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霸权解构与多元文化建构--从葛兰西到萨义德的文化霸权批判理论探究

继葛兰西第一次系统提出“文化霸权”理念后,萨义德对其进行了解析,并展开了深层次批判。在文化霸权的表现形式趋于多元化的今天,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立性、统一性和民族性已成为世界各国重要的文化安全议题。当代中国应加强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的保护,使民族文化在世界不同文化的交融和冲突中能够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从而构建自己的文化理论、思维结构和行为准则。中国在抵制文化霸权方面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传播民族文化价值力量,增强文化独立性;二是创新民族文化表达形式,展现民族文化多样性。三是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心,激发民族文化创新潜能。     

西方文化霸权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论

西方文化霸权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文化交往中的现实难题。为了正确认识和抵御西方的文化霸权、保护和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在民族文化交往中应该重视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商谈伦理之维——哈贝马斯的伦理学解决方案及其现实道路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设计,只有在对启蒙的反思与重构中才能找到现代性问题的解决方案,他通过重构商谈伦理,诠释了道德的内涵,构建起伦理道德的合理性基础。依靠理性的信服力,通过主体间的交往理性,旨在达到一种自由的商谈。哈贝马斯对商谈伦理原则的践行即是如何达到商谈伦理的普遍化以及对现实道路的探索,以秉承启蒙理性的精神。而他所主张的交往理性的现实指向即是商谈伦理与普遍共识,也正是在这种商谈伦理所达到的道德共识中,普遍化原则实现了理性的统一性,使商谈伦理得以可能。     

对商谈伦理价值的再审视

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希望通过交往双方真实、真诚和正当的商谈途径,为道德共识寻求到一个规范性的前提。商谈伦理学为谋求道德共识所作的探索,对于解决价值多元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实现社会有机整合富有启示意义;但商谈伦理低估了交往的社会构成和它所受到的社会限制,把型构伦理共识的使命完全托付给语言,指望凭借语言就能"包打天下",有明显夸大了语言作用的嫌疑。     

葛兰西的文化资本理论

安东尼奥·葛兰西Gramsci,Antonio（1891-1937）,意大利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曾任意共总书记、第三国际执行委员和主席团成员。葛兰西的哲学及其主要革命理论思想是由其在被监禁期间的《狱中札记》（以下简称《札记》）来体现的,作为容纳其巨大思想遗产的该部札记,向后人呈现出一种以实践哲学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革命发展道路理论,同时其资本理论思想也随之呈现于世人面前。     

程序主义的民主模式与商谈伦理的基本原则

通过对“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政治哲学话语模式的深刻反思,哈贝马斯提出了程序主义的民主概念。这种新的商谈理论是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表现出来的民主形态,它表明哈贝马斯从交往行为理论的系统与生活世界范式转向事实与规范的司法与民主范式。然而,此种转向并不意味着断裂,应该说新的民主模式是对交往合理性的积极回应,在程序主义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实践中总有商谈伦理学基本原则的回现。商谈伦理所坚持的普遍性、论证性和主体间性原则同样适用于程序民主的建制化过程。在此意义上,阐释商谈伦理原则有助于我们对哈贝马斯商议性政治理论的基本理解。     

哈贝马斯论民主的商谈原则与类型

哈贝马斯不仅系统探讨了商谈民主理论的哲学规范基础,而且还详尽探讨了商谈民主实现的方式——商谈原则和商谈类型。商谈原则应用于法律领域与法律形式相结合,形成民主原则。民主原则能够保证公民的交往自由,对那些与自己相关的政治议题进行理性协商,这种理性协商依次采用实用商谈、伦理—政治商谈、道德商谈及法律商谈四种类型,最终形成合理的政治意志,由此也证明了商谈民主理论具有实践上的现实性。     

哈贝马斯对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解决路径及其启示——从商谈伦理视角看

本文从哈贝马斯对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考察着手,对其"商谈伦理"作为合法性危机解决途径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哈贝马斯认为要解决合法性危机的根本途径在于理想的言语话语环境下重建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     

论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中的“文化等置意识形态”范式

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文化＂向度引来了40年来文化研究的＂葛兰西转向＂,其理论中的＂文化＂蕴涵着权力与政治色彩,发挥着建构意识形态权力话语的职能。从其本质来看,葛兰西语境下的文化霸权就是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对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中文化与意识形态场域加以分析,阐述其把＂文化与意识形态等置＂的特定语境及生成酵素,对于在深层学理...     

文化霸权·知识分子·文学——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研究

葛兰西认为,社会革命的前提条件和主要内容是文化霸权争夺.文化霸权争夺的主战场是市民社会,因此,社会革命的关键是被统治阶级与统治阶级在市民社会打一场以意识形态争夺为主要内容的"阵地战".知识分子是文化霸权的历史主体,文学对人民群众有巨大影响,所以在文化霸权争夺时要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和文学问题.     

