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豆》与《青春之歌》对爱情的双重理解

50年代小说《红豆》和《青春之歌》都描写了知识分子的情感生活 ,真正从爱情本身出发 ,写出了丰富性和复杂性 ,是对当时“革命 +恋爱”小说模式的反拨。但那个年代的作家无法挣脱政治意识的束缚 ,她们的思想和创作都无法避开“为政治服务”的套路 ,爱情则成了神话 ,而且一旦背离了革命 ,将必然走向崩溃 ;只有依附于革命 ,爱情才有可能获得新生。     

中国现当代小说的情爱模式及其文化语境

中国现当代小说中的情爱描写模式经历了爱的觉醒、革命 恋爱、商品化游戏性的爱情、田园牧歌式爱情、革命与翻身解放中的爱情、作为生命力象征的爱情等历程,不同的爱情描写模式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息息相关。     

情感的放逐与背离——读张悦然长篇小说《誓鸟》

张悦然在小说中喜欢把爱情描写到极致,惯于书写决绝式的自我牺牲,甚至是自虐式、自我毁灭的爱情模式。《誓鸟》沿袭了张悦然情爱叙事的模式,所不同的是爱发生了转移、变异,对爱的痴迷与疯狂转变到对爱的附属物或者爱的凭借上。情爱的转移导致情与爱的悖谬,导致情感的放逐与背离。无性之爱、乱伦之爱、同性之爱都缺乏滋生爱情的土壤,缺乏合理性存在,决定了爱的徒劳与虚无,注定了悲剧性命运。     

红豆总相思——重读宗璞的《红豆》

出现于五十年代中期的《红豆》,多年来对其中涉及的情爱描写,小说的主题思想一直有争议。本文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解读宗璞的《红豆》从爱情的角度分析了男女主人公的思想行为,探讨了小说的真正意义所在。     

政治理性对20世纪50-70年代情爱文学的规约

20世纪“50-70年代”文坛，由于特殊的政治、文化境遇，文艺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同情与怜悯、人道与人性、情爱与性爱、欲望与行动等人所固有的七情六欲受到了激进政治理性愈演愈烈的拒绝与批判，以工农兵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当代文学，在情爱表达与人性叙事中，有一个逐渐把情爱政治化、纯洁化，直至彻底横扫的过程，鲜活丰富、多彩多姿、极具私密性的男女之爱，被主流话语规约为“革命＋恋爱”或“奖章＋爱情”的叙事模式。作为“人学”的文学，被导入了寡情、绝情、无欲、无性的怪圈而难以突围。     

追寻爱的轨迹--中国20世纪女性文学情爱描写回眸

文章对中国20世纪女性文学情爱描写进行了回顾.女性作家们从情爱欲望的觉醒告白到性爱标准的理性思考,从女性生存困境的拷问到女性本体意识的探寻,虽然追寻尚无结果,但她们毕竟是在一步步地实现美妙纯真、灵肉合一的爱情.     

“爱历”之后无“元年” ——王跃文的《爱历元年》蠡测

王跃文的《爱历元年》表明其创作出现了有意识的转向,他的小说实现了从“政治”和“性爱”这两个基本维度进入文学、探索人性的创作构架;在此意义上,《爱历元年》既是“情爱之书”更是“人性之书”。《爱历元年》的写作动机缘于既是作者的也是小说中人物的“中年危机”,对“中年危机”的破解则是道德出轨和感情突围;故而,爱情更多是一种精神修行和安顿灵魂的方式,对爱情“迷失”之后“回归”的只能是婚姻。     

从女神的情歌到凡人的恋爱——《九歌》爱情描写与现代爱情作品的分析比较

爱情书写是文学中永恒的话题。千百年前《九歌》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抒情杰作,其中对于爱情的描写更是风流蕴藉、情致荡漾。人与神、神到人、神和神之间种种爱情姿态摇曳多姿。而到现代社会,爱情书写没有消失,却出现了新的特征。本文通过对《九歌》爱情描写的分析和对当代社会爱情描写的透析,比较爱情描写的变迁。     

对传统和现代的双重背离——十七年《人民文学》小说中的爱情描写

透过十七年最为权威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我们可以窥见十七年文学所具有的鲜明政治色彩,以及文学和政治之间的微妙关系。在背离传统伦理和现代理性的基础上,十七年文学建构了全新的革命伦理观念。它统摄了文学创作的全部过程,使文学失去了自由表达的权利,而这一时期《人民文学》小说中的爱情描写也越来越偏离“文学是人学”的轨道,成为政治祭坛的牺牲品。     

