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弦琴"的哲学解构

自沈约说陶渊明有"无弦琴",并时常"抚弄以寄其意"以来,不断被后人寻章摘句、过甚其词乃至玄化,同时也把它与陶渊明的人品和诗品结合得天表无缝,于是都不自觉地否定了陶渊明的"性不解音".其实唐宋文人的"玄解"无弦琴并不是要故作高深,而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不料今人信以为真,以致以讹传讹.要还原无弦琴的本色,必须剥去玄学外农,知人以论世,从其交游交友之道、任真自得之性、人生境界之别、世态人情等方面对"无弦琴"进行哲学解构,陶渊明真乃"性不解音"者,随之也就理解了他的"弄琴"只是率性而为,并无"寄意".     

陶渊明的无弦琴与内丹修炼

陶渊明的无弦琴对道教内丹学说产生了很大影响,内丹家或用于表现其玄妙之境,或用于代指火候功夫,意义上有很多延伸而与无弦琴的原始意义存在密切关系.     

陶渊明蓄"无弦琴"之意辨析

历代陶传都曾记载陶渊明性不解音却蓄"无弦琴"的轶事,本文详细辨析了"无弦琴"故事的的实质,认为这正是玄学得意忘言、寄言出意的体现.陶渊明与大部分魏晋士人一样,将得意忘言这一方法运用到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读书会意、立身行事以及诗文创作中都有所体现.     

"五柳先生"及"无弦琴"的守穷守默--从扬雄看陶渊明的"愤宋"

陶渊明是否愤宋?历来争议不休.《宋书》说陶渊明"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以表示对宋的不满,此说历遭后人反驳.然而,驳倒了"甲子年号"说也并不等于驳倒了"愤宋说".本文在了解西汉扬雄对陶渊明影响的基础上,搜寻《五柳先生传》及"无弦琴"的来历,发现两者均不免要归结到"愤宋"这一问题上去,且有其特定和具体的内容.     

艺术的灵境与哲理的沉思——对陶渊明"无弦琴"的还原阐释

陶渊明本人是精通音乐,并通晓古琴艺术的。读书和弹琴是陶渊明日常生活中的赏心乐事。陶渊明的音乐艺术修养还表现在他对自然之声的敏感和兴趣。弹奏"无弦琴",是诗人的风流,这种风流本身也就是一个充满诗意的浪漫的艺术显现过程。陶渊明的"无弦琴"深寓着老子"有生于无"、"大音希声"和"有无相生"的哲学本体论理念,它显示的不仅是一种艺境——诗人的脱俗气质和音乐家的潇洒风流,更是一种道境——超越寰中、凌驾今古的终极性的哲理。     

黎族“太古风致”的哲学探析

黎族太古风致哲学思想主要由原始的神话巫术、崇尚自然的生存哲学、诚信为王的处世哲学、大同社会理想等构成。由于海南岛孤悬海外,加上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民族歧视政策,使其文化长期处于自我封闭的原始状态,但人之初,性本善的本色犹存,当儒学来到海南便受到黎人的追捧,儒学也在海南大放光芒。对黎族太古风致哲学思想的探讨有助于我们了解哲学的生成与演变逻辑,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是由各民族共同创造。     

“道”:在“无”的向度上

对老子哲学的研究要“言有宗,事有君”;以现代思维方式观照老子哲学存在着错位;老子哲学之道有两个面向,不仅有“有”的向度,更有“无”的向度,而“无”是“道”更重要的面向。在与世界哲学的基本概念如存在、逻各斯、大梵、至上神等观念并行的语境中,“无”是中国式的,是老子的贡献;“无”是绝对的。共时地讲,它在世界的背面,历时地讲,它在万物之初。“无”在人的内在中显露,是“内在超越”的方式,是内在的精神境界;原初的“无”只是看或被看;“看”,是一种逻辑,是中国原初的智慧之道。     

试论《老子》中的“无”及其与“有”和“道”的关系

以近年出土的竹简和帛书《老子》文本为依据,结合传统中国哲学思想的特点,整理了《老予》中“无”的众多涵义和用法。“无”在《老子》中是一个极重要的形而上的概念,是生成宇宙万物的本源;在宇宙生成论上虽“有”、“无”并举,但《老子》中更强调“无”的重要性;“道”与“无”在某些方面含义相同,但“道”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和特征,是《老子》哲学思想最根本的核心。     

“天籁”新解——兼论“天籁”与庄子哲学

《庄子·齐物论》首推“天籁”,然而,后人对于“天籁”的理解与庄子本义多有出入.通过对庄子哲学一般学理的分析,再结合庄子对“地籁”、“人籁”、“天籁”所作的具体描述,即可发现,庄子是在与“地籁”、“人籁”对举的意义上推出“天籁”的,其所强调的无非是:与“物于物”的“人籁”、“地籁”有所不同,“天籁”则是“物物而不物于物”的,即“天籁”已经超越了“物”的“二类相召”性,对万物的变化一律采取淡然处之、漠然应之的态度,从而做到了“喜怒哀乐不入于胸中”.鉴于“天籁”所体现出的这一典型特征与庄子所构想的生命终极形态(“至人”)具有内在的关联关系,故“天籁”的推出,乃庄子哲学自身的理论诉求使然.     

