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何林先生的学术选择

李何林一以贯之的革命追求,练就了他作为一个“革命人”的不凡“器识”,使他具备了观察中国现代文艺思潮的慧眼;未名社这一信息交流平台,给他带来了从事中国现代文艺思潮研究的绝佳机遇,而鲁迅这一巨大的精神存在,增强了他学术选择的使命感和自觉性。     

蒋光慈:东亚革命文坛的“一朵孤云”

蒋光慈是最早倡导并实践"普罗文艺"的革命作家,他的小说以自己的生活经历为背景,真实地记录了"五四"运动以后到大革命前后这一段历史的社会动荡和人生沉浮,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时代性。作为一个从农村社会底层走进中国革命运动中心的知识分子,蒋光慈短暂的一生是孤独的、矛盾的,他在革命进程中常常处于痛苦的挣扎状态,显示了革命时代先驱者丰富的灵魂冲突。蒋光慈的创作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革命文学初级阶段的概念化、脸谱化的局限和缺陷,他在创作上的"失败"代表了左翼文学的"一种集团的倾向",对于左翼文坛的"全体的进向"也是一个宝贵的教训。     

论左翼文学创作中的“革命农民”形象——以茅盾的“农村三部曲”为核心

"农村三部曲"是茅盾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代表作,也是其运用左翼文学的"新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研究和剖析20世纪30年代社会重大问题的成功范例,其中的多多头、老通宝等农民形象的塑造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人物。作为20世纪30年代"革命农民"形象的代表,多多头这一形象所体现的不安于现状的叛逆性和对社会不公的反抗性,成为革命农民进步、觉醒的标志。在"阿Q时代"之后,多多头的"革命意识"和"革命方式"在新的意义上揭示了20世纪30年代农村社会和革命农民的"生活的实质"。茅盾没有拔高多多头们的觉悟水平,也没有赋予他们鲜明的政党思想影响,而是有意无意地将多多头的革命原因做了简约模糊的处理。作者在多多头身上看到了阿Q式的流氓无产者的影子。正因为如此,与那些把农民"浪漫蒂克化"的左翼小说相比较,多多头这一形象更能代表左翼文学中农民革命者的历史原形,"农村三部曲"也显示了其在左翼文学创作中的独特存在价值。     

责任与担当:左翼乡土小说家缘何“想象”革命

左翼乡土小说家虽然在大革命时期大都从事过实际的革命活动,有着一定的城市革命体验,但除了少数作家以外,大部分都没有农村革命或苏区生活的经历体验。在大革命失败后,他们转而以笔为旗投身于文学创作之中,基本上也是在上海、北京这样的通都大邑卖文求生,与实际的革命活动尤其是土地革命有着一定的距离,因而他们只能依据自己以往的革命体验和"耳食"到的一些材料对农村革命进行文学想象。     

吴福辉现代文学史研究述略

吴福辉研究现代文学史的学术小品，显示出他对研究对象新旧驳杂特质的把握能力与体察同情；其在海派文学研究领域内的沉潜与拓展历程，展示出一位学人如何“寻找自我”的经历，吴福辉的个案为深入了解20世纪80年代学者这一特定时代中特定一群的独特价值提供了一个典型例证。     

“革命”位置及“丸山悖论”——丸山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述评

丸山昇是知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在其学术著作中,＂革命＂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事实上,在日本战后“悔恨共同体”的情绪底色中,“革命”作为一种主题已经实际内化于丸山昇本人及其研究之中。此外,丸山昇在对“革命”进行细微辨析和宏观思考的过程中,还达成了对“革命”的深层次认同;同时,丸山昇超越了“竹内鲁迅”的“文学者”概念,建构了“革命人鲁迅”也是极具学术敏感力的选择。最后,从最深广的人性关怀出发,丸山昇始终保持了对“革命”中“人”及其选择的考察与思考,但在这一过程中又一直存在着某种矛盾,即如果拒绝了抽象原则,＂革命＂的动力将从何而来的问题,我们可以称之为“丸山悖论”。     

文学“革命”经学与中国现代学术分科的形成

中国学术的现代分科大体形成于戊戌至五四之际。其确立的核心在于“经学”被现代学术各科分解,并且作为传统学术之统领的思想祛魅。具体涉及制度、学术、思想三个层面。各分科在经学瓦解中逐渐生成,并在思想层面摆脱中国学术之“以经为纲”这一最为“传统”的特征,是其得以“现代”的前提与标志。该任务的最终完成,得益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文学革命以“文学”为手段对经学遗留进行思想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建立了一种新的文学,广泛生产针对“政教”和“人生”等领域的思想内容,试图接替经学在传统社会的思想指导地位。尽管这一接替并未真正完成,但在现代学术分科意义上,文学革命仍促成了文学的独立,即建立了不同于传统文学之经学附庸状态的、具有独立思想内核的现代体系;同时也完成了传统学术之“以经为纲”的思想祛魅,为各科的现代独立与生成奠定了基础。     

