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提举学事司的创制与其在教育传播中的督导功能

伴随着北宋地方学校教育传播范围由点到面的扩大,崇宁二年在地方诸路创制提举学事司专职负责地方的教育管理与教育传播,这是中国古代教育传播史上设立最早的专管州县教育的最高教育行政机构。提举学事司作为一种制度形态文化的建构,其督导管理教育传播的职能包括对地方教育政令的传播贯彻和对学校教育的视察、监督、考核、指导等,它所特有的督导教育传播的功能,在优化地方教育管理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了提高教育质量与增进教育效益的制度优势,被后世所沿袭继承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从而形成了一种督导制度形态的新文化类型。提举学事司在宋代教育三次兴学设教、创法立制的教育传播实践中对管理制度的变革与创新,标志着我国教育督导制度在宋代已萌芽。     

论徽宗年间苏轼词的影响

文章从三个方面考察了宋代徽宗年间苏轼词的影响：第一，徽宗年间禁绝苏学，苏轼对文坛的影响虽然由显而隐，却无处不在；第二，徽宗年间词人的创作在艺术手法和题材内容上均追慕苏轼；第三，苏轼清雄旷达的词风在宋末又悄悄生根发芽     

土司制度论

“土官”与“土司”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土官”一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词语,宋代开始成为统治少数民族的官职、官员的称呼。“土司”一词的原意是指统治少数民族的官府衙门,明代嘉靖年间开始出现。“土司”分为文武两个系统。明代中叶以后“土官”与“土司”被混同了起来。土司制度是以设置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行政机关——土司为中心而实施间接统治的政治体制,因此它不应称为“土官制度”,而应称为“土司制度”。     

宋代专门编敕机构——详定编敕所述论

详定编敕所是宋代"以删立法令"为主的一个机构,设立于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历经了从详定编敕所到详定敕令所的演变.它由提举、同提举、详定官、删定官和一定数量的胥吏组成.通过对"宣敕"的删、润、编,进行编敕,并在立法建设上取得了重大成绩,在宋代立法链条上是散敕上升为一般法律的重要环节,同时也是终端环节.     

宋代夹锡钱流通时期浅析

夹锡钱是宋代铸造和流通的一种特殊的钱币。一般认为,夹锡钱是徽宗时期为解决钱币外流和财政困难而铸造、推行的货币。事实上,不仅徽宗时期,而且太宗、神宗、高宗、孝宗时期都曾铸造和流通夹锡钱。     

宋代徽宗画院之教育研究

中国唐代始有画院,经五代西蜀、南唐、宋初的进一步发展,至宋徽宗时期,画院体制真正完备,有严格的选拔制度、教学方式。徽宗宣和年间,绘画正式列入科举制。学生录取后要进行专业学习和儒家经典的学习,这有利于提高画家的文化素养。徽宗画院体制完善,培养了众多画家,影响深远,对今天的美术教育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宋代开封府界提刑司考论

宋代开封府界提刑司是在宋哲宗元祐初年,朝廷废除了府界提举常平司的背景下,为防范府界提点官大权独揽、侵占常平钱物而设立的.开封府界提刑与开封府界提点诸县镇并非"同官而异名".宋代开封府界提刑司设立后,主要掌管常平钱物、灾害赈救、刑狱审判、盗贼缉捕等事务.它的设立,有效地分担了府界提点官的负担,加强了对开封府周边地区的治理.其对宋徽宗、宋钦宗朝乃至南宋初京畿路提刑司的复置也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王安石市易法与官药局流变新探

两宋时期是古代官药局的初创期和蜕变期。王安石推行的市易法是官药局创置、发展、流变过程中尤为关键的制度链条。首先，官药局的创置，缘起于市易务卖药所垄断销售太医局熟药的争议。神宗就此诏令市易务卖药所改隶并重组太医局，统筹太医局熟药的制售机构资源，力图实现平价营利与慈善惠民的双重目标。其次，官药局的运行及发展，是市易法实施后专卖制度在医药领域的实践拓展。北宋中后期，地方上的市易抵当监官也是地方药局的主要负责人。再次，市易抵当机构在市易法被废除后依然在央地之间官药的统购分销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官药局在北宋末到南宋的流变，根源于官药营利与惠民之间的矛盾难以调解。徽宗在崇宁至政和年间围绕太医局进行的再造，结果也适得其反。这最终导致南宋中后期依靠地方力量捐助或另筹资金重新开设的地方药局，不再具有“官”的职能特点，而是蜕变为以赠药和义诊为主的慈善医疗机构。     

