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歧与共识:邻避冲突主体的认知差异及转化

邻避冲突是民众与政府认知分歧和行为不合作的一种外化表现。主体差异、价值冲突、认知模式、利益分配等因素对民众与政府的认知和行为产生影响,政府与居民之间的"分歧—对立—共识"体现了主体认知变化和双重建构的过程。摆脱邻避冲突的困境,推动主体从认知分歧向共识转变,需要推动主体价值观念变化、政府与民众之间双向信息沟通以及决策过程改变。     

空间正义视角下的邻避设施选址困境与出路

邻避设施因社会经济发展需求而兴建,其选址又因毗邻民众反对抗争事件的发生而受阻.邻避设施选址体现了空间规划属性,因此可在空间理论中探讨.从空间正义视角来看,邻避选址困境是因未平衡和兼顾各主体利益而造成空间分配正义失衡、未保证利益相关者参与而造成空间过程正义失衡所致.所以,空间正义视角下的邻避设施选址要从对相关利益群体进行多样化的补偿来实现空间利益分配正义,从具体规定公众对邻避设施选址决策的参与程度、参与阶段、参与方式等操作性内容来实现空间过程正义这两个层面寻找出路.     

新视野

<正>"民调时代"悄然来临近年,随着我国民主化进程的加快,民众对公平和公正的追问意识增强,城市管理、社会发展乃至国家立法、政府决策、干部的选拔任用、官员的政绩考核评价等诸多方面的工作,都不同程度地引入了民意调查程序。同时,越来越多的民众也逐渐认知并参与到这项社会活动中。     

政务舆情全媒体监测

未来十年改革的关键推荐度指数★★★★★★重新校调政府与企业、与市场、与公民、与社会的关系,需要我们建立一种现代政府制度。首先公权在未来经由民授。所谓"经由",是指要经过一些能得到民众认可和保证民众参与、有时间阶段约束且能重复进行的程序。其次,越权能受纠处。越权的纠处机制在现代政府制度当中应该占有十分重要的位     

网络问政与政府形象传播研究

<正>在互联网技术发展异常迅速的今天,网络已经成为大众接收与传播信息的主要途径,并逐渐成为政府和民众之间沟通的桥梁和纽带。借助网络平台可以实现政府与普通民众之间的交流沟通,减少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误会和摩擦,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树立公正、公开和高效的政府形象,但也具有一系列消极影响,如网络"民粹主义"干扰政府正常工作、低门槛下的全民参与挑战政     

浅谈如何正确运用政府公共关系构建社会和谐

政府是特殊的社会组织,是以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为目的的社会机构。政府职能的实现必须借助现代管理科学——公共关系,从而建立与社会公众之间双向信息沟通体系。政府公共关系是塑造政府形象的重要手段,是政府重要的管理职能。在政府公共关系的实践过程中,建立政府与民众之间有效的沟通机制非常关键。本文通过南宁市规划管理局参与的"百名科长上热线"活动为例,试从公共关系学角度分析,阐述政府需加强沟通平台的建设、重视发挥大众媒体的作用等途径,从而达到推进政府与民众沟通的机制建设,构建和谐社会。     

公共治理视角中的电力监管改革

电力监管是一项系统工程,单纯依靠监管机构无法实现预期效果,需要政府、社会组织、立法机构、民众等多方的共同参与,强调服务导向和参与意识,明确各自责任,从而实现电力监管的有效治理。     

试论我国独立民意机构在政策评估中的作用

近年来,随着我国民主化进程的加快,民众对公平和公正的追问意识增强,城市管理、社会发展乃至国家立法、政府决策、干部的选拔任用、官员的政绩考核评价等诸多方面的工作,都不同程度地引入了民意调查程序。同时,越来越多的民众也逐渐认知并参与到这项社会活动中。本文对我国独立民意机构在政策评估中所起的作用进行分析。     

现代公共空间建构中政府官员的角色探析

现代公共空间是民众参与政治实践活动的重要领域。政府官员的价值取向和行动目标对公共空间中公民参与的实际效果起着重要的作用,直接影响现代公共空间的建构进程。深究政府官员缺乏推进公民参与动力的内外原因,归根结底在于欠缺对现代公共空间理念原则的认知。现代公共空间秉持公益性价值原则,体现和尊崇民众的政治自由,弘扬和倡导公共理性。政府官员应明确建构现代公共空间的角色定位,承担和履行角色责任,注重强化现代公共空间意识,调整工作思路,着力优化现有公共空间,营造良好的政治环境。     

公民“政策参与”层级亟待提升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公民参与政治的途径渐趋多元,进步明显。但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机会仍有待拓宽,层级也有待提高"中国民众的‘政策参与’认知水平远高于实际参与水平,低水平的实际参与对政策参与客观状况总分起了重要的‘拉低’作用。"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与数据信息中心合作发布的政治参与蓝皮书暨2012年《中     

从“否定”到“呼吁”——网络塔西佗陷阱的扭转

网络舆论无形中孕育着塔西佗陷阱。本文从赫希曼等研究的"退出,呼吁,忠诚,否定"的模型出发,分析了网络塔西佗陷阱所包含的政治参与形态是一种从"呼吁"到"否定"的转化过程。扭转网络塔西佗陷阱,使之从"否定"到"呼吁",需要政府提高公信力,防范补救有措施;民众提高政治成熟度,理智对待舆论;主流媒体加强干预,引导舆论走向。     

领导者如何实现从“青天认知”到“良法认知”的转变

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法治建设的整体性目标,既是对每一名领导者勤政廉政的要求,也是对政府依法行政的要求.从当前法治建设的实践来看,无论是领导者还是普通民众在思想上和内心深处都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清官情结,"法律至上"的意识远远不够,领导者"畏权不畏法"和群众"信访不信法"的现象在一定范围内仍普遍存在.实现从"青天认知"到"良法认知"的转变,不仅是民众思维方式的一次跨越,也是新时期领导者从政意识的一次嬗变.     

