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的曲阜衍圣公府

<正> 衍圣公府位于山东曲阜,是孔子嫡系后裔的世居府第。孔子后裔嫡系长孙封爵“衍圣公”始自北宋。宋而后,历元入于明清。皇朝统治者对儒教思想的倚重和对孔子的礼拜,都达到了空前隆重热烈的程度。与之相适应的是对圣裔“推恩”、“优渥”的不断加码,衍圣公升到秩在人臣极位的“百官之首”、“当朝一品”;衍圣公府成为享无限荣耀、受无穷福乐的不衰显贵、圣人之家和超级地主三位一体“圣府”。深入研究明清时期皇权同衍圣公府的关系,通过衍圣公府在这一时期存在与变化的形态窥探时代表象背后的政治与社会历史因素,当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孔丘直系后裔秉承祖训“克已复礼”资料摘抄

孔丘为了复辟奴隶制,提出了“克已复礼”的反动纲領。妄图“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恢复灭亡了的奴隶制国家,把丧失了世袭地位的贵族扶植起来,让被打倒的旧贵族重新上台。这个反动纲领,一直为历代反动統治阶級所利用,作为他们搞反革命复辟,统治人民群众的思想武器。孔丘直系后裔——历代“衍圣公”们无一不是继承其祖先衣钵的反动派。这里从《孔府档案》中选了两个末代“衍圣公”秉承孔丘遗训,大搞“克已复     

关于《水浒》評价問題的重新探討

一解放以后,学术界对《水浒》的评价虽有所爭论,但基本上都是全盘肯定它的思想意义。就以最近几年出版的书刊为例:有的同志说:《水浒》是“一部千古不朽的农民革命的史诗。”有的同志说:《水浒》是一部“革命文学杰作.”“《水浒》作者反映这次伟大的农民起义……艺术形象的整体渗透着作家的伟大的强烈的爱憎感情,他公开地赞扬、歌颂农民起义和起义的英雄们。由于这种同情和歌颂,由于在农民起义的问題上,作者是站在农民义军的一边,他才能够真实地写出农民群众的革命斗爭和革命理想。”     

清初优礼衍圣公与祭孔仪式正当性

祭孔作为中国传统社会道统的仪式化表征,自西汉以来,已转化为政治权威合法性的根源,清初帝王对于孔门后裔衍圣公的优礼,祭孔仪式中衍圣公不可或缺的参与,使得清初作为外来政权的祭孔仪式具有了正当性,并在这一过程中赋予了清初政权的道统形象。然而,清初政权对衍圣公优待的同时,又设法加以约束,其政治地位仅仅局限于对孔庙的奉祀与对家学的传承,特别是衍圣公向清初政权的主动靠拢,其实质表明作为道统象征的孔府是现实王权道统形象的陪衬。     

南昌起义前后的谭平山

1926年下半年处于党内合作阶段的国共两党对南中国迅猛发展的农民运动产生了巨大分歧.由于政治立场、价值观的不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武汉国民政府农民部部长谭平山的一些做法在国民政府看来太左,但从联共(布)中央、共产国际看来太右,他勉为其难,但收效甚微.早在南昌起义前,共产国际就对谭平山表示不满,多次批评.谭平山是南昌起义的功臣,他参与了南昌起义的最初酝酿,最早联络贺龙;起草了南昌起义的宣言,并为宣言修改问题与张国焘进行了坚决斗争;出任公开的起义领导机构革命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参与内部的革命三人小组、前委的领导与决策,最早高度评价南昌起义.但在南昌起义后谭平山不但未得表彰,反被开除党籍.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三阶段”理论决定了谭平山在中国共产党内的政治生命.而谭平山在被开除出党后对斯大林“三阶段”理论提出的质疑有着合理的成分,也是他组织第三党的思想动因.     

