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的扶贫治理:基于扶贫资源瞄准和传递的分析

虽然我国扶贫瞄准单元经历了从县到村再到户的不断精确转变,但是在实际上,扶贫资源瞄准偏离的困境却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改善。一方面,扶贫资源瞄准与传递背后的治理和管理机制容易造成资源的使用与贫困人口的实际需求相脱离;另一方面,社会阶层分化和基层社会治理结构往往导致精英捕获,以上两个原因使我国扶贫瞄准机制面临治理困境。     

走出自由与管制的二元藩篱--论公共舆情治理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改变了舆论格局,给政府带来严峻挑战。面临这种新挑战,当下我国政府的舆情管理仍然延续传统,即以管控为内核,以应急为重心,以平息为旨归,距离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仍然有较大距离。基于治理理论,政府除了保障言论自由以及与媒体进行互动传播之外,还要与舆论中的多元主体形成互动和对话关系。基于这种新型关系,推动舆情治理现代化,就要在坚持政府主导性的前提下,培育网络舆情治理的多元主体,并用法律界定清晰的权责界限;以内部的整体性治理和外部的互动机制为重点,创新舆情治理机制;以互动为重点,打造舆情治理平台,创新舆情治理体系。     

我国农村扶贫战略实施的治理问题

我国农村扶贫工作在不同时期采用了不同的战略,相应依托的扶贫治理手段也各有不同.第一个阶段,扶贫治理的手段是解除和放松各种管制,创造农村人口获取财富的空间.农村扶贫工作进入第二个阶段以后,行政治理开始发挥作用.进入第三个阶段以来,由于农村贫困特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家采用的扶贫治理手段更趋复杂.基于市场的发展型治理和基于权利的保护型治理是我国农村扶贫治理的主要模式.     

体制变革与主体建设:社会治理中的农民工政治意识问题

在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工的政治意识逐渐萌发并日益分化,从而对传统的社会治理机制提出了质疑。基于意识的能动性,农民工不同向度的政治意识既有可能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进步力量,也可能成为影响城市社会稳定的潜在因素,关键在于能否将这一群体引入国家政治。体制变革与主体建设相辅相成,如何在深化农民工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中,通过培育农民工积极的政治意识引导其参与行为,化解消极意识带来的负面影响,塑造合格的社会参与主体,构成现代管理体制成功转型的基本文化要素,对于推动农民工城市融入、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亦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农村人口空心化下民族地区精准扶贫:项目扶贫VS主体培育

扶贫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攻坚战,而实现民族地区贫困人口如期脱贫则是这场攻坚战中的"硬骨头"。当下,民族地区扶贫既遭遇着"项目扶贫陷阱",也面临着打工经济下农村人口空心化所致的脱贫主体严重弱化与缺失。依据中央精准扶贫的思想,民族地区扶贫应摈弃先前项目扶贫为主的思路,坚持以脱贫主体能力培育为主、以经济开发扶贫为辅,提升民族贫困地区的内源式发展能力。     

“地票”的创新价值及制度突破

重庆农村土地交易市场推出的城乡建设用地挂钩指标转让交易制度,俗称“地票”交易制度,它对农村土地流转方式改革、城乡统筹发展及实现土地收益公平分配是一种制度创新。但由于该制度尚处初创阶段,交易制度存在某些不足,待补充完善。应利用试点优势、增强制度活力,在“地票”法律化过程中更要实现多方利益表达的平衡,使其成为促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利器。     

服务系统创新的理论探讨

服务创新是服务业发展的动力与源泉,服务创新必然涉及服务系统创新。正确理解服务系统创新的含义及特点,分析服务系统的组成和服务系统的价值链,揭示服务价值的产生和服务系统创新的真正动力来源,提出促进服务系统创新的措施,对我国服务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我国劳动制度创新和劳动力产权制度创新

实践表明,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并不能保证每一个劳动者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我国劳动力低效率的原因还在于劳动力产权制度的低效率。克服制度低效率的基本途径是进行劳动制度和劳动力产权制度的创新。包括企业劳动制度创新、国家劳动制度创新和劳动力收益权制度创新。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观念性障碍与突破

