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中的听觉转向与听觉文化研究

在当代社会,人类的文化传播主要通过视觉文化的传播来完成。到了21世纪,在人类文化传播的历史上,又出现了听觉转向,取代了视觉转向,听觉文化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对学术研究来说,听觉文化研究是一个新的课题,但听觉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却古已有之,中西文化史上都是如此。研究听觉文化主要有三层价值:首先,从符号学的角度看,象与音都是语言符号中必不可少的因素,听觉文化研究可以引起人们对音的关注;其次,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看,听觉文化研究可以消除视觉文化研究的弊端;最后,从存在论的角度看,听觉文化研究与人类的存在息息相关,人类就生活在一个听觉的世界中。     

论先秦时期的霍山神崇拜

先秦时期,霍太山和霍山神的崇拜盛行,霍太山作为历史上的“五镇”之一,在其早期发展中就被赋予了浓厚的人文和历史含义。之后,由霍太山崇拜衍生出的霍山神崇拜形象多变,对霍山神的信仰方式也不尽相同。先秦时期的霍山神崇拜有诸多自身特色,其中对霍山神崇拜影响最大的仍是政治因素。     

试论先秦时期的"神道设教"

“神道设教”一词最初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易传,》然而,作为一种社会教化形式,它却是十分久远的,可以说它与鬼神观念的出现同步。原始时期,世代相传的敬神事鬼的形式中就包含着神道设教的意义,但并非由统治者命令所形成,而是社会习俗的表现。商周时代众神所在的“天国”观念的发展使得神道设教有了更强大的思想背景,“百众以畏,万民以服,”神道设教影响巨大。春秋战国时期有些思想家将“神”内化为人自身的精神。他们对于精神自由的追求,从根本上动摇了神道设教的思想基础。然而,神道设教仍然是当时社会习俗的主流。儒家学派将神道与礼俗融汇,这对于整个古代中国的社会思想都产生着重要影响。     

先秦时期的先王崇拜与德治思想

先秦时期的先王崇拜是由祖先崇拜衍化而来的.先王崇拜主要表现为先王神圣化以及"法先王"思想的流行.面对春秋战国时期的混乱局面,当时的思想家在先王崇拜的浓厚社会氛围中,竞相提出了效法先王,实行"德治"的主张,但他们对"德"的阐释各不相同.儒家德治思想最终在争鸣中取得主导地位,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代听觉文化的现状与问题

当代文化的变迁中,对知识、科技、理性的推崇,导致了视觉中心主义以及听觉的萎缩,机器化大生产使得噪音成为时代的基础音.然而,我们不仅生活在知识的世界,还生活在感觉的世界,对环境的聆听、欣赏和投入,是人类的权利和福祉.我们也不仅生活在影像的世界,世界还通过声音的维度促成我们的存在,我们也通过倾听保持着与世界亲密而灵敏的接触.我们聆听的不仅是物理的声音,还有他人的心声,生存的价值和意义.归根到底,听,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文化维度.     

叙事文化的听觉之维

作为对视觉中心主义研究范式的反拔,当代文化研究中正在兴起一股听觉转向的热潮。从批判"图像至上"主义的遮蔽效应,倡言听觉研究的理论合法性,到听觉文化的人类学意义,从声音与身份、权力的复杂关系到听觉文本的形态类型,从听觉文化的中国传统,到听觉批评的实践活动及话语建设诸问题,中国学界均有广泛深入的思考。听觉文化研究在中国经历了由自发而自觉的理论历程,对中国立场与中国意识的重视与强调,彰显了中国学人的理论自信。     

试论先秦时期的吴国文化

我国先秦时期的吴国文化,长期以来因文献记载不足,很少被人重视。即使有所论及,也往往将其作为越文化的一部分。近几年来,由于考古工作者的努力,发掘了大量新的资料,一些学者对吴国文化进行了重新审视,开始将吴国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共同体来进行研究,提出了“吴文化”这一名称。然而问题并未解决,“吴文化”这一名称也没有得到普遍认可。当然,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过主要原因当是目前对吴国文化的起讫时间、地域分布、基本特点以及在我国古文化中的地位等问题,未得到圆满解决所造成的。既然“吴文化”已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共同体提了出来,而“吴文化”又是我国古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探索,以恢复其历史的本来面貌。     

听觉文化研究:为文化研究添加“音轨”

听觉文化研究是文化研究的新领域,它考察人们生活在怎样的历史和现实的声音环境里,以怎样的方式和心态去听,体现了怎样的社会关系.现代听觉与以往听觉的断裂,私人听觉空间与公共听觉空间的分割,和听觉文化的现代、后现代转型等文化现象,一方面同构于社会发展的总体文化脉络,另一方面又具体而微地体现着历来被文化研究所忽略的一些关系和因素.处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我国,需要通过借鉴国外前沿的听觉文化研究和展开本土研究实践,形成一套有效的听觉文化本土表述话语.目前,这项工作可以通过与音乐学、文化史和传媒学等学科话语的整合来启动.     