论张抗抗小说《情爱画廊》之女性形象

作家张抗抗在长篇小说《情爱画廊》中为读者描绘了一个情爱的"理想国",其中出现了四位可爱的女性:高雅矜持的秦水虹,为了爱毅然走出了无爱的婚姻;青春活泼的吴云霓,坚定寻找着自己的爱情;都市现代女性舒丽,爱的同时又不失自我;小家碧玉李家阿秀,为了爱不畏世俗的眼光,坚持着自己的坚持。作者将着对这四位女性展开研究。     

《红豆》——被革命／爱情双重主题遮蔽的知识分子艺术诉求

宗璞小说《红豆》自问世，或以“革命VS爱情”解释，或以“革命＆爱情”解释，或发现其中有矛盾裂缝，实际小说蕴藏着“革命／爱情双重主题遮蔽的知识分子艺术诉求主题。     

《红楼梦》与《西厢记》爱情描写之比较

《红楼梦》与《西厢记》都是我国古代文学宝库中的艺术珍品,它们又同是产生在中国封建社会这一共同的历史背景下,有着许多我们民族文化的共同特点。本文试图就两部巨著的爱情描写做一个比较,从而论证我们民族文学的继承关系。首先,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证了《红》与《西》在爱情描写上的许多相似之处。如在男女主人公爱情关系的确立上,崔张与宝黛的爱情都是一见钟情式的。男女主人公为了爱情都做了封建礼教的叛逆者。《西厢记》中的张生和《红楼梦》中的宝玉性格中都有痴和疯的特点,许多描写极其神似;而女主人公莺莺和林黛玉又都经历了假与真的内心冲突,在对待爱情方面也表现了相同的感情表达方式等;接着,本文进一步分析,除了上述四个方面外,《红楼梦》中围绕宝黛之间爱情关系的描写和《西厢记》中围绕崔张的描写也还有不少相同的地方,也就是说,《红》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描写框架与《西》是极为相似的,这是它们共同的地方。但是,《红》又不是完全照搬《西》的模式,而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而且比《西》在思想上艺术上又高出许多。说明,《红》的作者在写作时的确是借鉴了《西》,但又比《西》有所创作和发展,见出我们的民族文学遗产的继承关系。     

浮出革命历史地表的爱情——新革命历史小说的爱情叙述策略

在“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中,革命叙事与情爱叙事呈现出一种暧昧的纠缠关系。一方面,革命叙事压抑了情爱叙事,情爱叙事打上了政治烙印,情爱叙事始终处于屈从地位并最终被革命话语“收编”,从而保证革命叙事以一种绝对的“显主体”地位来完成对革命历史审美图景的描绘。另一方面,革命叙事借助情爱叙事完成对宏大主题的书写,革命话语也承担了最私密的爱情话语的信息载体的功能,在革命话语夹缝中生存的情爱话语完成了对革命强势话语的借用,使得情爱叙事始终以一种“潜主题”的身份完成了对革命话语的辅助书写。为了保证完成对革命宏大叙事书写的目标,主流意识形态必须干预和控制情爱叙事的“流向”,所以在“十七年”的革命历史叙事中,革命的爱情必须以服从于革命需要的叙事模式出现才能获得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只有在忠诚、勇敢和对革命充满乐观的前提下才能获得合法的位置。”为了叙事安全,作家们对爱情的“时间”、“质量”和“主体”上都做了精心的叙述安排,他们大多采用“女方主动,英雄克制”、“三角恋爱走向”两种叙述策略完成对爱情安全、合法、完整的描述。新革命历史小说在爱情表达和“三角恋爱走向”上都胜利了完成了对“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的突围和改写,爱情不再需要穿上政...     