葛兰西论知识分子与霸权的建构

葛兰西区分了两种知识分子,即传统知识分子与有机知识分子,前者指的是前工业社会中以人文理想为己任的知识精英,后者指的是现代资本主义中一批以技术为基础、与生产相结合的技术知识分子阶层。有机知识分子通过与社会生产相结合,实现着不同阶级与阶层之间的意志整合,建构无产阶级革命所需要的霸权。     

文化霸权与独尊儒术

葛兰西提出的文化霸权理论与"独尊儒术"这一中国历史上特有的政治文化现象在内涵上既有相通之处又有不同,而流行于当代西方的文化霸权理论与葛兰西意义上的文化霸权理论亦有本质上的区别.文章主要讨论了葛兰西意义上的文化霸权与"独尊儒术"之间的内在关系及其形成的机理.     

后形而上学语境中的法律与道德——哈贝马斯的商谈视角

哈贝马斯对法律与道德之间关系的论证是在他的商谈原则框架下做出的。虽然哈贝马斯是一位康德主义者,但他对康德道德哲学的继承是继承了康德的道德普遍主义而非道德优先于法律的道德基础主义。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关系是基于商谈原则的平行关系而非法律以道德为基础的等级关系。     

论哈贝马斯“商谈伦理学”对国学教育的启示性作用

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为社会交往提供了"生活世界"前提,并提出了"语言有效性三要求"的具体言语策略。国学传承与国学教育也是一种社会交往,故"商谈伦理学"的这两项内容之于国学也有着重要的启示性作用:第一,它要求国学教育具备"强实践性"与"广对象性"特征;第二,语言的"正确性""真实性"和"真诚性"原则为国学以及国学教育提供了具体的可行性策略。     

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溯源及其对它的误读

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不是凭空产生的,其产生既有无产阶级现实斗争需要的原因,也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逻辑发展,还包含了对无产阶级革命经验的总结.针对国内学界对文化霸权理论的"误读",有必要对其进行"历史性"的还原与反思.     

毛泽东与葛兰西的文化“人民性”认识之比较

毛泽东与葛兰西文化的“人民性”认识的通约在于,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他们都确认了“人民”在进步文化中的基础性地位;他们都强调了文化的“人民性”与“民族性”的联系;他们又都把文化生产者与人民的关系视为一种教育学关系.他们文化的“人民性”认识的互补性在于,面对民族文化传统,毛泽东在批判的同时强调了继承,葛兰西则突出了批判向度.在以“人民性”视域观照同时代的文学时,毛泽东侧重探讨民间文化,葛兰西则侧重于商业文化研究.面对“人民”内在的差异性,毛泽东是既承认协商的必要,又更强调斗争,葛兰西则是承认斗争的不可避免,但更强调协商.     

论法律话语理论从德沃金到哈贝马斯的演化

为了超越实证主义和客观主义的法律解释,德沃金坚持认为,必须把基本的权利原则作为具体的法律实践的引导,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正确和适当地制定和应用一种法律.为此,德沃金要求建立一种基于"整体性原则"之上的法律话语理论.但由于坚持了一种"真理符合论"的立场,他并没能对法律话语理论的本质做出正确的解释.为了走出法律话语理论的误区,哈贝马斯提出了一种建立在"真理合意论"之上的法律话语理论.     

葛兰西早期对文化工业化的批判

通过对葛兰西早期的文化批判理论以及他对剧院的批判的研究,以及阐述葛兰西对"剧院工业"与文化工业化的批判理论,以发掘其理论背景以及这一批判对后世的意义。从葛兰西的批判路径来看,他首先将文化产品与文化接受者划分为不同阶级,随之对以"剧院工业"为代表的文化工业化趋势进行批判。葛兰西认为,剧院工业不仅在利润原则的驱动下丧失了其社会功能,而且通过生产低俗的文化产品影响并荼毒观众的审美。但是,葛兰西在对剧院工业进行批判的过程中,过度强调了文化产品对人的单向度影响,同时忽视了新技术在塑造人对文化接受的感知结构方面的力量。     

葛兰西与当代市民社会理论传统

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概念确立了一种既不同于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从政治意义上规约市民社会、又不同于黑格尔和马克思从经济意义上界定市民社会的考察理路 ,从而构成了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基本坐标 ,并由此开创了一种在文化意义上概括市民社会的全新理论传统。这一理论传统经早期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帕森斯等人的理论发展 ,最后在哈贝马斯那里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理论综合。它代表着当代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的主流 ,反映出 2 0世纪以来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研究重心的转移。     

哈贝马斯商谈理论之逻辑前提与语义后承

哈贝马斯商谈伦理之逻辑前提是,达成对价值判断合理性争论的元价值理解。杜威关于这个问题的叙述对商谈伦理具有奠基性的作用,并且需要强调的是,商谈伦理在主体间达到的共识是一个交互过程,从而具有不确定性。同时,应该把商谈伦理看作全球化的一个理论参与者,而不是唯一的参与者和最后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