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濂溪志》版本述略

周敦颐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地位承上启下,是宋明理学的奠基者.以收集整理周子作品、传、表、族谱、世系、祠堂、书院及后儒论断、吟咏之作为主要内容的濂溪志,是研究周子的宝贵材料.目前国内现存的濂溪志版本共有八种,即:明代胥从化版<濂溪志>十卷、明代李桢版<濂溪志>九卷、明代周沈珂、周之翰版<周元公世系遗芳集>五卷、明代李嵊慈版<濂溪志>十三卷、清代吴大镕版<周公濂溪周夫子志>十六卷、清代周诰版<濂溪志>七卷、清代周诰版<濂溪遗芳集>二卷和清代彭玉麟版<希贤录>二卷.     

中国古代图书分类的历史过程与指导思想

围绕中国古代图书分类的历史过程与指导思想这两个问题,分别对古代图书分类中居正统和主导地位的"七分法"和"四分法"展开叙说.着重论述了"七分法"的代表作<别录>、<七略>、<七志>、<七录>和"四分法"的代表作<中经新簿>、<晋元帝四部目录>、<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的演进历程和思想特色;同时对以南宋郑樵为代表的非正统分类法作了分析.指出,中国古代图书分类是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中国古代图书分类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对于保存历史、传承文明居功至伟.     

《焚书》刊刻过程、版本及真伪

目前见到的<焚书>,以顾大韶校定本<李温陵集>最可靠.单行本<李氏焚书>中的后二卷"读史"、"诗汇"非李贽亲定<焚书>所有.<焚书>曾先后刊刻四次.第一次为万历十八年四月,共有耿、李论辩之"书答"与写失友孤苦的"老苦"二卷41篇;第二次刊刻时间为万历二十年四月,增加"书答"一卷21篇、"杂述"一卷22篇,成为四卷;第三次刊刻时间为万历二十八年,将"老苦"、"书答"合为一卷,又增"杂述"38篇为一卷,并于其他卷加入30篇,构成新四卷四册;第四次是李贽死后,将"读史"、"诗汇"收入后的<李氏焚书>本.<焚书>除<玉合>等数篇为赝文外,余皆出自李贽之手.     

西西里远征之后的叙事策略与政治——修昔底德《战争志》第8卷释义

"演说"是修昔底德<战争志>最突出的叙事法则,也是雅典民主政制的象征,但是<战争志>惟独第8卷不见"演说".文章根据修昔底德的叙事策略,阐明"演说"的缺席意味着雅典政治品性在西西里远征失败后已演变成斯巴达式的"审慎"和"畏惧",并进而论述阿尔克比亚德的"恢复"、雅典式的"审慎"和"最佳政体"的关联.     

关于新发现的朝鲜活字本《三国志通俗演义》

新近发现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活字本一册(第八卷),可以纠正笔者此前关于流传韩国的<三国志演义>版本是周曰校甲本的见解,亦有助于对现藏于鲜文大学中韩翻译文献研究所的朝鲜刻本年代的认定.<朝鲜王朝实录>中<三国志通俗演义>所指应是朝鲜活字本,不是翻刻本,其所使用的是从1516年开始到壬辰(1592)抗倭战争之前一直使用的铜活字(丙子字),其原本在中国刊行后,于1560年初中期在朝鲜被重新印出,它是韩国现存<三国志演义>刊本中历史最悠久的一部.另外,从版式、纸张来看,丁卯年耽罗刊记的朝鲜翻刻周曰校本<三国志传通俗演义>并非翻刻于隆庆元年(1567,丁卯),而是60年后的天启七年(1627,丁卯).朝鲜活字本是以周曰校甲本为底本,参照了嘉靖壬午本,并进一步校勘的版本.     

再论《刘子》的著作者为刘勰

用避讳法来否定<刘子>为刘勰所著,坚持刘昼说,反而更否定了刘昼说.认为<刘子>中有法家思想,<文心雕龙>是尊儒反法,以此作为否定<刘子>刘勰著的理由是不合史实的,因为<文心雕龙>对法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刘子>的语言特色与<洛阳伽蓝记>、<水经注>同,以此为据肯定<刘子>作者是刘昼也是不妥的.因为这些著作,"即使在南朝,一般也用散文来写."从<刘子·贵农>篇反映的时代特征看,与梁代社会现实相符,也与刘勰"利民"之志相合.<刘子>讲"托附"、论"因显"、说"韬光",这不符合刘昼的学术经历、思想品行和性格特点.因而两<唐志>和郑樵<通志>对<刘子>作者的著录是不易撼动的.     

