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婚”与“跨省婚姻”:打工青年婚恋选择的比较研究

本文对当前我国农村出现的打工青年的"闪婚"与"跨省婚姻"两种婚恋模式的现状、发展、基本特征进行了比较,并从婚恋选择中的利益相关主体的角度对两种婚姻模式的发生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闪婚与跨省婚姻作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农民工选择的婚恋模式,有逐步增加的趋势,两者的基本特征既有差异也有共性。而从其发生机制来说,闪婚与跨省婚姻都彰显了打工青年面临的结构性婚姻选择困境,以及代际之间、性别之间对于婚姻意义中的情感性与功能性的偏重有所差异。婚姻中的情感性与功能性的权衡型塑了打工青年在"闪婚"与"跨省婚姻"之间选择的钟摆现象。当下,应当重塑婚姻本身所应该具有的情感性与功能性的双重价值意义,对打工青年进行适当的引导以减少这两种婚恋模式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农村“闪婚”现象及其村庄社会基础

闪婚是近年来农村青年婚恋领域的新现象。本文考察了闪婚现象在农村的现状、发展过程,分析了农村闪婚现象的基本特征,重点对闪婚现象的村庄社会基础进行解析。认为,当下农村婚恋观念的变化是闪婚现象出现的内核,婚姻的高价市场和传统观念的演进与互融共同导致了农村闪婚现象的不断增多。     

闪婚-闪离：农村青年的婚姻异化及其社会基础——赣南B村的新型婚姻模式

传统婚姻模式与家庭和村庄稳定的具有密切的关系,因而围绕婚姻模式形成了诸多的支持机制。而在打工经济引起青年农民大量流动的背景下,村庄与家庭结构发生了迅速的变迁,农村青年的婚姻支持机制逐渐走向衰落。本文分析了赣南B村的“闪婚”与“闪离”现象,探讨这种婚姻模式在宗族性的村庄是如何可能的。当传统的婚姻支持机制逐渐走向瓦解,农村青年的婚姻得不到支持与整合．在“闪婚”这一新现象之后,随即走向“闪离”,农村青年则在面对自身婚姻时感到了无奈和无力感。     

“苦痛”的记忆与“闪婚”的促发——对皖北Y村青年农民工婚姻实践的考察

本文探讨了Y村村民共同体"苦痛"的记忆与当地村民所践行的"闪婚"模式以及当地婚恋模式变迁之间的关联。村庄共同体的整体利益需求构成发生在村民个体身上的婚姻失败事件转化为"苦痛"的集体记忆的意义转换机制,同时也构成这种苦痛记忆代际承续的动力。这一在不同代际间被不断表述的"苦痛"记忆经由关涉婚姻的地方感与行动主体婚姻实践的结合引发了对当地婚姻规范的动态建构,致使当地婚恋模式的变迁和"闪婚"模式的映现,而这种被行动主体建构出的新的婚姻模式和婚姻规范又在规制着当地村民的婚姻实践。     

新生代独生子女婚恋失败偏多的成因分析与治理措施

新生代独生子女为已陆续进入婚恋高峰期，一个奇异的现象是“闪恋，闪婚，闪离”现象居多，究其主要原因在于社会文化多元化背景下，自我意识增强与包容性趋弱，期望值过高与现实生活反差大。容当加强教育疏导并辅以必要的措施，使之以理智的态度对待婚恋和家庭生活中可能遇到的矛盾和问题，提高生活质量。     

新生代农民工婚恋模式初探

本文通过对比新生代农民工与传统农民工的不同,分析婚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重要性,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从婚恋观念、婚恋行为、以及婚恋影响因素等三个侧面建构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模式。依据调查数据资料,归纳出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模式特点。同时把个人背景与流动经历作为解释变量,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探寻新生代农民工婚恋模式的影响因素。最后提出改善新生代农民工婚恋模式的建议。     

城市青年的婚恋年龄期望及影响因素——以南京、保定调查为例

婚恋年龄期望是青年对恋爱和结婚时间或年龄的一种期待、观念或认识。本研究利用2014年3⁵月在江苏南京、河北保定两地针对5大类行业1 028名185月在江苏南京、河北保定两地针对5大类行业1 028名18³5岁的城市在职青年所进行的"青年发展状况"问卷调查数据,对青年婚恋年龄期望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发现青年对恋爱时间的看法多元化,对晚婚的认同较为明显,大多接受"男大女小";所处行业社会地位较低、出生农村、文化程度不高的男性青年更倾向于早婚,而低龄、未婚、女性青年则更倾向于晚婚。将青年婚恋年龄期望与实践进行对比发现,未婚青年实际的恋爱年龄普遍比其所期待的年龄更早,已婚青年的实际结婚年龄也比所期望的年龄要小,男青年在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上略高于女青年。与以往调查结果相比,青年实际婚恋年龄呈现出了恋爱年龄提前、结婚年龄推迟的特点,恋爱低龄化和结婚高龄化态势明显。青年理想婚龄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结果表明,年龄、文化程度、性别、婚姻状况以及是否独生子女对青年理想婚龄影响显著。年龄越低,青年理想婚龄越小;学历越高,青年理想婚龄越大;女性比男性、已婚青年比未婚青年、非独生子女比独生子女的理想婚龄更低一些。     