试论东晋末年孙恩卢循起义

孙恩、卢循起义,是东晋末年一次规模大、时间长、影响深的农民大起义。参加起义的农民群众最多时达到几十万人;起义农民转战于当今的浙江、江苏、福建、广东、湖南、江西、湖北、安徽、广西等九个省区;时间前后长达十三年(公元三九九——四一一)之久。起义农民烧官府,杀官吏,把斗争的锋芒直指腐朽的东晋王朝和世族大地主,从根本上动摇了东晋王朝的反动统治,沉重地打击了豪强门阀势力,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向前发展,为中国农民战争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然而,解放以来,史学界对于这次起义,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意见;虽多数人认为它是农民起义,但又颇感语焉未详,有些问题并未说清楚。因此,笔者不揣粗陋,试就对这次起义的社会背景、起义的组织形式、起义的斗争经过、起义失败的原因和起义的历史影响等几个问题作一阐述,以就教于史学界的同志。 一 恩格斯曾指出:“任何地方发生革命,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孙恩、卢循起义自然也不例外。孙恩、卢循起义的社会背景是什么呢?概括说来,有以下两点: (一)豪门世族肆无忌惮地大量兼并土地,使广大劳动农民、甚至中小地主日益破产,沦为佃客或奴婢。     

"谱身"兼"谱道":清代衍圣公宗族意识的表达和实践

"谱身"与"谱道"是清代衍圣公纂作族谱时经常使用的两个概念,折射出是安于"圣裔"身份抑或争入"道统"谱系的纠结状态。结合孔府档案所藏孔氏族谱、衍圣公和时人论述,可以看到:清代以前孔氏族谱重在"考世系,叙尊卑",以此来表先德而合全族;至清代则变为"锄非种,辨窜冒",强化内外孔之别和真伪孔之分。同时,在清代衍圣公的深层意识之中,还暗存着某种以道统自居及以传道自任的使命感,每当政治控制稍显宽松或儒学发展受困时,此一暗流就会浮于面前,故"谱身"只是表面功用,"谱道"才是终极指向。     

观念与秩序：清至民国曲阜孔氏族人的入林安葬

明清以降,入林与入谱互为表里,成为曲阜孔氏族人“圣裔”身份认同的重要载体。孔林作为孔氏族人身后安葬之所,其葬域经历了从依血缘亲疏聚葬到按照宗支析分的过程,渗透着衍圣公府意识与普通族人的自主选择。清代以来,孔氏族人入林安葬受到严格限制,须满足身家清白且年满十五岁等要求;在具体程序方面,则依循亲族、户头、族长分别出具甘结和执结入林四个步骤,其中入林执结的审批权经历了从衍圣公到族长的转变。由于族大丁繁,因入林产生纠纷在所难免,纠纷类型及其处理体现出族众的丧葬观念,也反映了衍圣公府“敦亲睦族”“永息讼端”的宗族治理理念。     

朱元璋不是农民起义的领袖

朱元璋是元朝末年一支反元武装力量的首领,最后成了明朝的开国皇帝,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对朱元璋如何评价,历来争论纷纭。近年来,有人认为,“朱元璋原是一位佃农出身的元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后来蜕变成封建皇帝”;也有人认为,“朱元璋一生而三任,先是贫苦农民,再是农民起义军的首领,最后是封建皇帝”;又有人认为,“朱元璋的一生有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农民革命阶段和向封建转化后封建帝王阶段’”;而吴晗同志早就认定朱元璋“最后背叛了农民革命”。上述种种议论,虽有些微分歧,但总的都认为朱元璋是一个由农民起义的领袖转化为封建皇帝的典型人物。尽管也有人提出朱元璋领导的是封建统一战争,“朱元璋实际上充当了农民战争的‘遗嘱执行人’的角色”,结论为:“他对农民的起义斗争并没有作出什么象样的贡献”,但是,仍然把朱元璋与元末农民大起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于朱元璋是不是农民起义的领袖并没有给予明确的论断。我们认为,朱元璋不是农民起义的领袖。根据历史事实,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根本不存在什么“转化”、“蜕变”或“背叛”的问题;如果说他“背叛”,也只能说他背叛了农民出身的本阶级,而不是背叛了农民革命。     