“决裂”：知识分子革命者成长的悲壮场景——以《咆哮了的土地》《田家冲》《在医院中》《青春之歌》为中介

“知识分子革命”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流行主题,表达了知识分子在革命过程中的接纳过程,这一过程的描写成为衡量作品成败的关键。怎样写此过程,它需要场景渲染。场景渲染必不可少的环节就是“决裂”场景建构。革命文学作品中,知识分子革命者最终被革命阵营接纳,它必然有一“决裂”过程。“决裂”意味着新生,“决裂”意味着革命者成熟。但这一“决裂”过程是以牺牲革命者的亲情、友情甚至爱情为代价的。这显示出革命文学“决裂”场景的悲壮性。本文以《咆哮了的土地》《田家冲》《在医院中》《青春之歌》为评价中介,试图对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的“决裂”场景进行描述:知识分子革命者的牺牲有最终的价值取向,即重新确定他/她的血统和身份,变成真正无产阶级革命者身份。     

爱的颂歌 各呈芳姿——《牡丹亭》与《罗密欧与朱丽叶》爱情悲喜剧氛围之比较

爱,是千古奇美之情,千古诱人、感人之物。人类走过多少年,就有多少爱的甜蜜和美丽,就有多少爱的忧伤和苦难。而描写爱情、歌颂爱情的文学,从人类懂得爱的那天就开始,绵绵延长,经久不衰,并日渐丰富,成了文学一个永恒的主题。人类文学史上流传最广影响最深远的作品,也大都是以爱情为主题的。 中国明代的剧作家汤显祖的《牡丹亭》和西方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就是描写爱情的典范之作。这两个生活在同一时期不同国家的作家的作品,就像两颗晶莹剔透的珍珠,璀灿地闪烁在东方和西方的文学长河中,遥遥相对又息息相通,风格迥异又惊人相似,堪称东西双璧。四百多年来,它们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震撼了多少青年     

心灵深处的诗音──重论宗璞的小说《红豆》的艺术追求

心灵深处的诗音──重论宗璞的小说《红豆》的艺术追求温潘亚繁华人生，世事纷纪，岁月抹去了许多不必记取的东西，也留下了一些难以忘却的记忆。当江玫不期然而面对那两颗色泽依旧“十分匀净而且鲜亮”的红豆时，一段不寻常的往事如潮般涌上心头。宗璞的短篇小说《红豆》...     

金庸《神雕侠侣》中的情爱模式分析

金庸是书写武侠小说的大师,对"爱情"这个主题也很看重,成为写"情"一大家。在他的十五部作品中,《神雕侠侣》就是一部谈"情"的经典之作。书中描写了各种人物的爱情,其情爱模式可划分为两情相悦型、单向相思型和相爱相杀型三大类。作者对这些情爱模式中的人物情感塑造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杨过与小龙女的个人魅力问题,二是完颜萍和耶律燕的角色定位问题。     

平衡之生与失衡之亡——海丝特和卡瑟琳之三重人格比较

《红字》中的海丝特和《呼啸山庄》中的卡瑟琳是英美文学史上极富感染力的人物形象。虽然两人同样经历了坎坷崎岖的爱情道路,结局却迥然不同。弗洛伊德三重人格结构清晰地投射在两位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中,分别体现在追求爱情、矢志不渝的“本我”、遵循现实、历经磨难的“自我”和约定俗成、不可逾越的“超我”这三个层面上。当“本我”和“超我”的矛盾冲突加剧时,通过各种途径升华“自我”可以有效地缓和矛盾;与此同时,合理平衡矛盾冲突才能获得新生,而失去平衡的混乱只有在死亡来临才可消除。     

古典诗歌中的少女羞怯心理描写

古典诗歌中的少女羞怯心理描写陈宏硕羞怯是爱情生活中“极力掩盖男女两性接触和亲见温存”的一种心理现象。反映两性关系的羞怯与反映道德关系的羞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人的羞耻感同人意识到自己的过失有关，而性的羞怯则是害怕伤害两性关系的精神美”（瓦西列夫《情爱...     

“百花时代”情爱小说绽放出的超时音符——以《红豆》、《在悬崖上》、《美丽》为例

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在苏联“解冻文学”的影响下，中国文学思想和创作出现了新的朝气，涌现出一批冲破禁区，揭露社会问题，叙述个人情感，偏离或悖逆主流文学规范的主张和创作。洪子城将这一时期称为“百花时代”，因而这一时期的创作也被称作“百花文学”。虽然这一文学潮流时间短暂，但却极大地冲击了当时文坛的主旋律，尤其是一大批叙述“情爱”的小说，如宗璞的《红豆》、邓友梅的《在悬崖上》和丰村的《美丽》更是以其强烈的超时音符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痕，这对一个文学价值普遍失落的时代有着极为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