试论夏商时期的海洋文化

我国很早就产生了海洋文化 ,它丰富了农业文明。夏商时期的海洋文化表现为出现了朦胧的海洋意识、海神崇拜以及早期的海洋旅游行为和以海岛为避难所 ,表现为开发了近海的海洋资源 ,有了一定的航海能力。它有积极的一面 ,也有消极的一面 ,还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听觉叙事初探

听觉叙事研究的意义,在于通过阐扬听觉的艺术价值,针砭文学研究的失聪痼疾。由于汉语中缺乏相应的话语工具,有必要创建与观察平行的聆察概念,引进与图景并列的音景术语。叙事中的拟声或为对原声的模仿,或以声音为画笔表达对事件的感觉与印象。视听领域的通感可分为以耳代目和听声类形两类,后者由听声类声发展而来——声音之间的类比往往捉襟见肘,一旦将无形的声音事件转变为有形的视觉联想,故事讲述人更有驰骋想象的余地。听觉叙事研究的一项要务是重听经典,过去许多人沉湎于图像思维而不自知,重听作为一种反弹琵琶的手段,有利于拨正视听失衡导致的偏食习惯,让叙事经典散发出久已不闻的听觉芬芳。     

论夏商时期的和谐文化

夏商时期的和谐文化主要体现在制度控制层面、精神控制层面以及艺术审美三个层面。在制度控制层面,通过协调外交关系中的交往行为,以实现部落社会的和谐。通过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控制措施,通过推行荒政制度,关注弱势群体,通过控制人们物质消费的过度行为,以实现人际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在精神控制层面,人们通过宗教信仰、道德修养以及礼乐为用等方式加强社会成员对社会规范的遵从,强化个体身心修养和谐意识,以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在艺术审美层面,表现为听觉与味觉审美上的和谐,表现为视觉审美中的阴阳和谐、青铜图案与建筑审美的和谐。     

论肤觉经验与审美创造性

人类的肤觉—躯体经验是人类自身创造的内在驱动力,是人类一切创造的原点。人类工具创造中包含着肤觉—躯体经验的审美创造因素,这些因素通过视觉化间接表现出来。甚至在思维领域的创造中,也潜在着一定的肤觉—躯体经验的象征因素。     

试论商代的生态文化

商代生态文化的出现 ,是在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主的广阔地理背景中展开的。同时 ,也是在商以前生态文化积累的基础上产生的。商代生态文化有着不同的表现。在制度形态层面上 ,商代的农业管理很注重生态适应性 ,制订有渔业资源的保护制度。在物质与技术形态的层面上 ,存在着物质技术形式的转变、能源形式的转变以及生活方式的转变。在精神形态的层面上 ,人们用图腾以及器物刻绘或雕塑等特定的表达方式来反映人对自然生态的认识。生态灾害的认识在继承以往认识的基础上有所发展。     

历史感思辨

二十世纪是一个历史观极度膨胀,而历史感极度萎缩的世纪。神化历史观的结果就是使人们只知道研究历史所需要的种种观念体系,却丝毫不知道理解历史所必需的洞见视域。历史感并不是历史学本身所固有的东西。历史是历史学家的存在视域,历史感是历史学家的存在本质,史料是历史学家的存在形式。历史感的这种洞见、关注和凝视就是一种"看",而史料则是一种"说"。历史感优先于史料,所以"看"优先于"说"。     

20世纪中国作家的形式感论纲

以20世纪中国家作家的小说创作为考察对象,纵观近百年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艺术形式发展变化,论述20世纪中国作家的形式感追求、小说创作实践、文学表现形式在新世纪的发展可能性,将有助于更加全面地了解和认识20世纪中国文学的特点与得失,以及作家在艺术探索道路上付出的艰辛和走过的漫漫历程。     

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观

建构和谐社会是新的社会实践提出的新课题，它不仅要立足现实也离不开对历史的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和谐思想，如主张“和实生物”的宇宙和谐论；“和而不同”的人际和谐论；“以和天人”的天人和谐论。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过程中实现三大和谐的统一。     

论我国行政处罚的听证程序

行政处罚法推动了行政法上的制度创新,一个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建立了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听证程序的主要功能是建立一种有利于行政相对人和行政相关人表达意志的机制,形成相对人和相关人对行政过程更为有效的参与和监督,以实现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对公民权利的保障。本文主要围绕我国《行政处罚法》听证程序的规定,结合国内外一些听证理论和实践,谈一谈目前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存在的主要的问题以及完善的方法。最后,在总结全文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修改《行政处罚法》的建议,并呼吁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     

佤族牛崇拜文化的层间关系及文化生态分析

牛崇拜是佤族文化的突出代表和标志,文章围绕人地关系分析了佤族牛崇拜文化盛行的地理原因;从文化系统出发,运用人文地理学结构主义分析方法剖析了佤族牛崇拜文化的层次结构和具体表现;运用文化生态学的基本观点,分析了自然地理环境与文化系统、文化系统各层次之间及其与自然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构建出佤族牛崇拜文化结构与地理环境关系图;试图为其他具体文化特质的结构分析提供借鉴思路。     

美丽总是愁人的--论作为一种审美体验的忧郁意识

将作为一种审美形态的悲剧视为艺术表现的最高形式由来以久,但现在来看事情并非如此.悲感现象里的哀怨表现是审美文化中的下品,作为对生命力的肯定的英雄悲剧也并不能达到审美体验的颠峰.只有与幽默感相通的忧郁体验,才能凭藉其生命深度达到审美意识的极限.清楚地认识这一点有助于人们在审美实践中更好地把握审美与人生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