造成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难且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观念性障碍却是首要因素。思路决定出路。因此,从影响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观念性障碍分析入手,提出全面扭转人们观念的合理化建议,从而达到破除旧观念,端正认识,创建新制度,构建新模式,加速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目的。     

建国以来中国农村制度创新的路径研究

建国以来中国农村制度的创新,以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为核心,走过了一条具有鲜明特点的制度变迁路径:土地所有权、经营权都归农民———土地所有权归农民、经营权归集体———土地所有权、经营权都归集体———所有权归集体、经营权归农民。我们可以看到,历次土地制度的变迁既是对前一次土地制度的继承,又是对它的否定。5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制度发展所形成的某些特质,提供了强化现存农村制度的惯性,决定了我国当前农村制度改革具有“双轨制特点”,不可能一步到位。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之初,尽管我国并没有一个确定的农村改革方案,但却不自觉的选择了市场化的改革道路,这就为今后农村制度的变迁规定了方向,即今后中国农村制度只能朝着越来越市场化的方向发展。     

加快泛珠三角区域创新体系的建设框架与发展对策

在世界经济凸现区域化特征的今天,区域创新能力已成为地区经济获取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如何把握自己命运,是泛珠三角面临的新任务。本文围绕泛珠三角区域创新体系的框架结构与战略布局,建设泛珠三角区域创新体系的战略思路和推进泛珠三角区域创新体系的发展对策等进行研讨,对于加强泛珠三角省际区域合作,进一步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和合作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广东省产学研合作政策支撑体系创新研究

针对广东省产学研合作政策支撑体系滞后的问题,基于动态演化的视角,构建广东省产学研合作政策支撑体系。从广东省产学研合作政策体系的现状出发,结合广东省经济发展的特点,通过产学研合作主体一模式、行为一机制、环境一体制的互动演化,形成产学研合作政策支撑体系。产学研合作政策支撑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创造性过程。广东省产学研合作的顺利推进,依赖于产学研合作框架中主体、行为与环境三大要素作用的有效发挥。广东省产学研合作政策支撑体系的构建有助于推进产学研合作政策的系统化、规范化和全面化,促进产学研合作的发展,最终推进广东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和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     

地方政府合作中的政府创新初探

地方政府合作是政府创新的一个重要领域.制度供给不足和分权化改革为政府创新留下了较大空间.在经济区域化、区域一体化的趋势下,通过合作解决跨界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问题,提高民众对地方政府的认同,是地方政府在合作中进行政府创新的重要动力.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合作中的政府创新主要体现在地方政府自身的创新和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的创新.促进地方政府合作中政府创新的扩散,应加强地方政府间的学习考察,加强区域合作组织间的交流互访,完善干部交流任职制度,建立地方政府信忠共享平台.     

地方政府竞争与地区制度创新:一个制度分析的视角

由于地区之间制度结构存在差异性,使得地方政府通过制度创新能够在一定时期内获得制度的垄断利润,因此,地方政府具有强烈的开展制度创新的动力.但在现实中,地方政府实现制度创新的意愿往往受旧的制度体系中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及非正式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制约.因此,有必要通过在本地区内建立新制度的"试验区"和有针对性的激励机制,放松对本地区经济管制,加强社会意识形态宣传等途经推动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步伐.     

古代戏剧形态研究的新突破--评《元杂剧演述形态探究》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将戏曲定义为“代言体”。所谓“代言体” ,是指演员进入角色 ,代剧中人说话。这就从文体的角度 ,将戏曲与其他叙事文体如小说、说唱等区别开来。他又指出戏曲的标志是“以歌舞演故事” ,这是从演出的角度说的 ,与“代言体”之说并不矛盾。可以说 ,从此以后 ,我国戏曲才有了较为科学的定义。然而 ,时隔 80余年之后 ,当我们重新审视古代戏曲文本的时候 ,便发现“代言体”说的局限性了。例如 ,南戏、杂剧中的插科打诨 ,有许多是游离于角色所处的情景之外的 ,有的明显带有非剧中人的口吻。仅以上场诗来说 ,鲁斋郎上场称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