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社区复合空间结构的生成机理及治理困境

住房商品化重构了中国城市的居住空间和治理模式，国家在城市进行社会治理的对象不再是固定的单位组织，而是高密度、原子化和异质化的城市社区流动空间。理解城市社区治理，就必须了解城市社区空间中复杂的权利关系。运用空间生产理论，从空间维度解构城市社区内部权利格局，并对引发城市社区治理困境的原因进行分析，可以得出：房权政治下的城市社区结构以物权归属为划分依据，是由私有空间、共有空间和关联空间整合而成的复合空间结构。复合空间中相互缠绕的权利关系最终表现为个人主义的无限扩张、集体行动的难以实现和关联主义的不断弱化，成为裹挟城市社区陷入治理困境的病理要素。     

农村基层互动治理的现状审视与应然面向——基于“枫桥经验”的思考

农村基层互动治理包含培育村民与组织合作互动的治理主体、实现权力与权利民主互动的治理结构、构建自治与共治协调互动的治理方式等多维内涵。借鉴"枫桥经验",当前农村基层互动治理应探索基层互动治理的多元主体,构建基层互动治理的民主模式,优化基层互动治理的制度机制。     

脱贫攻坚对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与法治化进程的战略支撑探析

脱贫攻坚是新时代农村基层治理的重要创新举措。脱贫攻坚有效破解了乡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机制缺失、自我发展内生动力不足、长效发展机制不足等农村基层治理难题。脱贫攻坚的创新实践推动了农村基层治理机制、治理模式、治理队伍的现代化。脱贫攻坚有效解决了贫困农户的权利匮乏问题,推动了农村基层依法治理的有效落实,健全了农村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机制。     

遮蔽与重构：基层社会治理公共性的实践逻辑

公共性是社会治理的基本价值与根本指归。作为社会治理的重点,基层社会治理更需要实质公共性的回归与重构。当前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环境愈加复杂,公共空间碎片化、风险化趋势明显;治理主体互动不足,畅通融合的公共治理空间尚未形成;治理方式有待更新,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仍存在二元悖论。重构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公共性,需要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保障,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广泛参与,推动数字技术赋能公共性价值,培养基层公职人员的公共性职业素养。     

农村社会治理中基层党组织功能发挥研究述评

目前,农村社会治理中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发挥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农村基层党组织处于农村基层社会的第一线,坚持以实践推动基层党组织功能的最大化发挥,是做好农村社会治理工作的基本和有效方法。全面加强农村社会治理,需要基层党组织重新定位其组织功能,强化引领机制,协调治理主体间的相互关系,创新组织、活动方式及优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发挥的良好外部环境。本文通过梳理学者们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发挥的意义研究、内涵归纳、存在问题与解决举措等理论成果,力求为进一步界定和探究基层党组织在农村治理中的功能作用提供一定借鉴。     

“互联网+基层治理”：以数字化手段推进整体性治理

碎片化是中国基层治理不可忽视的问题,突出表现为权力体系碎片化、利益诉求碎片化、空间结构碎片化。浙江省绍兴市杨汛桥镇"4+X"模式、北京市平谷区"互联网+大桃"模式有效证明了数字化手段与整体性治理的耦合性。基层政府应借鉴和学习相关经验,疏通多向互动整合渠道,整合多元主体参与治理,重构弥合互补网络关系,树立服务导向治理观念,实现权力、利益与空间的整合。     

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须结合中国国情

正治理理论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主体包括国家、市场、社会和公民个人等,但是,各治理主体在治理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是有差异的。中国有中国的具体国情,中国的治理模式也需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来探索。中国的治理体制中必须发挥党委的领导作用和政府的负责作用。对于中国而言,必须重视国家在治理过程中的作用,这里国家的主要     

