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惠特曼自由诗对胡适白话诗的影响

胡适倡导白话诗与惠特曼开创自由诗有着相似的历史语境,二者都是在文学代变的关口,分别承担起了中美诗歌变革史上除旧布新的历史使命。胡适提倡白话诗的目的是要推翻文言文学,建立白话的国语文学,而惠特曼则是为了冲破英国文学的藩篱,建立符合时代要求的独立的美国诗歌。在白话诗诗学理论的阐述上,胡适偏取了惠特曼自由诗的分段自由、造句自由和诗歌散文化等诗歌主张。但由于白话诗发展进程的内在制约等原因,在诗歌的意境和风格上,胡适对惠特曼自由诗的接受并不明显。     

"题型转换":胡适前"五四"白话诗的"尝试"及意义

在中国诗坛相对萧条的前“五四”时期,出现了一种十分深刻且与前代“诗界革命”有着本质区别的诗歌革新———胡适的前“五四”白话诗“尝试”。胡适前“五四”白话诗的出现,初步确立了中国诗歌新的艺术形态,转换了中国诗歌古典与现代的题型。     

非归化非异化：胡适白话诗翻译中的双重偏离

长期以来,研究者们从翻译理论出发,对于归化和异化翻译路线是否非此即彼存在争议。以胡适的白话诗翻译为例,从翻译实践出发进行分析,发现胡适的白话诗翻译是既非归化也非异化的。由于胡适的白话译诗以推动文学改良为目标,其翻译均不是归化的,偏离了中国传统诗歌。同时,它们也不是异化的,同样偏离了原语诗歌。在方法层面,其白话译诗以“白话”为中心;在策略层面,其以“诗体的解放”为中心;在伦理层面,胡适对翻译文本的选择以“文言一致”为中心。最终,胡适的白话诗翻译实现了对中国古典诗歌和外国原诗的双重偏离。     

新诗现代化进程:诗体变革与诗神再造

中国20世纪诗歌始终处于现代化的动态发展进程之中,这一进程现仍在延续,具有许多特点,而不断地进行诗体变革与诗神再造,则大大促进了新诗的现代化。中国新诗的现代化进程起始于诗体变革。“诗界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要“全力去实验作白话诗”[1],胡适的这些主张     

“非古”思想与白话诗呈现

作为文学革命的重要内容,白话诗是文字与文体革新的载体。通过“非古”与“旧诗”成功“断裂”,白话诗彻底开辟了新文学的生存空间,与此同时,白话诗面临“断裂”之后艺术经验的贫乏。从整个新诗发展历史来看,新诗不断表现出对“旧诗”艺术经验的回望和吸纳,说明传统诗歌经验在不同阶段会通过不同方式参与新诗现代化进程,因此“非古”只是新诗诞生初期也即“白话诗”时期的一种思想策略。     

草创期中国新诗的“非诗化”倾向研究

在“诗体的大解放”旗帜引领下,白话诗的先驱们立志与古典诗歌“划清界限”,以使白话文取得正统地位。草创期白话新诗只重白话,不重“诗”,并由此带来了严重的“非诗化”倾向,语言、音韵、结构方式、创作手法上都有明显的表现。     

新诗集序跋与初期新诗诗人的旧体诗观

从倡导“诗体大解放”、主张白话诗,到有意制造新、旧诗对立以提倡新诗,胡适对旧体诗的态度存在矛盾之处。归根结底,“旧诗”概念本身带有断裂意味,其两层意涵也常被混用,呈现出在概念收紧与放松之间的游移。“五四”以来,新诗集出版一度风行,借助现代传播条件,诗人与读者、诗人与评论家、诗人与诗人之间增进对话与互动。新诗诗人们对诗歌情感与读者共鸣的追求,不仅激励他们尽情释放自然的真情,也使其落入对新旧诗体分野与诗人身份认同的迷茫之中。     

论华兹华斯的"快乐"诗学及其伦理内涵

华兹华斯不仅是英国19世纪杰出的抒情诗人,也是有着自己独立诗歌观念的诗歌理论家.华兹华斯主张诗歌的情感、题材、语言和创作目的都要以"快乐"为起点和终点,"快乐"成为其诗学中的核心理念,这就构筑了他独具个性与魅力的"快乐"诗学.在这种诗学观念的指导下,华兹华斯的诗歌充满了一种崇高的自然与人间之爱及其独到的伦理内涵,成就了其诗歌在英国乃至世界诗歌史上的地位,并对当今世界的诗歌与文学创作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胡适与“五四”新文学

我们时常面临如下的抉择:对历史是作出历史的,还是现实的——根据现实的某种需要而作出的违背历史的——评价?在理论上,这是一个简单的选择,然而,当我们遇到某种具体的历史问题时,情形就会变得复杂起来。 作为新文学发难时期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胡适的名字见诸任何一种中国现代文学史。在历史上,他的“白话文学”主张和白话诗的“尝试”使他立足于当时文坛的前     

中国现代新诗的建设及深入拓展

一、新诗形式的营造及贡献———从《死水》和《再别康桥》看闻一多、徐志摩对新诗形式尤其是新“格律诗”的贡献要了解《死水》和《再别康桥》的意义,我们需首先了解中国现代新诗历史上“新格律诗”的产生及其背景。从多种意义上来看,如有人所说,诗歌都是一种“在自由和限制之间寻找平衡的艺术”;从早期白话诗运动兴起时胡适所提倡的“诗体大解放”(从内容到语言形式都与“旧传统”决裂,“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话怎么说,诗就怎么写”,胡适《谈新诗》),到郭沫若的火山爆发式的自由反叛诗歌,中国现代新诗在其…     