王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的内涵及其美学意蕴

“无善无恶心之体”是王阳明“四句教”的核心内涵,其中“无”又是此句的重心,其意是指：无迹、无滞、无言、无念。这四个方面如果从美学的角度来看,也有丰富的内涵,那就是：美在于感应体验(心与物游,感应“无迹”);美在于生意流行(心体“无滞”,“活泼泼地”);美在于无形无象(天地之美,神明之容,“无言”与之);美在于明心朗照(“无念”无执,顺其自然)。     

重建“真正的形而上学”——论休谟怀疑主义哲学的目标

十八世纪的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其怀疑主义哲学在西方哲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首先,他用怀疑主义的方法指出了唯理论和经验论的缺陷,驱逐了"虚假的形而上学",为康德批判哲学的产生铺平了道路;进而尝试用自然主义的方法建构人性科学的框架,试图建立"真正的形而上学",为现代西方诸多哲学流派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全面开启了现代西方哲学超越传统哲学的道路.     

先秦至汉代的司法检验论略

先秦至汉代是中国古代司法检验的萌芽时期,同时也是检验制度的初创时期.在这一历史阶段中,不仅检验活动十分频繁,而且确立了许多检验的规则.这些规则不仅对制定唐律的相关制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且为中国检验制度臻于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战国纵横家书》所载“苏秦事迹”不可信

司马迁依据《秦记》及诸侯史记,兼采“战国之权变”,记载苏秦、张仪事迹多有精确纪年;刘向校定《战国策》,亲见《苏子》、《张子》及诸子百家之书。《史记》、《国策》载苏秦合纵在前、张仪连横在后,无可怀疑。《战国纵横家书》所载“苏秦事迹”,则为后人假托,并不可信。苏氏三兄弟都主张合纵抗秦,其活动范围与对待燕、齐诸国的立场惊人相似。加上此类资料相关背景不清,多无主名,在流传过程中屡经窜改,为后人冒名假托提供了方便。司马迁、刘向都见到过类似材料,而且经过甄别毫不含糊地作出了否定的判断。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出土,又一次证实了司马迁“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的论断。     

吴梅村是《红楼梦》原创作者吗?

从《红楼梦》的原文、抄本序文、书中批语、评语等里面,找不出否定曹雪芹是《红楼梦》原创者的依据;拿已被新红学家驳倒的旧红学家的观点,不加分析的拿来作否定曹雪芹原创权的依据,方法陈旧;卒于康熙十年的吴梅村没有看到康熙南巡,没有写《红楼梦》的背景;从吴玉峰、孔梅溪和棠村名字中推测“吴梅村”名字,牵强附会;从吴梅村的著作包括诗中寻求吴梅村“创作《红楼梦》的蛛丝马迹”是捕风捉影,等等。     

论章太炎经学诠释思想渊源--《齐物论释》与佛学的关联意义

作为从晚清走向近代意义上的国学殿军领袖,章太炎既继承了传统古文经学的朴学精神,又不拘泥于传统的束缚,在传统经学的诠释中展现了其独特的思想方法.本文以<齐物论释>为研究文本,讨论了章太炎以<庄子>为传统资源对佛学更高境界--"随顺成俗"的标新,通过披检章氏对<齐物论>术语的重新诠释,展现其对庄子思想的时间维度上的关怀与重视,并关注由此引发的章氏子学向以<答问>为代表的经学(史学)转向,试图廓清其经、史著述思想的体用关系.     

试析<文心雕龙·神思>之修辞认知观--兼谈<物色>与<神思>在认知观上的统一

《神思》与《物色》在认知观上是统一的。刘勰提出了以"学"、"理"、"阅"、"致"、"宝"、"才"、"照"、"辞"为要素的修辞心理结构观。刘勰重视感知、想象等在修辞认知过程中的存在、特征、功能,注重对修辞认知个性特征的探讨,总结出了诸如"博而能一"之类的修辞认知方式。《文心雕龙》体大虑周、博大精深,其修辞认知观是可信的、难能可贵的。     

从楚简《老子》中“亡、無”和“■、道”的使用推断楚简《老子》的文本构成

楚简《老子》的文本构成,是目前学界争论的焦点问题。有人认为楚简《老子》是摘抄本,有人认为是全本,也有人认为是在三个不同的时间单位里产生的三种不同抄本。通过对楚简《老子》中"亡、"和"、道"等文字使用情况的考察,可以看到楚简《老子》不但甲、乙、丙本三者间存在着历时性差异,而且甲、乙、丙本的内部,包括组与组、同组内的文字聚合同样存在着历时性差异。     

"能动生存人":教学管理的逻辑起点

任何一种管理理论或方法均以一定的人性假设为基础和逻辑起点。教学管理活动的特殊性使普通管理学的人性假设不适宜于此。应将教学管理的主客体定位于“能动生存人”这一逻辑起点上,以满足教学管理的特殊要求。将“能动生存人”作为教学管理理论的人性假设,就应该从对人的生命的深刻体悟出发,从人的生存性出发,从人的能动性出发来实施教学管理。     

湘西地区苗族“跳香舞”探析

湘西地区苗族人的“跳香舞”是人们为了欢庆丰收、预祝来年风调雨顺的一种风俗性舞蹈,它在表演呈式、音乐、艺术特征等方面有着自己的固定模式,是在湘西独特的人文环境与朴素民风中熏陶而成的一种艺术形式。笔者试求对“跳香舞”的内容与形式、音乐与表演、产生与发展、艺术特征等问题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