转型社区治理中的社区干部:行动逻辑与角色困境——基于成都市LH社区的样本考察

社区干部是转型社区治理的重要行动主体,他们的角色定位和策略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转型社区重构的演进步伐,是观察转型社区治理的重要维度。面对日趋复杂化的社区事务和陌生化的社会,他们采取了多种治理策略。其治理行动在产生了一定绩效的同时,也使其陷入治理的角色困境:治理资源的匮乏、"挤压式"的职责负荷及对行政权力的过度依附。转型社区善治的达成亟须化解转型社区干部的角色困境,有效发挥其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桥梁作用。     

财政分权、制度供给与中国农村基层政治治理

已有文献在对财政分权对中国经济转型发挥作用进行详细研究的同时,对其政治和社会效应却关注不足。视农村基层自治为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采用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05)和多层混合效应逻辑斯特模型(Multilevel Mixed-effect Logistic Model),本文重点考察了地区间面向县级政府的财政分权对农村基层政治治理可能的影响。本文实证发现,财政分权有助于以显著为正的概率使中国农村基层政治治理迈向更高的水平。本文尝试把中国农村基层政治治理内生化于财政分权,为深化理解中国特色民主政治道路及进一步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和政策视角。     

住房价格分异、公共基础设施与城市空间重构——基于西安市的时空演化视角

本文从时空二重维度分别构建计量模型和空间分析模型,实证分析住房价格分异、公共基础设施与城市空间重构的演化关系。研究发现:西安市住房价格、公共基础设施与城市空间结构存在时间维度的均衡关系和空间形态布局的相关性,公共基础设施构成了城市空间的基本骨架,是引致城市空间重构的主要力量;住房价格分异能够深刻折射出城市空间结构的演进过程,是城市空间重构的指示器。应改善和优化公共基础设施的供给与空间配置,充分发挥住房价格的杠杆作用,引导形成合理的城市空间结构。     

农村基层“微权力”腐败的机理机制与预防对策

加强对农村基层"微权力"腐败的预防与惩治,是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题中应有之义。农村基层"微权力"腐败呈现主体以村"两委"一把手居多、村"两委"班子集体腐败现象突出、经济类腐败案件占主导地位、涉财违纪违法手段多样化等特点。农村基层腐败行为频发的原因在于法治观念淡薄、价值观扭曲,制度操作细则规范性不足、自由裁量空间大,监督行为机制乏力等因素。全面提升农村基层治理能力,构建基层贪腐预防与惩治体系,需要针对农村基层干部开展警示教育,增强正向激励;规范用权,建立"小微权力清单";创新村规民约制度安排,推行农村社会公平化管理工作;提升协同监督能力,使农村基层民主运转起来。     

探析四川省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实现的路径

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我国进入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新时期,农村基层治理模式也面临着新的改革机遇。如何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解决好困扰中国已久的"三农"问题,成为当前一项主要的目标任务。四川省作为我国农业大省,对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进行探索,将对我国农村治理带来许多有益的经验和借鉴。     

网络化治理理论与社区治理路径创新

网络化治理理论强调治理主体多元,在互信互惠的伙伴关系上做到共享资源,共同实现公共价值。这一理论对突破传统治理模式造成的主体缺失困境、资源不平衡困境、信任困境和合作困境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为此,可借鉴网络化治理理论的合理内核,结合新时代社会治理格局的要求,重构社区治理主体,明确社区治理价值导向,构建协作治理机制,坚持依法治理以实现社区善治。     

基于TOE-D模型的数字善治：数据解构、技术驱动、组织变革和环境优化

基于对TOE分析框架的改进建构TOE-D模型,分析数据解构、技术驱动、组织变革和环境优化对推动实现中国特色数字善治的作用机理。数字善治的中国本土化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方式,具有技术性、组织性、环境性和数据性。数字善治本土化的数据逻辑在于从政府—市场二元维度配置数据资源,解决数据垄断问题;T-D模型赋能数字善治本土化的技术逻辑在于推动政府管理技术变革,催生数字公民参与公共治理全过程,推进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全新合作;O-D模型赋能数字善治本土化的组织逻辑在于驱动组织结构从科层治理向数据治理转变,实现对内数据共享和对外数据开放;E-D模型赋能数字善治本土化的环境逻辑在于转变法律向度,向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共建共享的双重空间法治转型,同时优化制度环境,营造开放、健康、安全的数字生态。     

