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对近代史学的贡献

梁启超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评判是中肯而全面的。在对传统史学的激烈批判和对西方史学的热情介绍基础上,梁启超提出"史界革命"主张,倡导"新史学"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梁启超历史教学思想探析及启示--基于《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的考察

《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是梁启超两部授课讲稿改编而成的著作,对学界产生深远影响.我们通过分析这两本讲稿,认为其蕴含着梁启超丰富的历史教学思想.这两部讲稿组织结构严谨,以传播新史学研究法为教学目标,选择总分有序、学理示例相表里的教学方法,使用朴实易懂,激情寓褒贬的教学语言.这些要素既生动展示了梁启超高超的历史教学艺术,又为我们更加全面了解梁启超思想提供了方便.     

一部追求会通的史学著作——读瞿林东先生《中国史学史纲》

瞿林东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纲》不是简单的史学发展史著作,而是关于中国史学理论和历史理论进行缜密思考与系统总结的会通之作.通过多条线索齐头并进的方式,在阐释不同阶段各类史学著作丰富内涵的同时,彰显同一时期诸种史学思想与历史理论的发展演变脉络,使读者在接受各类史学史知识时学会反思与总结.     

《绎史》的价值和马骕的史学思想

马骕编纂的《绎史》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部名著。《绎史》在资料选取、甄别、整理方面有鲜明的特点：一是广搜博采,援据浩博;二是对不同的史料采取不同的取舍标准;三是疑则传疑,认真考订;四是征引资料,注明出处。在史书体裁上,《绎史》以纪事本末体为中心,同时又熔编年、纪传、典制、学案诸种体裁于一炉,在历史编纂学上有重大突破。《绎史》反映出马骕丰富的史学思想,重变通,察民隐;重视人才在历史中的作用,强调人事;重视时势对历史变化的影响;以朴素唯物的观点看待上古历史等。所有这些,都是清初史学史上值得重视的方面。     

体认神话与历史叙事的再诠释——《神话历史：一种现代史学的生成》

约瑟夫·马里在《神话历史》中提倡一种＂现代史学＂——神话历史,通观全书,神话历史是一种叙事模式,主张＂体认神话＂,探寻历史意义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还主张运用＂神话手法＂。约瑟夫·马里启示我们在现代历史和生活中发现神话历史。     

梁启超与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比较

回顾20世纪的清学研究．大约可分为三个阶段，而梁启超与钱穆分别撰述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无疑是第一个阶段开拓性的代表。二人分别从相异的角度开启清三百年学术史的研究，梁是一落笔就从“反理学”入手．把清学的重点放在经学，所以其三百年学术史花了许多篇章论述“清学”在“经学”上的伟大成绩，也花了许多工夫介绍清代的反理学大家。钱则十分看重清学和理学的延续关系，主张欲厘清代的汉宋学之争得从宋学入手。所以钱书对思想概念多作阐释，同时特别重视议政经世之论。     

梁启超、侯外庐"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论"的比较研究

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专门研究明末清初至清末民初三百年间中国学说思想史的开拓性著作。侯外庐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是“五四”以来有关近三百年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的批判总结。     

论张闻天的史学思想——以《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为例

延安时期张闻天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中国现代革命史,其编著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采用阶级分析法、历史主义分析法和历史比较法来阐述革命运动的产生和发展。《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一书充分发挥了史学的致用功能,参与建构了中国现代革命史研究的学术体系,是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史学月刊》与新中国“十七年”史学典范之构建

在新中国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史学典范的构建中,《史学月刊》具有重要地位。1951年1月,《新史学通讯》创刊,创刊后的最初阶段关注中小学历史教育,贯彻唯物史观,明确历史教育目的,宣扬爱国主义,介绍历史教学经验,为历史教学答疑解惑,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历史教育体系的建立,贡献良多;同时,又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的讨论与建构。1957年《新史学通讯》更名为《史学月刊》后,加强学术性与专业性的转向,引领历史人物与历史评价、农民起义、历史主义等重要理论问题的大讨论,对于新中国史学典范的构建与史学人才的培养,均卓具建树。     

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史分期与“近世”问题——日本东洋史学的理论探索及其价值

19世纪末日本的那珂通世最先以“上世/中世/近世”的西洋式历史分期法来撰写中国通史,接着内藤湖南提出“宋代近世说”并进行论述,后来宫崎市定予以继承和发展,且将“近世”与西洋史上的文艺复兴时期相对应、相比较,遂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史亦即所谓“东洋史”模式。在这个过程中,“上古/中古/近古”与“上世/中世/近世”之间、“近世”与“近代”之间的联系与区别逐渐明晰,“近世”的内涵逐渐得到确定和确认。“近世”既是“中世”后的时代,也是“前近代”的时代,是一个崭新的变革时代。这样的“近世”不仅是东方史的分期术语,也成为一个独特的社会历史性质的判断用词。“近世”论以及“上世/中世/近世”分期法,打破了以往以改朝换代为线索的史撰模式,将东洋史纳入了世界史体系,又颠覆了西方人关于东方历史只有改朝换代周而复始的历史这一刻板的印象,具有很强的史学理论价值,不仅对日本东洋学、东洋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对中国20世纪后一百多年的历史学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梁启超、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平议简

