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政党的“粉红色”现象与软实力提升

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洲政党在发展过程中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长期徘徊于或"左"或"右"模式,陷入发展模式选择的困惑与危机之中。面对困境,这些政党加强了现代性反思,注重软实力的建设,积极推行"新政治",并对以往的政策与理论进行现代性反思与修正,以提升软实力。随后,社会民主党在欧洲许多国家获得执政地位,这种现象被称为"粉红色"现象。这为中国执政党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     

全球化背景下的政党软权力与政党现代化——基于中国共产党的视角

政党软权力是一个政党以其核心价值理念和治理水平吸引和说服广大民众的能力,对于政党成长以及政党治理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然而,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和“全球政治”的不断扩展与延伸,中国共产党的软权力发展遭遇到巨大的困境,政党的吸引力、影响力、感召力与政党的合法性都不同程度地有所削弱.研究表明,政党现代化是政党软权力建构的一种分析视角,它的根本目的、内在取向和核心要义等均有利于巩固和增强政党的软权力,是政党软权力生长与发展的根本途径.实践也表明,政党软权力与政党现代化围绕政治有效性这个中轴原理相互塑造、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构成了一种逻辑上的良性互动关系.     

“和谐”政治思想对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

"和谐"政治思想内涵可分为"贵和""守和""持和"三部分。社会主体的治理能力现代化困境具体表现在"和谐"的社会治理理念尚未有效贯彻、缺乏稳固的社会治理结构、社会治理方式缺乏有效性导致社会发展失衡三个方面。"和谐"政治思想对提升社会主体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贵和","和谐"治理理念深入人心。二是"守和",形成稳固的社会治理结构。三是"持和",多元社会治理主体共同参与。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问题与化解路径

乡村治理现代化目前存在诸多困境,具体表现为乡村治理主体行政色彩浓厚,乡村治理格局发育迟滞;治理权力强制性色彩较浓,乡村治理规范缺乏法制化;乡村治理结构碎片化,乡村治理缺乏完整有效的权力机构;传统乡村治理制度正在解体,现代乡村治理体系还未形成。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有文化传统束缚、体制环境制约、民主法治意识淡薄、制度供给不足等。化解这些问题,须发展乡村市场经济,构筑乡村治理基础;健全乡村民主法治,制定乡村治理标准;完善乡村治理制度,增强乡村治理保障;创新乡村治理机制,提升乡村治理能力;重构乡村政治文化,增强乡村治理软实力。     

非营利组织社会企业化转型困境与实践

近年来,非营利组织在经营管理发展上面临许多困境,其中尤以财务资源最为紧迫,例如组织责信困境、财政短缺和资源匮乏困境、成本衡量及控制的困境、商业化与产业化的危机等,从而导致组织发展遭遇不少瓶颈。该文针对非营利组织转型社会企业之多元层面进行探究,以期成就跨域治理之实践。该文以PAM解析非营利组织社会企业化之载体条件、个体认知及群体行为,对应发展阶段与以社会条件为主的载体条件,深入分析非营利组织社会企业化面临的发展挑战,可归纳为五个构面,分别为财务面、消费面、服务面、政策面及管理面,深入探究转型困境并追求跨域治理实践,提出创造社会价值自主财务永续发展创新服务模式政策诱发等政策建议。     

党治基层:当代中国基层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新中国党建国家和党治国家的历史与现实,在基层治理中体现为党治基层,这是理解当代中国基层治理的逻辑起点。近年,通过区域化党建、派驻"第一书记"、开放式党建、智慧党建及"三有一化"等党治基层创新行动,党加强了基层组织建设、提升了基层治理绩效,同时也导致边界不清、行动困难、高成本运行等问题。对此,需要以公共价值创造为引领,以政党自身的"治理转向"为途径,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业农村现代化面临的社会风险及化解之道

在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农村居民分化加剧可能带来乡村社会割裂与集体行动困境、营利型经纪人主导下的项目进村可能导致乡村公共决策失误,土地大规模流转后经营不可持续可能带来村集体债务累积风险、村民自治弱化与组织叠加可能带来乡村基层组织内卷化风险。要化解这些社会风险,需要形塑乡村基层组织新框架,厘清各组织主体及负责人之间的权责关系;通过设置公共议题推进公共事业发展,弥合乡村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以乡村中长期发展规划为蓝本,创新下乡财政资源的配置机制和项目验收方式;加强乡村人才队伍建设,打造一支擅长乡村治理和运营的"国家队"。     

生态变迁与基层党组织功能转型——基于对城市化进程中“村改居”社区的分析

运用政党生态分析范式,研究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体制变革形成的“村改居”社区党组织的功能转型问题.研究发现,政党生态环境变迁,对“村改居”社区党建工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社区组织结构复杂化,对党组织领导核心地位提出了新挑战;社区利益群体多元化,对党组织发挥统筹协调作用提出了新命题;社区群众需求扩大化,对党组织提升服务能力提出了新要求;社区基层民主显性化,对党组织引导和推动社区治理提出了新考验.为此,得出了党组织功能转型的路径:领导功能转型——由领导核心转向政治核心与社会核心并举;社会角色转型——由纵向领导到纵向领导与横向服务互动;利益协调转型——由利益表达转变为利益表达与利益整合并重;工作方式转型——由权威和指令的方式向制度治理和民主协商转变.     