宋代全国性综合编敕纂修考

宋代全国性综合编敕计有《建隆编敕》至《重修淳敕令格式》１９部，加上内容重复的三部条法事类，宋代实际行用过的编敕则有２２部，这些编敕至迟在宋仁宗天圣编敕时已在编敕所进行，并形成一套制度，体例上从依照《刑统》的体例编修到按敕、令、格、式的分类编修。南宋孝宗时出现“条法事类”。附加项目的增多也表明了其体例的变化，其取材基本上是一定时期的“宣敕”，前一编敕可行用者，徽宗时的御笔、手诏，南宋时的指挥亦成了编敕取材的对象     

宋代官药局的沿革及相关问题考论

宋代官药局建立于北宋熙宁九年(1076),北宋末废罢,南宋绍兴六年(1136)重建。两宋官药局在建立之初均隶属太医局,北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改隶太府寺,南宋则是在绍兴十八年(1148)或绍兴二十一年(1151)左右改隶太府寺。这种隶属关系的改变既是官药局规模扩大后的现实需求,也是官药局由社会福利性机构向盈利性机构转变的结果。官药局隶属关系的改变是官方医疗机构医药分业的开始,继而进一步推动了民间的医药分业。     

论曹魏财政管理的专职化演变

曹魏的财政管理在建安时期以非专职化管理为主要特点,曹操自己控制着财政决策权,中央没有设置专职的财政主管机构和主管长官,重大财政事务多派他官负责执行。这种专职化管理的范围有限,且带有浓重的军事色彩,从财政制度建设上看,是对汉制的倒退。曹魏代汉之后,对财政管理进行专职化变革,主要是财政政务归尚书台,创设度支尚书主管军费,加强大司农、少府的专职管理职能,最终取消兼具财政与民政管理职责的典农官。财政管理由非专职化趋于专职化,体现了曹魏财政制度在汉唐财政制度变迁中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     

《大观圣作之碑》与宋代教育制度

<大观圣作之碑>为宋徽宗大观年间所刻,碑文为徽宗皇帝亲撰并书.碑文书体为"瘦金体",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碑文记述了北宋时期教育制度中"八行"取士及"三舍"法的具体情况,弥补了有关文献史料的不足.     

《宋史·乐志》大宴仪系年考辨

大宴仪是宋代礼乐制度的盛典,但《宋史》对大宴仪的时代编排较为混乱,以致后人在引用大宴仪以佐证重大文学现象与文化现象时产生种种误解,如薛砺若《宋词通论》、刘毓盘《词史》就误把《宋史·乐志》十七所载大宴仪当作仁宗朝的仪制,用以阐释宋大曲体制及宋词繁荣的原因.据考证,《宋史·乐志》十七所载大宴仪非仁宗朝的实际情况,而是徽宗崇宁二年(1103)以前天宁节(徽宗"圣节")的仪制.但徽宗崇宁二年以前的大宴仪实际仍是由神宗熙宁九年、元丰年间(1076-1085)因改革旧制(如用"小儿队"取代两军妓乐,枢密使等官员及宗室预座诸项制度改革)而创立,并用于神、哲、徽三朝,迄徽宗大观三年(1109)因新大宴仪的出世才罢用.所以,《宋史·乐志》十七所见大宴仪的应用时段,最早不先于神宗熙宁九年、元丰元年,最迟不后于徽宗大观三年.     

试论北宋前期任官制度的形成

讨论宋代的任官制度,必定会牵涉到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官、职、差遣(特别是官与差遣)的分离及其制度化,二是人事任用权力问题。围绕相关问题,近年来已有不少文章面世,从不同角度予以阐发、说明,惟追溯源流、论述制度变更过程似嫌不足。本文拟就此谈些个人看法,以求正于方家。就官与差遣的分离而言,仅做静止状态下的勾画绝对不够,还需要在历史发展的长期曲折过程中寻其形成脉络,从而真正准确、深刻地认识它。宋代富有特色的设官分职制度,很难仅仅归结为宋太祖、太宗等一二代帝王及其谋臣的精明措置。在他们之前,晚唐五代的精英人物们,已在艰难地摸索解脱困境的出路,无数经验教训的累积,使得调整变革的思路渐趋明晰。宋初政治领袖们对于任官制度的贡献,与其说是创建了一套全新的制度,不如说是在强化中央集权的大背景下,对于二百年间不断变更的任官制度加以整理、改造;而且,当     