梁启超、钱穆先后建立了不同的清代学术史研究范式。《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则是他们由以建立不同的研究范式的同名代表作。以往学界多关注二书在体例、组织、著述宗旨等方面的“异”,忽视了二书在这几方面的“同”。实际上,粱、钱《学术史》是清代学术史研究领域的两部“和而不同”之作。而往昔学者的考察之所以存在过分求异的取向,主要在于他们对粱启超、钱穆二人学术认识的偏差及对《〈清儒学案〉序》的误读。     

梁启超与钱穆的专门史观及方法论之比较——以《中国历史研究法》为中心

梁启超、钱穆融贯中西史学,建构专门史观和方法论,尤对人物、文化专门史有系统深入的思索。他们都重视人和人的专史,而梁启超关注主要历史人物,强调合传及人与时代、环境的关系;钱穆注重衰世、乱世的人物,主张从人物无为中研究有为。他们都强调文化和文化史,而梁启超的文化概念狭义一些,主张用通史的方法,以“系”分门别类,从人的关系角度研究文化史;钱穆的文化概念则要广泛一点,认为文化研究要有大视野、大思路,运用比较的方法展开研究。     

“自述”与“自传的年谱”——论梁启超对中国自传文学的贡献

梁启超所说的自传基本上延续了以往史学界对自传的认识:自传主要指书序式自传。梁启超虽未突破传统史家对自传认识的局限性,却试图在自传写作实践以及理论上有所突破。在自传写作实践中,梁启超试图对传统史家自序式自传进行改造,将自传与自序分离开来,创立了新型自传模式——??自述;其既不同于以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为代表的史家自序式自传,又不同于以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为代表的述志抒情式自传。??自述型自传的最大特点在于,可以单独成篇,但又保留了传统史家自序式自传中自述生平的内容以及特点。另外,在理论上,梁启超找到了最类似于西方自传的传记体例——自传的年谱,并预示了中国自传的未来发展方向——从自传到自传的年谱。     

从《陔余丛考》到《廿二史札记》——赵翼史学思想的承继与发展

清人赵翼所著《陔余丛考》的史论部分,集中反映了其史学观念和治史方法,尤其体现在历史编纂学、史学功能、史家责任和比较研究法方面。这些观念和方法又在其《廿二史札记》中得到继承与发扬。文章以此两书为中心,从史法、史事和比较研究法3方面探讨两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以展示赵翼史学观念、治史方法的嬗变历程。后世探究赵翼史学问题时,不应厚此薄彼,当给予《陔余丛考》更多的关注和肯定。     

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以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实践,愈来愈凸显了梁启超为代表的中西文化合璧论的合理性。文章以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为中心,探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构成、特征和缺陷,分析传统文化转型的方式,提出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可能路径,即政治层面,建立完善的民主共和政治;社会层面,培育自由的社会风气;思想层面,树立科学理性的思维;行为层面,养成抗论争辩的习惯;学术层面,增加＂为民说法＂的内容。     

一本系统研究司马迁史学思想的学术专著——评毛曦、段建海著《司马迁的历史学》

西安联大毛曦同志和西北政法学院段建海同志合著、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司马迁的历史学》一书，将要与读者见面了，本书作为陕西省司马迁与《史记》研究会组织的规模巨大的“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的一种，从历史学的视角，     

高师《中国近现代史》与《世界近现代史》交叉渗透及调整

高师《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近现代史》互为独立 ,内容彼此没有多大联系 ,核心内容是按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主线来选择和布局的 ,没有很好地考虑一般院校和师范院校存在的差别。改革的思路是在原来两门课的基础上 ,以生产力为核心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世界交往的发展为主线 ,把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教学内容进行交叉与渗透 ,力争使二者融合为一 ,逐渐成为一门新的《近代史》。     

“文学史学”的拓荒之作－－《评判与建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

"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已有半世纪之久,期间,文学史的写作呈现出规模增长之势,据不完全统计已超过二百部之多,但这些数量众多的文学史,并没有形成"众声喧哗"的局面,而是单一声音凑成的"大合唱",如何突破目前沿袭已久的文学史研究范式,建立新的文学史研究格局,成为了文学史家们的共同期待,也是文学史学者们的最大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