充分发挥《水浒》的反面教材作用

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我们必须根据毛主席的教导,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充分开展对《水浒》这部书的批判,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水浒》的要害是投降。它宣扬了一条投降主义路线,塑造了宋江这个投降派的典型。宋江,是一个地主阶级分子。他混进梁山农民起义队伍后不久,就以阴谋手段架空了梁山起义军领袖晁盖,继而篡夺了领导权,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修正晁盖坚持的革命路     

十年来太平天国运动研究述评

<正>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关于它的研究,一直受到史学界的重视。特别是近十年来,许多问题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较大的进展。本文只就其中一些主要方面进行概括性评介,并以此纪念太平大国运动140周年。一、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性质和历史作用太平天国是一场农民运动,但它是否是革命运动?一种观点认为,太平天国和此前的历次农民起义都不能改变旧的生产方式,也不可能摧毁旧的封建制度,不能称作革命。李新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从来没有把农民起义说成“革命”,但对太平天国,有时却称为“革命运动”。这是就世界全局而言,太平天国起义是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但从太平天国本身来分析,总体上仍是农民起义、农民战争,不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因此,应称之为太平天国起义,或太平天国运动,不能称之为革命(《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     

百色起义和红七军的诞生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毛主席关于革命武装斗争的光辉思想指引下,曾经亲自参加过党的“八七”会议,聆听了毛主席关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伟大指示的邓小平同志,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的巨大鼓舞下,与张云逸同志一起,带领我党掌握的武装,从南宁开到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农民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右江地区,与当地农民运动杰出领袖韦拔群同志率领的农民武装相结合,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即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胜利地举行了历     

如何理解白朗起义

辛亥革命之后的白朗起义,是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唯一的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是史学界所公认的。但在辛亥革命的巨大影响下,白朗起义的性质也有一个由农民革命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转化过程,诚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白朗起义未能走完“转化”的全程,但是“转化”本身却是客观存在的,也正是值得我们注意和加以研究的。     

朱熹在漳州地区的罪行

朱熹(公元1130—1200年)字元晦,在福建又有“朱考亭”、“朱紫阳”的别号。这个鼓吹“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的孑乙孟信徒,是南宋反动理学的集大成者。这个可恶的大儒,生于福建尤溪。他所处的时代,正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激烈的南宋。就在他出生的那一年,湖南洞庭爆发了钟相、杨么的农民起义,福建尤溪附近也爆发了范汝为的起义。起义农民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革命纲领,把斗争矛头指向孔孟的“天命论”和董仲舒的“三纲五常”,指向日趋没落的封建制度。南宋小朝廷在农民起义的冲击下,陷入了更加严重的政治危机,摇摇欲坠。     

有关孔府罪恶的几份档案材料

二千年前,奴隶起义领袖柳下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孔丘是“鲁国之巧伪人”。“巧伪人”,就是伪君子、两面派、政治骗子。二千年来,这位“圣人”的孝子贤孙即所谓“圣裔”“衍圣公”们,一个个都得了祖宗的嫡传,他们嘴上讲的是“仁义道德”,实际干的是杀人害人。下面几份从“孔府档案”里选摘来的材料,就是证明。从这几则反面教材中,可以看出所谓“儒家的原理”,就是维护反动统治,实行复辟倒退;就是对人民进行血腥的镇压和阴险的欺骗。     

