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期望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

译者按:本文是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莫里斯·迈斯纳教授为其名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一书的新中文版所作的序言。该书即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这个简短的序言中,迈斯纳教授对苏联解体以后,西方学术界流行的、以现行美国资本主义为参照系而宣称“历史已经终结”的观念,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按照“历史终结论”的逻辑,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早期工业化时期,人们期望根除传统经济模式和社会生活的某种心理幻觉,是一种惧怕竞争的平等主义乡愁。现代工业的发展已使马克思主义失去了其历史…     

毛泽东思想是乌托邦社会主义吗？——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莫里斯·迈斯纳对话

英里斯·迈斯纳是美国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是西方社会对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专家,特别是对毛泽东思想有自己独到的研究和见解。本文针对其最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中将毛泽东思想(在他的著作中称为"毛泽东主义")等同于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倾向,阐发作者的观点,以其与其形成对话,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加深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和研究。     

试论用历史与逻辑的方法探讨城市在商品经济中的作用

一百年前,马克思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序言中写道,“伦敦对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方便的观察地点”。自1850年至1883年,马克思就在伦敦这一当时世界上巨大城市中研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得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的革命结论。     

不容以民粹主义曲解毛泽东思想——评《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一书的某些观点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莫里斯·迈斯纳在《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一书中论道:毛泽东选择的社会目标——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是符合马列主义的。但中国达到这一目标的方式既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不是列宁主义的方式,而是民粹主义的乌托邦。毛泽东思想背离了马列主义,是乌托邦空想社会主义民粹主义的翻版。这种观点在国内外特别是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笔者认为有必要将毛泽东思想与民粹主义作具体比较,在比较中鉴别是非,澄清认识,增强我们在当今改革开放中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四项基本原则的自觉性。     

“回归马克思”：批判教育学的发展选择及其问题

以麦克拉伦为代表的一批西方批判教育学者，在当前资本主义危机加深及左派重振运动的背景下，提出“回归马克思”，其目的在于使批判教育学变成一种废除资本主义剥削关系、克服人的异化而实现人的解放的教育学。批判教育学“回归马克思”实际借用了马克思主义人文主义解释的概念范畴和分析框架。由于批判教育学理论的非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立足于修补的改良色彩，因而回归马克思的努力也只是“修正”马克思主义，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意义是有限度的，因此它也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学。     

乌托邦与历史的终结--马克思理论视角的历史反思与批判

马克思理论是一种科学的、开放的社会发展理论,而不是纯粹乌托邦式的思辨想像,但马克思理论仍然包含着社会理想的乌托邦维度,即否定或超越现实的批判维度。缺少这一维度,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终极理想和对未来历史的终极关切就不可能显现。因此,马克思理论常常被宣称“历史的终结”的现代性鼓吹者指责为空想和不切实际。由于彻底放弃乌托邦社会理想这一维度,现代性才满足于“单面的社会”,看不到人类历史更广阔的可能性空间。     

论唯物史观的三个经典表述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历了初创、发展、完善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先后作过三次经典性表述。在《费尔巴哈》一书中马克思明确提出了“两种生产”的概念，形成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思想，提出了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社会状况。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揭示了文明社会的普遍本质及其发展规律，是对前一个表述的修正、补充。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中，恩格斯作了第三次经典性表述，这一表述建立在对整个人类历史全面了解的基础之上，对社会历史本质和规律的把握更全面、更具普遍意义，因而，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完善。     

何为晚期马克思主义?

作为对资本主义最彻底、最坚决的批判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必然随着资本主义的复杂变化而在主题和形式上不断创新,因此在全球范围内各式各样的马克总主义理论应运而生。如何准确地、科学地把握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张一兵教授在国内率先尝试对当代国外克思主义思潮进行界划,区分出“晚期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思潮”、“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等不同性质的理论流派,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值得借鉴的学术视角。虽然这种界划还存在进一步讨论的余地,但从内在的理论逻辑上来梳理这一领域的基本轮廓,把握其历史动向,应该是一条可取的路径。有鉴于此,本刊继2003年第2期“后马克思思潮与后马克思主义笔谈”之后,再组织一批学者对“晚期马克思主义”展开讨论,以期展示一个比较完整的基本轮廓并进行深度剖析,进一步推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毛泽东和阿尔都塞的遗产：辩证法的问题式另类现代性以及文化革命

除了众所周知的阿尔都塞对“毛泽东主义”、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以及中国的文化革命的同情支持和密切关系之外,意味深长的是他在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时,将毛泽东哲学作为一个起点.斯大林构建另类现代性模式的失败,使得阿尔都塞更加相信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阿尔都塞提出通过“症候阅读”方式来解读毛泽东问题式,认为毛泽东思想的中心问题式组成了文化革命和另类现代性的至关重要的连接点.毛泽东的观点为阿尔都塞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提供了重要的灵感,在理论和实践上开辟了一个潜在的问题式,即对于另类现代性的寻求.     