全国第二届“区域文化与文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9年11月14—16日,全国第二届＂区域文化与文学＂学术研讨会,在重庆成功召开。会议由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文学评论》编辑部、重庆师范大学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会议围绕三个议题,即：1.区域文化与文学的新进展;2.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的新收获;3.区域文化与文学发展的新走向,分五场大会发言,以及两组讨论。会议的另一重大成果,是成立以张中良为主任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区域文学委员会。这次会议,继往开来,将相关议题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个人性”与“阶级性”——重审梁实秋与左翼的文学论争

1928年发生的梁实秋与左翼的文学论争,学界已讨论颇多,不过论述多集中在双方文学观念本身,很少将梁实秋的个人主义思想背景考虑在内,因而不同程度地模糊了文学观念交锋背后双方在文化政治理念上的差异.笔者将梁实秋的文学观念与其时新月派进行的人权论争结合起来考察,认为梁实秋与左翼文学分歧的根本并非是与阶级性相左的人性,而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个人性.是个人自由优先,还是阶级类集体意识优先,是造成双方文学观念差异的根本原因.     

论康熙的文艺政策

康熙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也是一名饶有成就的文学艺术家。他凭借帝王之尊的地位,实施了一套笼络汉族知识分子、有利清王朝政权巩固的文艺政策。具体表现为:明确文艺在其治国方略中的地位,开科取士以重铸文艺的创作主体,编纂文艺典籍以圈定士子的学习范围,优礼文艺人才以结其心,反对浮饰之言以提倡文质适中的文风等。     

论文艺传播中的反馈机制及其效果

反馈是文艺传播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是在作品—读者—世界之间纵横交错的诸多关系中实现自身目的的,包括在正反馈机制、主动反馈机制的引导下,使创作符合正确的艺术规律和美学法则,使阅读在正确的审美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控制下发现并吸收作品所蕴涵的真善美,以保证艺术作品内容和形式的完美,提高读者的科学文化素养、道德情操和审美修养,实现文艺传播的社会效益。     

新文学读者眼中的“《小说月报》革新”

本文目光关注见证"<小说月报>革新"事件的接受群体--"新文学阅读圈"中新文学读者,以其在革新最初几年的12-14卷<小说月报>"通信"栏中与编者的对话,得出<小说月报>"读"与"编"之间一种类似"我们"与"先生"的关系.读者眼中的<小说月报>的形象及刊物自身形象定位及其背后的原因;置于新文学读者的关注之下的<小说月报>在新旧文学观念上的纠缠反复均成为<小说月报>办刊方向调整中的须加考虑的潜在背景.     

通览百年学术 著就一部新史——评《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丛书

黄霖主编的七卷本《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的主要价值首先表现在其开拓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这个新领域就是当代学术史研究;同时体现在,这是一套既有理论深度、又有个人学术见解的著作.该书也存在着某些可以讨论并且值得提高之处.     

由叶赛宁之死看鲁迅对革命文学的态度

对叶赛宁之死的关注是鲁迅思考文学与革命关系的一个焦点,鲁迅从叶赛宁之死中看到了诗人与革命之间难以挣脱的悲剧性宿命。通过苏联革命这面镜子来思考中国革命的问题并探寻中国新文艺的出路,是鲁迅晚年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文艺制度的悖论及其成因探讨

文艺制度必须遵循社会规律与文艺规律的双重机制，其制度化、体制化、法规化与自主性、自立性、自由性构成矛盾和冲突，从而形成文艺制度的悖论，在其对文艺的保障规范的双重功用中，一方面起着积极的正面的作用，另一方面起着消极的负面作用，由此形成文艺制度存在的问题和制度性弊端。必须通过文艺制度、体制、机制的改革才能实现文艺制度的不断创新和完善，推动文艺的繁荣和发展。     

世界文学背景中的中国文学选择

世界文学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大致分为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与历史形态.从世界文学背景看20世纪中国文学的选择,以及这种选择带来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变化,可以获得一个比较宏观的规律性认识,只有确立中国文学精神在世界文学背景中的独立存在意义,中国文学才能产生世界文学意义上作家的作品.     

中心的边缘与边缘的中心——"文艺与休闲"论争述评

在20世纪80年代的那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文学艺术出现在一个引人注目的“中心”位置。那时的“文艺休闲功能”理所当然地蛰伏在边缘地带,人们几乎注意不到它的存在。但是,在文学迅速边缘化的90年代,“文艺休闲功能”反倒急剧膨胀起来,使得曾极度边缘化的“休闲文艺”却大踏步地走向了艺术生产的“中心”舞台。     

湖南文艺理论研究三十五年

新时期以来,湖南文艺理论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有的成果甚至走在全国的前列,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湖南文艺理论研究的发展是一个逐步从左的思想禁锢不断解放的过程,也是一个从以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主,逐步走向开放与多元的过程,西方现代一些文艺理论为丰富与发展湖南文艺理论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总体上来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为促进湖南文学的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