“津人之善医者蒋仪”真伪考——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183;子部&#183;医家类存目》析疑一则

<天津新县志>载"津人之善医者"蒋仪著有<医镜>和<药镜>两书.然经考证,<医镜>乃明·王肯堂所著,蒋仪只是校订刊刻.而名为蒋仪者有二,一为明末清初浙江职业医家;一为隶天津卫军籍的明代进士.<药镜>乃浙江医家蒋仪所著,而非津门进士蒋仪所著.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天津新县志>为首的诸家著述未加详考,将两个蒋仪混为一谈,乃致百年之误.     

《明史·选举志一》补正一则

<明史>卷九十六<选举志一>曰: 正统中,天下教官多缺,而举人厌其卑冷,多不愿就.     

清嘉庆二十四年刊《新安县志》景印本序

明万历年间,新安县立,越十五年,知县邱体乾初修<新安县志>.予数读明、清二朝所修<新安县志>诸序文,感无量矣."邑志.盖国史之遗.用以彰往鉴来也."此乃修志者之初衷.所谓"邑志".亦即本地县志也.明刊本<新安县志>已湮,唯于清刊<新安县志-艺文志>中可检得旧文一二耳.康熙戊辰,邑令靳文谟重修<新安县志>,<序>谓:"新安,弹丸小邑也.     

天一阁藏《明史稿》略考

将天一阁藏<明史稿>与著录为万斯同撰清钞本以及<明史>修撰中产生的其他卷本比对后,初步认定,天一阁藏<明史稿>中墨、朱笔所改内容,符合万斯同信赖<明实录>并倾心焦兹<献征录>的史学思想,该稿具有两个显著特点,反映出万斯同编纂<明史>过程中不同阶段的成果:一是他亲笔誊改的手稿;二是经他编纂的初稿.前者由万斯同本人誊录与删改,属于手稿的性质;后者是<明史>形成过程中分撰稿的综合编纂稿,部分卷首标明"明史卷"若干,"列传"若干,以改定初稿的面貌出现.重要的是,两者具有共同的一点,即万斯同的史料选择、取舍、分合、排列状况,均清晰可见.因此,天一阁藏<明史稿>便具有清修<明史>重要底本的性质,拥有其他卷本<明史>所不具备的独特的文献价值.     

明代全刻本《韩非子》流传考述

明代全刻本<韩非子>由于其篇幅之全值得研究者重视.但是,由于有些版本已经较难见到,所以现在的<韩非子>校注者往往都没有认真地利用它们去进行校勘,以致产生了不少错误的认识.如陈奇猷将"赵用贤本"与"管韩合刻本"视为两种版本,说"管韩合刻本""出于赵本".陈启天、陈奇猷将周孔教本与黄策本当作两种版本.同时,他们所附录的序跋题识,也存在着很多错误.如陈启天<增订韩非子校释>与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的附录,将赵用贤<<韩非子)书序>之"余以为彼其尽绌圣贤之旨"误为"余以为彼其尽纳圣贤之旨",将王世贞<合刻<管子><韩非子>序>之"读之使人不胜乙"误为"读之使人不胜也"、"读之使人不能胜也".为了避免以讹传讹.我们有必要将第一手资料公之于世.本文详细考述明代<韩非子>之全刻本(赵用贤本、周孔教本、吴勉学本、凌瀛初本、沈景麟本、赵如源本、葛鼎本等),附录了其中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序文,以及卢文弨、顾广圻、王渭等校雠名家的题识,以供学者研究时参考.     

天一阁藏五种孤本明代专志考录

<吴山志>、<罗浮山志>、<齐云山志>、<香泉志>和<撮山栖霞寺志>等五种明代山水志和寺院志现藏于天一阁,从其版本特征、卷次篇目、序跋、著录、纂修和流传等情况来看,这五部明代专志均为海内孤本,其中<齐云山志>、<香泉志>还是各志中现存最早之本.它们对于方志学研究来说是不可多得的新材料,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如道教、佛教和旅游文化研究,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当引起学者的关注.     

《汉书·艺文志》中的“篇”“卷”问题

鉴于"篇""卷"两词首次共出于史志是在<汉志>以及<汉志>对于后代史志的深远影响,通过讨论作为书目著录的计量单位词"篇""卷"在<汉志>中的使用情况,尤其是在若干种若干家的书目著录时"篇""卷"同时出现的复杂情况,可以得出对于<汉志>"篇""卷"问题的认识,并对学术界的相应观点作出商榷.     