中国妇女未婚先孕的模式与影响因素

未婚先孕和婚前流产不仅反映中国青年婚姻和性相关的观念、实践的变化,也意味着潜在的健康威胁与公共服务需求.文章针对既有研究的数据偏差和理论不足提出改进的数据采集方案与解释框架,利用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生育史信息,对流动人口未婚先孕水平和模式进行探索,并采用竞争性风险事件史模型验证了婚前流动对未婚先孕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结果表明,流动妇女中有20％～25％会经历以生育结束的未婚先孕,加上以流产结束的部分,未婚先孕发生率会更高;婚前流动会显著提高未婚先孕几率;初次外出时年龄越小,流出时间越长,未婚先孕几率越高;婚前流动经历对农业户籍、教育水平较低的流动妇女发生未婚先孕的影响更大.     

高知大龄未婚女性的婚恋问题浅析

在男女性别比居高不下。男性人口远远高于女性人口的当今中国,却出现了高知大龄未婚女性婚恋难问题,这一奇特的社会现象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和热议。本文认为高知大龄未婚女性婚恋问题主要源于“结构性剩余”,在对高知大龄未婚女性婚恋难问题已有的多角度理论研究回顾的基础上．主要从人口与经济的视角对高知大龄未婚女性“结构性剩余”现象的原因进行深入发掘。最后提出一些解决问题的举措。     

乡城流动背景下低收入地区农村男子的择偶困境——对甘肃省东部蔡村的调查

论文采用访谈和观察的方法,对甘肃省东部蔡村青年男子的择偶困境进行了研究。论文指出,青年农民工的流动使得流出地农村青年男子的择偶难度加大：彩礼飞涨,家庭负担加重;凑合婚增多,婚姻的不稳定性提高等等。贫困地区青年男子的择偶难问题成为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城市发展过程中,从婚恋方面对于农村的又一次剥夺。应该把解决农民工的婚姻问题纳入关乎社会和谐与整个社会发展的意识形态中来。论文是对有关农民工婚姻问题研究的重要补充。     

找回家庭：对农村单身现象的再解释——对赣南茶村的大龄未婚男青年的分析

本文延承布迪厄的学术遗产,通过对茶村大龄未婚男青年进行分析后指出,家庭不仅构成了婚姻生活的重要场域,同时亦对婚姻本身产生了重要影响：当婚姻由家族事件变成家庭事件时,它由一个“公共事件”转变成“私密事件”,他人对于族人婚姻的关注与贡献也急剧降低;“家风”作为婚姻市场上的道德要价,对婚姻双方的社区道德和口碑提出了要求;当男青年的家庭结构不完整或经济实力不济,这将使得男性在婚姻市场上无法获得女方的青睐。     

从耗散结构理论看农民有序流动

文章运用耗散结构理论解析了农民有序流动生成的条件。农民流动系统的“开放性”是农民有序流动生成的前提;农民流动系统“远离平衡态”是农民有序流动生成的内在根源;“非线性的相互作用”是农民有序流动生成的外在动力;“涨落”是实现农民有序流动的重要途径。     

新生代独生子女婚恋失败偏多的成因分析与治理措施-以西北3省30个村的339位新生代农民工为例

论文以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和宁夏30个村的339位新生代农民工为例．对他们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统计归纳,并用logistic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深入探究了新生代农民工特征及其市民化意愿．研究结果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否愿意实现市民化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做出的抉择。家庭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婚姻状况及配偶所在地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存在重大影响。月收入、性别、家庭抚养的小孩数及城市规模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因素;是否接受培训、家庭生活水平、受教育程度、当地经济水平及工龄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影响不显著。     

新生代农民工性状况研究——基于绵阳市的调查分析

通过对绵阳市农民工的调查分析发现,农民工获取性知识主动性不强、主要通过网络媒体获取性知识、性病传播和避孕知识不足：对于婚前、婚外性行为、第一次性行为对象和可以发生性行为的情形等方面持较为开放的态度,不少人认为夫妻性方面出现问题是婚姻破裂的主要原因之一：少部分人在性需求较为强烈．由于长期性压抑导致其身心受到影响。通过性别对以上方面进行相关分析发现,男性农民工比女性农民工更倾向于：通过网络媒体途径获取性知识,选择安全期避孕,双方自愿即可发生性关系,恋爱次数更多,性压抑时难以入眠、头疼、精力减退、幻想性犯罪。     

西部城市农民工双重社会适应研究——基于重庆的问卷调查

论文通过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对重庆市农民工城市和农村社会适应状况进行了比较,并分析了影响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的因素。农民工城乡社会适应水平都不高,城市职业适应和生活适应高于农村,农村文化适应比城市文化适应更好。多元线性回归结果表明:教育程度、收入、打工时间、和配偶一起打工、社会剥夺感、政府帮助等对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的不同方面有显著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