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困境的伦理审视及其救赎之道

公共危机是制约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对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均有不利影响。当前我国社会处于转型发展期,风险来源复杂且不易觉察。地方政府在公共危机治理方面,也受到利益格局调整、道德失范等因素的影响。从伦理角度分析,地方政府应该强化伦理意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利益,并通过强化伦理建设、健全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等方式,尽快走出公共危机治理困境。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结构优势、现实挑战及创新路径

市域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单元,在层级结构、制度政策、治理空间及科技人才方面有着显著优势。但是,我国城乡二元分治结构、政府部门的职责不清、风险防范化解能力的不足、“城市大脑”功能的不完善等,使市域社会治理在探索与转型相适应的过程中面临许多困境和挑战。其应对、化解和处置,需要坚持系统性、整体性治理理念。具体来说,要坚持城乡一体化治理,促进市域社会治理整体性发展;构建高质量的权责体系,形成市域社会治理的合力;防范化解社会矛盾风险,筑牢市域社会发展的安全屏障;打造城市“最强大脑”,提高市域社会治理的智慧化水平。     

中国城市风险化:空间与治理

<正>城市风险化作为中国城市发展进程中的问题,是对快速城市化进程可能给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带来现实或潜在风险的结构特征与内在发展机理的反映和反思。城市风险治理业已构成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的共识性议题。     

风险管理框架下第三方介入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研究

风险管理理论框架下第三方介入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切入点有风险识别与风险链、风险估测与预警、风险评价与分析、风险控制与应急管理、风险管理效果评价与国家治理等。当前,风险管理视域下第三方介入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面临着第三方介入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制度保障不健全、第三方介入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科学性有待完善、第三方介入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有效性亟待提升的困境。完善第三方介入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应加强风险识别,防止形成社会稳定风险;提高风险估测,预防风险的社会放大;完善风险评价,构建风险评价体系;严格风险控制,提升应急管理水平;深化风险管理效果评价,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后发国家的政治现代化问题探讨

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在第三次现代化浪潮的推动下，后发国家纷纷走上现代化的道路。然而，与经济现代化相比，后发国家的政治现代化普遍显得艰难曲折。政治转型对政治精英和官僚阶层既得利益的损害，是导致后发国家在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出现困境的根本原因。而后发国笨能否走出政治现代化的困境，则取决于民众，社会精荚与政治精荚之间能否形成有效互动。     

2014秋季报告——党的领导法治化·党的领导科学化·党的领导现代化

正政党是现代化的产物,更是和社会法治化、国家治理现代化密切相关。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执政、从革命到建设,都与中国的现代化分不开,它既是现代化的产物,也塑造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现代化,就是要符合政治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与规律,使自身结构、功能和运作方式不断法治化、科学化、现代化。     

党的领导法治化·党的领导科学化·党的领导现代化

政党是现代化的产物，更是和社会法治化、国家治理现代化密切相关。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执政、从革命到建设。都与中国的现代化分不开，它既是现代化的产物。也塑造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现代化，就是要符合政治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与规律，使自身结构、功能和运作方式不断法治化、科学化、现代化。     

德阳建设公园城市实施路径对策研究

公园城市是践行生态文明理念的城市转型发展新范式，适应了新时代城市治理的新要求，对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深入分析德阳建设公园城市的优势基础和问题困境，并从深化公园城市内涵认识、加强公园城市科学规划、推进公园城市“四态”建设、增强城市治理能力和健全要素保障机制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超越治理理论:治理的中国样态及其构建

治理理论适用性研究,本质上探讨的是先进理论本土化的问题。基于此,治理的中国样态展示为现代政党权威的成功树立、协商治理的有序推进、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治理依托话语与制度发挥作用,法治基础之上的制度化是保障政党权威、协商治理与传统文化的基本渠道。     

论政府与民众沟通能力的现代化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政府与民众的沟通能力作为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然要求实现其现代化。政府与民众沟通能力的现代化是国家的战略决策得以科学制定和有效执行的客观要求,同时又是有效化解当前各种矛盾和发展困境以及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必然选择。就当前政府与民众沟通的现状而言,存在着沟通不畅、沟通无序、沟通失效等问题,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要求政府与民众的沟通能力实现现代化。     

基于互联网思维实现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考

<正>目前,我国正处在多重转型的交会期,发展阶段要从中等收入国家向中高收入国家转型,发展方式要从粗放向集约转型,经济形态要从产品经济向信息经济转型,社会形态要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解决这些问题不能沿用传统的惯用办法,需要跳出原有的思维,找新出路、谋新发展,提升政府的现代治理水平。一、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引入互联网思维的意义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政府在治理思维、治理模式、治理工具、     

“政党再造”:政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在治理理念深刻变迁的社会背景下,传统政党通过理念转型。进而实现以政党现代化为目标的“政党再造”已成为顺应时代变化．维系政党自身持续稳定发展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