卢卡奇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双重路径及其理论意蕴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吸收了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的科学内涵，沿着以物化理论为核心的现代性批判和以资产阶级形而上学为对象的现代性批判两条路径，展开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这种现代性批判路径既表明卢卡奇在一定程度上站在了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原则高度上，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刻批判，又可以看到卢卡奇深谙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崭新路径。然而，卢卡奇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又戴着“黑格尔眼镜”，使其从事的现代性批判无法摆脱形而上学的理论困境，依然没有达到马克思的原则性高度。     

正义之于马克思意味着四重前提性澄明

马克思很少直接使用“正义”概念来谈论正义,即使偶尔为之,也是迫于被批判者使用而使用,那么其因由何在呢？当黑格尔的永恒正义意指历史在资本主义普世史中终结,被福山继续以之来为现代自由主义正义摇旗呐喊时,无疑需要召唤沉默的马克思正义思想出场来展开正义的对谈。那么马克思用以对谈的正义概念和正义原则又是什么呢？当马克思面对由康德的伦理正义和黑格尔的永恒正义合力形成的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正义时,马克思对之予以批判的意旨又是什么呢？当马克思所寻求的共产主义人类正义,之所以不被视为乌托邦而是历史的必然,其根本性原因又何在呢？这些事关正义之于马克思意味着什么的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并非是不证自明的先验性定在,而是需要加以澄明的前提性问题。     

罗伯特·布伦纳对斯密主义的批判

在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诸多解释中,始终存在一种试图与历史唯物主义分庭抗礼的传统,即“斯密主义”解释。“斯密主义”将分工、贸易、城市等的起源等同于资本主义起源,将分工视为经济和社会历史发展的核心动力,从而将资本主义视为具有普世性、自然性和超历史性的客观定律自然发展的结果。美国经济史学家罗伯特·布伦纳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梳理了斯密主义的发展脉络和主要观点,即亚当·斯密的商业化模式,早期马克思思想中的“分工模式”,以及斯威齐的“贸易根源说”与沃勒斯坦的“分工动力说”,批判其将商业贸易和市场等经济因素视为社会过渡的核心,以致忽视了社会财产关系的重要作用。布伦纳以对亚当·斯密的总结和剖析为始,以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起源两种模式的继承与批判为核心,通过对社会经济发展理论中复苏的斯密主义的再批判,实现了对这一传统由表及里的解构。他主张,只有在批判斯密主义永恒真理的基础上,把握好马克思传统中的社会财产关系理论,才能解释资本主义的真正起源。     

唯物史观与社会经济形态学说的两重性内涵

<正> 社会经济形态学说是唯物史观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数十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此众说纷纭,迄无定论。本文拟从唯物史观与社会经济形态学说的内在逻辑联系和历史联系上,对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的两重性内涵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什么是唯物史观最基本的原理,或谓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呢?对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下简称《序言》)中作了科学的阐明。马克思的经典表述,是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历史三者统一的基础上作出的科学抽象。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一书中,在批判米海洛夫斯基时,引证过马克思《序言》中的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之后,分析了这个历史观之所以“第一次把社会学提到了科学的水平”,“第一次使科学的社会学的出现成为可能”的根据     

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的历史视域——马克思主义文化阐释学

詹姆逊通过对历史主义的困境的考察,分析了四种解决模式的局限,进而提出了一种马克思的结构主义分析模式——马克思主义文化阐释学,从而把过去和未来都并置在当下维度之内,供集体主体去实践,并以乌托邦的诉求对当下提出了＂严厉的裁决＂,从而提供了一个辩证的、历史的检视历史文化的阐释学,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对晚期资本主义及其文化的分析提供了历史的批判视域。在这个视域——马克思的辩证的、唯物的历史观——中,对文化的批评（如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将被放置于庞大的社会历史中来透视,并将与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如晚期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体系）相勾连,从而揭示出资本主义文化的本质。     