《三国志·谯周传》“研精六经,尤善书札”辨误

<三国志·谯周传>记载:谯周"研精六经,尤善书札"."书札"应是"<书><礼>"之误,依据是:<通志>的<谯周传>"书札"作"<书><礼>";从谯周作品及谯周的经学承传来看,作"尤善书札"不合理,而作"尤善<书><礼>"则合理;<三国志>中"礼"字多讹为"札"字;"禮"字很早就已写作"礼",而"礼"字与"札"字形近,易致二者混淆.     

王韬《法国志略》史学思想析论

<法国志略>是王韬撰著的反映法国历史盛衰变化的史学名著,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史学思想.首先,从初撰本和重订本的对比中,王韬撰著<法国志略>前后编撰思想变化较大,初撰本<法国志略>重地理,轻史实,而<重订法国志略>十分重视历史事实和典章制度,内容上不仅更加丰富,更具学术价值,而且体裁、体例更符合史书的要求.其次,<法国志略>的历史盛衰意识甚为突出,王韬从中西历史的对比中,得出如下结论:法国的盛衰正可以作为中国的"殷鉴",这是对传统史学历史盛衰意识的发展.最后,<法国志略>在介绍法国制度、文化方面富有特色,为国人了解外部世界的先进性打开了一扇窗口.     

明代《三国志》及裴松之注研究简论

明代学者对陈寿<三国志>与裴松之注进行研习,撰写了不少著述,有对三国史中"魏蜀"正统之争进行论辨,对陈寿<三国志>、裴松之<三国志注>进行评速和考证,取得一些成果.其中一些分析结论.与明代当时的理学、心学相适应,强调义理名教思想;特别是明代中后期一些学者,如胡应辟、朱明镐、周婴等对<三国志>与裴注进行考证.大多注重证据,通过归纳解决问题,这开启了清代考据学的学术潮流.     

附录再论：必也正实乎

在<附录再论>探讨了"名"的问题之后,文章主要对辞书附录之"实"作若干分析,包括附录的多维解析以及值得关注的问题,同时提出了设置的原则与方法的建议等.     

"易卜生主义":一个一再激起多重反响的"五四"话题

<新青年>4卷6号通过策划、包装与运作推出"易卜生号",流露出倡导者"壮盛"的"意气".胡适"心目中的"‘易卜生主义'",更值得关注的是从<国民公敌>展开的论述,是<新青年>创办后的核心话语之一.与"欧战"以及新村运动相关,"易卜生主义"被逐出主流话语空间,惟有鲁迅在<新青年>言论不断变化中始终保持独立之声."易卜生号"在"五四"后的新文学发展中激起一次次反响,茅盾更立足于<娜拉>理解"易卜生主义",写出一个个"娜拉"式的时代新女性,但同时也能听到发自他内心深处的挽歌词.鲁迅更主要从<国民公敌>出发发表<娜拉走后怎样>,写出<伤逝>,1928年把<奔流>月刊1卷3期设为"H.伊孛生诞生一百年纪念增刊",其<编校后记>浸透着"胜者的悲哀"和历史的"悲凉",而对托洛斯基为"同路人"的辩护产生强烈共鸣.     

标点本《宋史》订误(四)

21、"乾道元年"为"淳熙十五年"之误. 卷三九四<许及之传>(P12041)云:"乾道元年,林栗请增置谏员,乃盕唐制置拾遗、补缺,以及之为拾遗."按:拾遗、补遗为唐武则天时增设的二谏职,北宋太宗时改称正言、司谏.南宋孝宗时,在正言、司谏之外又复置拾遗、补缺,这是两宋台谏史上唯一的举措,所以见于记载者甚多,但都系于淳熙十五年(1188),而不是乾道元年(1165).这里不一一列举,读者可参阅<宋史·职官志>一中书省条、<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之五八.     

我诗纪事飘云烟——梁章钜诗歌分期初探

梁章钜是清嘉道诗坛上有相当影响的诗人,迄今仍有2000多首诗歌存世.梁章钜的诗歌,除散见于唱和集,以及笔记作品之外,主要存录其四部诗集之中:<藤花吟馆试帖>二卷、<藤花吟馆诗钞>十卷、<退庵诗存>二十五卷和<退庵诗续存>八卷.梁氏之诗,内容广泛,讲求实用,且颇有"纪事诗"的特点,主无处无出处,倡以诗证史,充分体现了其个人诗作与自身经历的内在关系.其生活景遇的变化、仕途的升迁、师友之交游等等,均反映在他的诗歌创作中.依境遇变迁之顺序,梁章钜之诗作可大致划分为6个阶段:出仕之前、居京时期、外宦时期、初隐时期、复出时期、归隐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