新时代农村基层党建创新研究——基于浙西北L村的实践探索

对标新时代农村基层党建新要求,各地根据地域实际进行有效探索,形成了一些富有地方特色的实践样态。浙西北L村通过组织重构和机制创新,顺利地实现了"细胞重组"、职责厘定、活动延伸以及党群关系的结合与"联带",从而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激发了基层党员干部活力、提高了基层社会治理水平,可以成为新时代农村基层党建创新发展的有益借鉴。     

户代表会议——开创中国基层民主治理的新路

农村基层民主是我国最广泛的社会民主。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创举,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面对农村发展的新形势和新问题,浙江省岱山县东沙镇泥峙社区从基层民主治理的方式方法入手,开始对户代表会议进行新的探索。户代表会议以户为单位,创新了基层民主治理的载体,弥补了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的不足和缺陷,在干部和群众之间架起了一座连心桥,成为解决农村问题的新平台。户代表会议开创了一条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治理的新路子。     

法治视角下社会治理机制创新的四个维度

良好的治理秩序是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也是和谐社会的主要指标之一。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伟大进程中,社会治理创新成为一种必然,而机制创新则是社会治理创新的突破点。社会治理机制创新应包括四个维度——权利、利益、互动、价值。理由有五点,第一,社会治理机制创新必须保证公民权利;第二,社会治理机制创新离不开利益分析法;第三,社会治理机制创新是一个互动的过程;第四,社会治理机制创新需要群众价值认同;第五,四个维度辩证统一于社会治理机制创新。但目前社会治理机制创新面临一些矛盾和挑战,如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矛盾、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矛盾、政府主导与公民参与的矛盾、政府推动与群众认同的矛盾等。对此,必须严守法治底线,从四个维度依法进行社会治理机制创新,即权利的维度:以公民权利为前提,推动社会组织及公民依法参与治理;利益的维度: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引导社会组织及公民进行利益表达和维护;互动的维度:以互动协商为基础,构建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秩序;价值的维度:以培育法治文化为目标,增强群众对依法治理的认同和支持。     

社会变迁下的社区治理

随着社会变迁,新时期的社区治理逐渐演变为,治理的的主体逐渐增加,更加注重治理目标的过程化,治理的范围越来越广,内容更加丰富,社区治理的新的发展趋势就是形成多角度,多维互动,其核心的发展趋势就是重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本文重点讲述社会变迁中社区治理的演变过程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及模式。     

党建促乡村治理有效途径研究——以全国乡村治理示范镇官圩镇为例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战略要求,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充分体现。《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指出：“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作用,扎实有序做好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重点工作。”农村基层党组织肩负着乡村振兴的重要责任,政府要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引领作用,促进乡村治理,提高治理能力,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地方治理结构下民间志愿组织自主性生成机制——基于D县C义工协会的个案分析

在中国社会组织自主性的相关研究中,长期缺乏对地方治理结构下民间志愿组织的关注,而聚焦于在大城市活动的科层制、专职化组织,造成对中国社会组织呈现"依附式自主"状态等片面认知。针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生成机制研究的不足,本文从民间志愿组织角度入手,基于组织机构、资源和行动3个自主性评判维度和自组织属性、地方治理结构两个自变量,生成民间志愿组织自主性生成机制的初步解释框架。个案研究发现,关键群体的建立可以为民间志愿组织提供稳定的核心志愿者资源、内部化治理结构,并提升服务能力以创造同党政部门的共容利益,有效提升组织自主性。而参与地方治理的中心工作,则能使民间志愿组织身份得以重构,反向吸纳精英人力资源,高效聚合支持资源,并完成活动领域与活动地域的双重扩张,实现自主性的生成。两者共同作用,最终形成民间志愿组织的整合式自主性生成机制。民间志愿组织的自主性生成过程反映出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变动向,成为社会治理主体的社会组织开始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产生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