早期新诗"说理风气"之形成

在早期中国新诗中,“说理”这一观念的产生及传播,直至成为主导范型之一,不仅凸现了早期新诗的特殊语境,也反映了时人对于新诗不同的想像方式。胡适以“说理”为视角,以建立自己于旧文学的风格性,并藉此开拓出新诗之空间。在其后关于新诗的种种辩驳中,“诗文之分”、“诗之好坏”、“说理与诗”等话题亦被讨论,而成为新诗话语争夺之场所。     

新诗创世何劳胡适尝试

古人早有白话诗,唐宋词及元曲已不乏白话诗,明清歌谣已多白话诗、自由诗,学堂乐歌的歌词有的已是新诗,19世纪下半叶以来译诗已有白话诗,南社诗人已有白话诗、自由诗。胡适的历史功绩仅仅在于打出了"白话诗"的旗帜,他拿不出白话诗的典范之作。五四时期如果不是由胡适来作"鞋样上总还是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的《尝试集》,而是直接从中国历代白话诗歌的创作及翻译中,精选一部《中国白话诗集》,集中展示一批成熟的、不乏经典意味的白话诗佳作,那对于现代新诗的启迪和示范作用一定会好得多,对于迅速奠定新诗的地位,昭示新诗的方向,一定会有效得多,中国新诗也会因此少走许多弯路。     

胡适《尝试集》：白话新诗的实地试验

胡适的《尝试集》是他“实地试验白话”之作,以证明白话可以创作出好的诗歌。胡适的诗来自于他的生活,他对现实的感知,追求“自然”的白话新诗音节;胡适青睐虚词以调和文言和白话,多用“了”字,甚至用“了”字押韵,又常用“也”字;《尝试集》第二篇、第三篇大多数诗运用了“对语体”结构,因为这种形式容易造成诗歌的说话语调,形成比较自然的节奏;《尝试集》还开拓出一些新的意象,如《老鸦》中“乌鸦”的全新意象。这四个方面构成了《尝试集》白话新诗的现代特质。     

口语与文学语言:新诗的一个关键问题--兼与郑敏教授商榷

新诗的发展的一个历史传统,就是将胡适所提倡的白话如何由一种散文化的口语发展为文学语言。这方面的成就应该说是确定无疑的。因此,新诗不仅是有自己的文学语言,而且已经有了相当成熟的文学语言。杰出的诗人创造自己的语言。白话已经提供了新诗写作基本的一种需求,一个诗人不应该去怀疑一种语言是否已经可以达到表达的需要,而应该怀疑自己是否能够用写作来创造出满足这种表达需要的语言。     

胡应麟对黄庭坚诗歌的接受与明末宗宋诗风

一般认为,明代的前后“七子”尊唐诎宋,而胡应麟在《诗薮》中更进一步,全盘否定了宋诗。实际上,胡应麟基于其盛衰相继的诗史观点,认为“衰世”也蕴含了勃发的生机,对宋诗在否定中又有所肯定,对宋诗的代表黄庭坚诗歌也多有论评,特别对其学杜与用事进行了多向度的考察,较早地打破了明代对黄庭坚诗歌“缺席审判”的坚冰,直接导引了明末的宗宋诗风。     

民国旧体词变革的两种尝试——以胡适的白话词和陈柱的自由词为例

民国词体革新风潮之中,胡适从语言变革入手,创作出白话词,并进一步演变成白话新诗。陈柱则在词为诗之变体的理论基础上对词进行变体式改造,提出自由词的词学理论和创作主张。胡适和陈柱代表了词体革新的两种不同方式,共同描绘着民国旧体词革新的图景。     

试论华兹华斯的诗歌语言观

威廉·华兹华斯是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旗手,他在继承传统诗学的基础上,开创了一代语言清新自然、内容淳朴的诗歌风格,他的诗学理论不仅使英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歌的发展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而且对诗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主要通过华兹华斯的诗学与亚历山大·蒲柏和柯勒里奇的诗歌创作原则的对比分析,试图阐明华兹华斯的诗学中具有革命性的诗歌语言观.     

李少君诗歌的地方性经验

李少君被称为“自然诗人”,他把自然作为最高的价值,其诗中的自然是地方性经验的凝结,他的自然观来源于地方性经验的熏陶与培育。地方性经验在李少君的诗歌中表现为一种自然诗性气质,同时表现为一种个性化的风格形态。李少君诗歌的地方性经验不仅可以为当下乡土诗的类型化写作提供有益的镜鉴,还可以藉此反思一些深层次的诗学问题。     

胡适诗学的接受史考察——以懂与不懂之争为中心

作为中国现代诗学的开拓者,明白易懂是胡适白话诗学的核心。在近一个世纪里,这一诗学原则在得到认同的同时也不断遭受质疑,引起了一波又一波关于新诗懂与不懂的论争。在新诗发展精致化诉求中,面对现代派"不懂"的诗学,胡适有时在论争中进行自我阐发与完善,有时又不作分辨地接受来自不同诗学观念、风格美学的挑战与质疑。在大众化浪潮中,它开启诗歌如何向大众普及的讨论。在新中国新的历史语境中,又作为潜在的诗学依据,参与社会主义诗学话语的建构,呈现出新的接受特点。     

论苏轼“诗主理”与“主理诗”的理性自觉

苏轼“诗主理”具有高度的理性自觉和审美品格。苏轼异乎常人的政治、学术使命感，以道自任的人格理想和人文精神，表现在其诗歌创作上的主理意识也就分外鲜明，也形成了鲜明的“诗主理”的诗学理论：“有为而作”说、“言必中当世之过”说、“以奇趣为宗”说。而他在诗学理论规范下的创作自觉，使其“主理诗”的特征也愈发显著，这就形成了其“主理诗”区别于一般政治诗的理性美质，即写实品格、批判精神、议论英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