”“不敢明言其非”何以当‘史德,“史笔”之誉?况《项羽本纪》位于《高祖本纪》之前,未睹高祖之丰采,先见沛公之卑劣,刘邦后裔连此也看不出来么?东汉卫宏《汉书旧仪注》曰:“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三国志·魏志·王肃传》中亦有此记载,何谓“不敢明言其非”?对项羽的描写亦多互见之处.项羽,刘氏之大敌,何“避     

“郑声淫”及其社会生成管窥

“郑声”是有别于雅乐的流行音乐的通称,其旋律繁杂,节奏明快,抒情细腻,并常与女乐相配合,追求情感与感官的快适,极富魅力,极具娱乐性,故而被斥为“淫声”。“郑声”之“淫”与郑国的社会现实有关。具体说来,春秋时郑国的政治军事较为强盛,处于交通枢纽的地理位置导致其商业发达,受殷商文化的影响而巫风盛行,加上周礼的衰落等都对“郑声”之“淫”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虽然宋卫齐楚也有“淫声”,但这些国家有其特殊性。郑因与周天子同宗等原因,郑声更反映了礼崩乐坏的现实而为孔子所恶。     

海瑞“为民”思想的阶级实质

我国的历史学家特别是吴晗同志,对海瑞的历史地位以及研究海瑞的意义早已有过明确的论述。吴晗同志在《论海瑞》一文中说:“对海瑞总的评论是当时的人民说他好,当时的大地主说他不好。”同时也指出了“他和官僚地主中有矛盾的一面,但也有一致的一面,因之,有些官僚地主们在大骂、排挤、攻击之后,也还是说海瑞一些好话。”     

“天人合一”还是“天人和谐”？

于丹教授《<论语>心得》的第一部分“天地人之道”对“天、地、人”有这么几段论述:“《论语》的思想精髓就在于把天之大,地之厚的精华融入人的内心,     

“郑风淫”是朱熹对孔子“郑声淫”的故意误读

"郑风淫"是朱熹《诗集传》对《诗经.郑风》的定性,他不仅将《郑风》中的15篇作品认定为淫诗,而且称其"皆为女惑男之语",是淫诗之最。这一认定并不符合作品文本实际。《诗经.郑风》21篇作品包含了郑人好贤、游乐、恪守礼俗、担忧国事、兄弟友爱、夫妻和睦等各种内容;而表达男欢女爱的所谓"淫诗"仅有8篇,这一比例与其他国风相比,并无特别之处,表现程度也远不及《召南》露骨。朱熹《四书集注》也明确阐释"郑声"为"郑国之音"、"淫"为"乐之过而失其正者也"。他之所以以"淫诗"斥《郑风》,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否定毛序的"美刺"传统,建立自己的诗学体系,因此故意将孔子的"郑声淫"曲解为"郑风淫",借圣人之言壮自己的声威。     

道德价值是“可欲”的——孟子“可欲之谓善”命题发微

“可欲之谓善”的命师出自《孟子·尽心下》。 浩生不害问曰:“乐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谓善?何谓信?”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乐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在这段对话中,孟子因浩生不害之问从     

“孔子删诗说”辨正

自司马迁断言孔子删诗以来，“删”与“未删”之辩，纠葛千年，迄无定论。重新审视这一问题，深感无论从何种角度看，司马迁谓孔子删诗，言之凿凿，确为不刊之论。本文拟从三个方面予以申论。一、关于“淫诗”和“逸诗”的考辩凡主孔子未曾删诗者，大都举出今本《诗经》有“淫诗”存在，以此为据，力主孔子未曾删诗；既然孔子主张“放郑声”，何以《郑风》多至21篇，且有多数“淫诗”保留？问题在于对“淫诗”的理解上。今以《郑风·溱洧》篇为例：《诗序》说：“刺乱也。兵革不息，男女相弃，淫风大行，莫之能救焉。”《毛诗正义》：“郑国…     

以“心”诠《诗》,以《诗》释“心”——杨慈湖《诗经》诠释之考察

杨慈湖诠释《诗经》颇有特色.他从自我“本心”出发,对《诗经》有一个“前理解”,即认定《诗经》三百首皆为“本心”之所发,均符合“思无邪”之旨.基于此“前理解”,他极力否定《毛诗序》对《诗经》的解读,并根据他之“本心”来决定对《诗经》古注的取舍.杨慈湖在以“本心”来诠释《诗经》的同时,也展示了自己的道德践履.     

唯物论的命运

1981年1月,我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屠害忠良,终身阴贼》一文,揭露康生的反革命罪行。王若水同志在给《红旗》编辑部的一封信中提出了异议,同年五月我作了答复,其中写道: 红旗杂志社《内部文稿》今年第六期登有王若水同志写的《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一封信》,读后感到王若水同志对于学术问题采取商量态度,把他所怀疑的问题都摆出来,并认为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还可以继续讨论。我欢迎他的这种坦率态度,赞成他倡议把这个问题继续讨     

囊括杂体 功在诠别——屈赋形式上的继承问题新探

一古代民歌,发之于歌咏。唱起来都带着泛声的语助词,而录之竹帛之时,有的连语助词一并录下,有的则将语助词省略。因为古代书写工具不便,记载尚简,同时古人也明白这类语助词并无实义,即使删去,也不害义的缘故。《史记·孔子世家》所记《接舆歌》有“兮”、“也”二语助词,而《论语》中则无之;《史记·乐书》所记《太乙》、《天马》二歌都有“兮”字作为语助词,而《汉书·礼乐志》所录则全部删去,都是证明。只是到了诗歌由口头创作转为只供诵读吟咏的书面创作之时,语助词的有无才体现着形式的同异。     

楚赋与儒家文化

楚辞的代表作家是屈原 ,而楚赋的代表作家则是宋玉。从宋玉赋中 ,我们可以看出 ,他继承和发扬了儒家的仁学思想 ,他深受儒家音乐教化思想的影响。赞美雅乐 ,斥责郑声。他深受孔门《易》学思想的影响 ,他以儒家的“圣人”自比 ,主张儒家的道德。宋玉这套话语系统 ,完全是儒家文化的反映和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