宋代地方行政管理制度改革简论

加强地方行政管理制度的建设 ,是历代王朝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 ,秦汉至南北朝时期 ,地方各级政府为世族权贵所垄断 ,形成了长期的诸侯政治 ,致使中央政权的权威受到极大的威胁 ,并导致腐败之风的蔓延。唐末五代的军将擅权 ,贪赃枉法更是成为严重的社会公害。宋代对地方行政管理制度进行了以分权和制衡为中心的一系列改革 ,削弱地方政府行政长官权力 ,在路级行政机构实行分权管理 ,监司互察 ,加强对州县官的监管。改革科举制度 ,地方政府官员大多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宋代的这些改革措施彻底结束了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所形成的诸侯政治格局 ,对于宋代廉政建设和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宋代长江中游地区的铁冶业

宋代是中国矿冶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有关唐宋矿冶业产地和岁课数量的记录较多地出现于史籍。本文对宋代铁冶业发展的动因、唐宋时期南方铁冶业的分布和北宋中后期至南宋前期铁课岁入的变动三个问题进行了考察,认为至北宋中期时,湖南、湖北和江西已经在南方铁冶业居于主导地位。宋神宗至徽宗统治期间,南方三省内部铁冶业的发展格局出现了变化。     

论宋代国子监教育传播的新特征和传播职能的转变

中国传播科技雕版印刷术在宋代与出版传媒业、教育传播业相互融合,促使印本书在文教领域广泛普及,促使教育传播的媒介结构关系全面革新,引发了教育体制的巨大变革,而国子监则是引发这次变革的纽带和中枢.宋代国子监呈现出与前代不同的、具有独立形态而具动态性调整功能的机制创新特征.它是最高学府,又是中央教育管理机构;既负责教材的编定,也对书籍的出版传播进行管理.宋代所建构的以国子监为中心和诸路提举学事司创制相结合的教育传播行政管理新格局,是我国古代教育管理体制建设的重大突破和创新示范,奠定了我国近现代教育行政管理体系的基础框架和雏形.     

北宋徽宗朝大晟乐制作与颁行考议

北宋徽宗朝在崇宁元年至政和七年花费近十五年的时间,制作了一套从乐律理论到乐器制度都焕然一新的大晟乐,并通过行政手段有层次、有步骤地由朝廷推行到民间以及域外,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晟乐并不仅是徽宗朝的音乐文化特产,而是作为徽宗"继述"神宗新政的一个部分,从诞生、完善到扩张,都受到整体政治环境的制约,与人事变动、各项政策相互协调、促进,共同体现徽宗朝廷独特的政治气象.     

宋代监司对宋代法律文明建设的贡献

宋代监司包括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它们是路、州、县地方行政管理体系的最高层,处于中央与地方连接点的特殊位置。监司官员在对地方监管过程中,广泛参与司法事务,在立法、司法、法律宣传和教育等领域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是宋代法律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监司向中央奏报在地方司法审判、监察中发现的问题,有利于弥补宋朝法典的缺陷,完善法律体系。特别是在宋代各阶层普遍重视法律、重视证据的时代背景下,监司官员在司法检验领域作出一系列的创新成就,创立《检验格目》、尸检《正背人形图》等新规范,撰写出了《洗冤集录》这样世界最早的科学严谨的法医学著作,涌现出了宋慈、郑兴裔这样著名的司法官员,为宋代的法律制度达到中国封建社会法制高峰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对后世也产生深远的影响。     

宋代进士科举制度改革对律赋的影响

宋代仁宗、神宗、徽宗、高宗四位皇帝对进士科举制度进行了改革,从而深刻影响了宋代律赋。仁宗于天圣五年(1027)下诏提高了策论的地位,而律赋地位却开始下降。神宗接受了王安石的建议在进士科举考试时候罢了律体诗赋包括律赋,而代之以经义、策问等体例的议论性文章。徽宗于政和元年(1111)禁止士人写作律体诗赋,如有违反,“委御史台弹劾。”因此律赋成为了徽宗褊急性格的牺牲品。高宗考虑到党派平衡,权力制衡,于建炎二年(1128)采取律体诗赋、经义并取的策略。经过改革以后宋代律赋的地位相较唐代律赋的地位有很大下降,而且数量和质量相较唐代都有很大下降。由此可见宋代皇帝对进士科举制度改革对律赋的影响总体上是负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