论马克思道德理论的特质——基于分析马克思主义“道德之争”的反思

分析马克思主义的“道德之争”，肇始于“正义之争”，即关于马克思是否以正义之名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争论。虽然分析马克思主义是基于马克思的经典文本来阐释马克思的道德理论，但是他们忽视了马克思的道德理论得以产生的德国古典伦理和古希腊城邦伦理的理论背景，隐匿了马克思对于自由主义超历史道德观的批判，无视马克思道德理论形成的现实基础和价值立场。分析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道德理论的“建构”反而更加充分地体现了马克思道德理论的特质。     

马克思主义的离场、在场与未来发展 ——对《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的解读

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后现代语境中的“离场”,源于后现代主义确证自身合法性之所需,亦为当代西方社会现实政治发展使然,“过时论”、“无效论”等帽子成为扣在马克思主义头上并迫使其“离场”的理论依据。资本逻辑的稳定性以及由此造成的资本主义顽疾的不断自我复制,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一直“在场”,马克思把资本主义指证为历史现象的方法论表明,“历史终结论”不过是反马克思主义者向全球散布的意识形态迷雾。全球化大潮中的当代中国应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自觉自信,在理论上创造性地阐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论马克思的“四种生产方式”说与古史分期

在我国理论界和史学界,长期以来误解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四种生产方式”说的原意,把它与苏联学术界提出的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五阶段”单线发展论混为一谈,马克思“四种生产方式”说的主旨是揭示人类历史演进的一个网络系统和逻辑序列,以便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的历史源流,并非给世界上各个国家和民族的社会历史发展确定一个统一的模式。     

从尼采到马克思： 鲁迅的思想转变

鲁迅的尼采式“反启蒙的启蒙”的个人主义具有启蒙与反启蒙的两歧性以及“排众数”与“觉民众”的内在紧张,其以“超人”为典范的“立人”理想难免带有浪漫主义审美乌托邦的虚渺。五四以后,从《娜拉走后怎样》起,鲁迅开始疏离尼采及其早年任个人、重精神的启蒙主义,并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与尼采的个人主义位于现代思想光谱的左右两极,作为资本主义19世纪文明的批判者,他们都提供了各自矫正与补救现代性的方案。鲁迅是一个启蒙者和现代性批判者,他批判“至偏而伪”的资本主义19世纪文明,而冀望于20世纪新文明。当鲁迅的尼采式个人主义幻灭,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提供了可替代的人类解放的新理想。     

"西马"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的文化及历史哲学检视

在关于现当代资本主义问题上,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晚期马克思主义之间并不存在断裂。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确延续了黑格尔的哲学精神并且发扬了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以及哲学人类学,但同时也展开了对现代资本主义人性以及社会文化结构的深入剖析与批判。这些批判对整个资本主义而言具有一般的性质,也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稳定的社会批判传统,不仅为法兰克福学派所发扬,也为7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发扬。晚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离弃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哲学批判的基本主线。晚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更多地关注后现代性、消费文化、大众文化、符号、身份、地方性、空间政治、技术—意识形态。这些变化表明,文化越来越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总体现象,但对于此类现象的分析批判,依然有赖于贯彻和深化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特别是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及资本(主义)批判。     

论柯尔施对“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与反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阐释定向及存在论基础

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在理论上的重要性在于 :它与同年发表的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起 ,不仅对第二国际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与抨击 ,而且由此开启了一个对马克思哲学阐释定向的决定性反拨。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探讨了这一批判性的反拨 :(1)柯尔施指证了庸俗马克思主义的要害乃是无批判地陷入于现代形而上学的主导观念和现代意识形态的基本幻觉———科学实证主义 ,亦即在轻忽马克思主义之“哲学方面”的同时 ,完全从属于非辩证的知性科学立场 ;(2 )对马克思哲学予以重新阐释的核心定向因此就在于恢复其革命的辩证法 ,恢复实践批判行动和革命意志在马克思哲学基础中的本质重要性 ;(3)由于柯尔施在存在论基础上的局限性 ,使得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之深切的存在论意义落到了他的视野之外 ,并从而使得他对马克思哲学的阐释就其实质而言仍不得不依循黑格尔主义的基本定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