关于“魔军杀不平”——元末农民起义的一个口号

公元一二○六年,蒙古的统治阶级在成吉思汗的领导下,建起了本族政权—蒙古王朝。一二三四年,宋蒙联军灭金,从此,蒙古统治了整个北方。一二七一年,把国号“蒙古”改为“大元”。一二七九年,击灭南宋,统一全国。元朝统治阶级统治全国,不满百年,却对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残酷的民族压迫与封建剥削,因此,从它统治之日起,就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大大小小的反抗斗争。人民的正义斗争,发展到一三五一年,终于成为规模巨大的全国性的农民战争(元末农民大起义)。战斗了十七年,一三六八年,革命人民胜利地推翻了元朝。当时,北方的起义农民,主要归刘福通等的“韩宋”政府直接领导,南方的,主要归朱元平璋几个集团分别领导。由于战士们都用红巾裹头作为共同的起义标志,所以,人     

万恶“圣人家”——孔府(续)

六、佃户、庙户的反孔斗争历代“衍圣公”同反动阶级勾结在一起,大肆宣扬尊王忠君,鼓吹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的谬论。孔丘的七十六代孙孔令贻曾作《忍讼歌》广为散发,胡说什么:“食王水土(把人吃的水,安身的土地都说成是统治者的)报恩难,粮也早完,税也早完。”要人民安分守己、听天由命、逆来顺受,甘心受剥削、受压迫。同时,他们还扯起孔丘“仁爱”的破旗,掩盖对劳动人民的残暴统治,麻痹人民的斗志。一旦人民抗粮、抗租,拿起武器进行革命,他们马上撕去“圣人家”仁义道德的面纱,抛开“和为贵”的招牌,千方百计地帮助反动统治阶级镇压革命人民。     

略论辛亥革命中的吴禄贞——兼与董方奎同志商榷

吴禄贞(1880年——1911年)湖北云梦人。早年留学日本,追随革命,对孙中山“尤倾倒备至”。1900年,自立军起义,吴禄贞受孙中山之命回国参加起义的筹备和领导工作。起义失败后返日本,继续求学。学成归国后,制定“以改换新军头脑为成事之根本”的革命方针,在湖北新军中“鼓吹革命,不遗余力”,为湖北革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吴禄贞因此在湖北革命党人中享有崇高的威信。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党人曾打算拥戴吴禄贞为军政府都督,并派人与之联系,只是由于远水解不了近渴,才将黎元洪推举上台。总之,辛亥革命前,从吴禄贞开始其政治生涯之初,就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1903年“拒俄运动”之后,更成为革命的骨干分子之一,积极地从事革命的组织和宣传工作。他长期匿身于清     

“甘蔗棍”的启示

孔孟之道的鼻祖孔老二一直把“仁”挂在嘴上,叫嚷什么“为政以德”。孟轲则不独主张“施仁政于民”,即对于禽兽,也“不忍见其死”。叛徒、卖国贼林彪也跟在孔孟亡灵的屁股后面,鸚鵡学舌,用狗屁不通的语言,说什么“以仁爱之心待人之忠,以宽宥原谅之恕,儒家的原理。”这些家伙们狂热鼓吹的“仁”、“仁政”到底是什么货色?对此,孔府里的“甘蔗棍”颇能给我们一些启示。过去在孔老二的后代“衍圣公”盘踞的孔府的大堂里,气象森严地摆着许多镇压劳动人民的刑具,皮鞭、黑红棍、锅拍枷、铁锁链、鬼头刀,应有尽有。其中有     

李自成平均主义评价质疑

在中国封建时代,起义农民的平均主义包含哪些内容,以及如何正确评价它的作用,是近几年来国内学术界所注意探讨的问题。不少论者曾以李自成提出的“割富济贫”、“贵贱均田”为例,来阐述自己的论点,但其结论,却有很大的不同。有的认为:“平均主义在经济上是根本行不通的,要么只是作为一种口号提出,并不打算实行;要么在实行中到处碰壁”。在评价它的作用时,认为它在起义准备、爆发阶段,起过很大动员组织作用,当革命进入高潮,“它就比封建主义为害更甚”。并且明确指出:李自成所以失败,是和他“犯了平均主义错误”分不开的。这些论证,是值得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