刻板印象对政府形象传播的消极影响及对策分析

政府形象作为政府行为的外在表现形式,或者作为公众对政府行为的一种认可,其影响力和辐射力在当今世界日益趋向信息化、全球化和民主化的境遇中得到了空前的强化,为越来越多的政府所重视.同时,在当今这个行政日渐公开和透明的时代,政府形象作为可信度强弱或公信力高低的标志,在一个国家或政府赢得公众支持、履行政府职能、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刘小燕:《中国政府形象传播》,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因此,使民众认可和接受政府所塑造的形象成为政府形象传播的一个重要任务.政府形象传播作为一种传播过程,传播目标——受众这个因素不容忽视,因为它决定着民众对政府形象的认可与否.认知决定态度,态度决定行为.民众对政府形象的认知过程,也就是一个依据自己对现实的认知来进行判断的过程.大量研究表明,人们在认知过程中普遍会受到刻板印象这一认知性偏差的影响.因此,民众对政府形象的认知也同样会受到刻板印象的影响.     

公共治理视角下基层领导民主选举机制分析

近年,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与民主观念的进步,公共管理范式开始由统治向治理进行转变,多元的、参与的和合作的公共治理模式逐渐备受各国政府推崇。公共治理理论要求抛弃传统公共管理的垄断和强制特征,重视民众与社会力量的参与机制,强调政府、企业、团体和个人的共同作用,建立一种多元的、民主的和平等的合作关系。直面民众的基层领导是党委与政府形象的代言人,其素质与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政府的公信力与治理效能。通过民众的参与来选举基层领导是提升公共治理效能的重要途径和关键性步骤。本文     

论政府绩效文化的创新

一、政府绩效文化创新的现实需要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提高政府绩效一直是一个焦点问题.将绩效管理引入政府就是出于提高政府绩效的目的.美国的"重塑政府运动"、日本的"新行动审议会"、英国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无不反映出这一点.政府绩效提高的途径很多,诸如体制改革、机构调整、技术培训、严格考核、完善设施等等.但这些途径都很难从根基上转变政府管理者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效果往往不甚理想.心理学认为,态度是个体对待他人或事物所持的一种具有持久而一致的心理和行为倾向.     

“热搜问政”下政府治理的新短板与提升之道

"热搜问政"可以实现问题剖析的精准化和矛盾治理的迅捷化;凸显政府的高关注度,并借此完善良好形象;提升政府治理速度,避免危机扩散;提供民众参与治理的新方式,提升治理决策的民主化水平。"热搜问政"折射出新的治理短板:复杂网络环境裹挟多元社会诉求,加剧政策供给与民众诉求间的冲突;社会热点层出不穷并交织多元诉求,加剧治理集中度与问题覆盖面间的冲突;民众意识觉醒却遭遇素养危机,加剧治理措施与政策解读间的矛盾。解决"热搜问政"新矛盾,要规范化"热搜问政"的形式与内容,主动化"热搜问政"的效用挖掘,优质化"热搜问政"的回应效果。     

民主参与对公共品支出偏差的影响考察

依据公共品供给需求理论,本研究考察了中国公共支出结构扭曲现状,利用1998~2008公共支出样本实证分析了影响我国公共支出偏差的多层次因素,在控制了需求因素(收入、税收和人口学特征变量等)后,经验结果认为对于追求短期绩效的地方政府来说,民众的民主参与可以削弱因基础建设扩张导致的公共支出结构扭曲;此外,市场化程度的推进有利于弱化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扭曲;尤其在"人大"和"政协"的民主参与机制下,地方政府的支出行为更加趋于民生关联的公共品供给。     

公众参与公共决策的制度化路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改革和发展既催生了多元化利益主体,又增强了民众的法制观念和权利意识,民众开始由"臣民"向"公民"转变,逐渐形成了参与公共生活的意识.但由于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渠道不畅通,公众的参与诉求无法有效输入政治体系,从而使政治体系的运行出现断裂,大量的公众诉求被排斥并聚集在政治体系之外.当偶发性事件出现时,这些被聚集的公共诉求必然会通过非制度化的群体集会和抗议表达出来,如贵州瓮安事件、湖北石首事件等.近年来,群体性事件数量急剧增长,规模不断扩大,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稳定与发展.因此,如何使公众通过制度化的渠道参与公共决策,保护公民的权益,是我国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     

仇官:结构性怨恨的主要形态

结构性怨恨是社会转型中,制度、政策等社会体制的失调、错动造成资源、机会等社会基本要素配置失衡,导致社会成员普遍不满的一种心理状态。仇官是结构性怨恨的主要形态。仇官心态主要表现为对官员群体的低度信任、污名化以及针对官员群体的暴力行为。其产生的原因是官员的现实行为与民众对官员行为的期待之间以及政府责任的缺失与民众对政府责任的期待之间出现了巨大落差。     

关于依法办事能力的“小题大作”

本次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官民双方在有关官员能力的评价和判断方面,认知大相径庭,唯有在"官员最需要提高哪方面的能力"这一问题上,官民双方认知高度一致,有62.2%的官员和66.3%的民众认为官员最需要提高的能力是依法办事的能力。在笔者看来,这一结果颇有深意,它至少说明了"一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