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民在刑事诉讼中的沉默权

沉默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是实体权与程序权的统一 ,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赋予公民沉默权 ,不仅是保护司法公正的需要 ,也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的需要     

十八大报告的宪法思维探析——一个宪法学视角

党的十八大报告贯穿着宪法思维,它不仅体现了我国宪法的精神和原则,而且把宪法的精神和原则发扬光大。保障人权和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宪法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从确实保障人权和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角度出发,对我国公民的生存和发展的美好前景进行了部署。对权力进行制约,以保证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宪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用制度制约权力,防止滥用权力,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     

德国社会国家原则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历经几代德国学者和政治家的努力社会国家原则得以作为联邦德国国家组织的基本原则,被规定在联邦德国《基本法》之中。根据德国通说,社会国家原则在内容上包括国家的社会义务和基本权利的社会责任两个面向。同时,经过联邦宪法法院的判例积累,德国法上的社会国家原则不仅成为其社会法制度的直接宪法依据,而且也是德国其他部门法中与权利的社会化有关系的制度在宪法上的合法性依据。最后,联邦德国《基本法》的立法者,通过总结以往在宪法中规定社会基本权利的经验教训,提出了社会国家原则的非主观权利性。德国社会国家原则对我国法制的启示主要体现在：现行宪法中有关社会基本权利条文的国家目的化解释和社会给付法定原则的建立。     

公民基本权利宪法保障的成就和挑战

1982年宪法颁布以来的宪法实践证明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取得了显著成就。1982年宪法在公民基本权利方面因为吸取"文革"教训而规定得充实、明确、具体,之后的宪法修正案有关人权、私有财产等的规定使得公民基本权利的内容更加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使公民基本权利通过立法被具体化,公民权利意识得到增强。宪法有关公民基本权利的30年实践有行政主动推动、先权利后自由、违宪问题自我纠正三个特征。面临的挑战主要表现在:法律法规甚至内部文件违宪的问题还没有很好地得到解决;宪法中所规定的权力关系在实践中的表现并不理想,这种状况严重影响着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公民对宪法保障基本权利的要求日益增强,而宪法却未能很好地满足这一需要。     

公民的受教育权利解析

公民受教育权既是一项重要的社会基本权利,也是大多数国家宪法规定的宪法权利。然而,在实践中,受教育权还远远没有实现,而且宪法权利理论和人权理论对受教育权的研究也相当薄弱和混乱,很有必要对作为基本人权的受教育权的宪法内涵进行分析。     

城乡居民“同票同权”问题思考

＂同票同权＂即指城乡居民享有平等的选举权。选举权作为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是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重要方式。不久前中央提出的＂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即城乡居民享有平等选举权,是对宪法确定的公民首项基本权利——＂平等权＂的实现,它既符合宪法的规定与基本精神,也是我国现在和将来的现实需要。     

基本权利位阶秩序与私法

基本权利存在位阶秩序。基本权利位阶秩序对私法立法和司法具有效力。基本权利位阶秩序要求私法立法不得与其相悖,当其变化时,私法须及时调整。实践中,私法立法可能滞后,导致二者间的矛盾,并产生法院依据基本权利位阶秩序衡量私权利冲突的必要性,这是晚近宪法私法适用的根本原因。实质上,宪法间接适用是普通法院对私法原则或不确定概念所作的合宪性解释或控制。权利位阶秩序上,我国宪法与私法不相一致,面临着在宪法和私法上对权利位阶秩序双重调整的任务。在此期间,人民法院可以在私人诉讼中采用宪法间接适用模式,进行个案救济。     

平等受教育权:作为国家目标条款的宪法效力——从糖尿病学生被高校劝退事件说起

受教育权作为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其社会权属性要求国家积极建立教育制度,完善教育法规,提供教育设施以保障其实现。我国宪法规定的国家对教育的发展扶持义务,不仅可作为补充受教育权的宪法论述,而且可被视为国家追求的目标和责任,因此具有最高位阶的客观法效力,能够对国家权力产生法律约束,有助于平衡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宪法保障公民权利的中庸之道。宪法的国家教育目标务款要求立法机关积极作为,完善教育立法,充分保障公民平等受教育权的实现。     

基本权利冲突观点评析——兼论基本权利冲突存在的空间

基本权利冲突是在基本权利从主观的公权逐步演变为客观的价值体系与相应的制度,特别是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适用于私人之间关系后产生的现象,无论从宪法规范层面,还是从司法实践的现实层面来看,基本权利冲突都是切实存在的。在界定基本权利冲突时,不仅要考虑到它产生的背景、根本属性,而且还要考虑到宪法和部门法的关系以及权力分立的政治原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认识到基本权利冲突与法律权利冲突之间的差别和基本权利冲突存在空间的有限性。     

论宪法的修改

宪法修改是指宪法在实施中,宪法的有些规定不适当或不适应社会实际情况,由有权修宪的主体依照法定程序对其进行调整,使宪法更加完善和适应社会实际的需要。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要求它在国家的基本生活中具有最高的权威,宪法权威性最基本的要求是宪法必须稳定,否则便无权威可言。但是当宪法与现实不相符合时,宪法必须进行相应的修改以符合现实。如果一味地强调宪法的稳定性而拒绝修改已经落后于实际的宪法条款,实际上不仅不利于加强宪法的权威,而且还将损害宪法的权威。为了维护宪法的权威,最佳的方法便是对宪法进行适时和适当的修改。事实…     

表达自由的法律地位

现代许多民主国家的宪法,都将言论自由作为一项重要的公民权利予以保护。在一些国际和地区人权条约中,也制定了细密的表达自由之人权标准。这些规定既是对一种普世价值的认同,也为制度建设,尤其是法律制度建设指明了方向。本文依据中国现行宪法和其他法律与表达自由有关的规定,阐明了表达自由在中国现有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在人权入宪且中国政府已经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情况下,文章还介绍了表达自由的人权标准。     

劳动权的人权属性

人权理论和人权保障运动的冲击,是劳动权得以兴起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劳动权入宪在一定意义上是对人权理论的落实。劳动权是现代法治国家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受国际社会保护的一项基本人权。但是从劳动权形成来看,劳动权与人权所行使的轨迹在漫长的历史中是平行的,甚至在权利概念出现以后,劳动权也长期无人提起。劳动权具有人权属性应是在资本主义早期的工人运动和国际劳工组织的推动下提出的,国际立法和国内立法为劳动权的确立和保障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平等权的宪法内涵及其实践路径

平等权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宪法权利,具有丰富的宪法内涵。在美国和欧陆,无论是从权力制衡出发,还是从自然权利出发,抑或是从人权保障出发,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结论,立法应受平等权的拘束。从我国的宪法文本规范和立法主体权限这2个方面来看,全国人大原则上并不能制定违反平等原则的法律,如果全国人大确实制定了涉嫌违反平等原则的法律,尽管从目前违宪审查的角度没有救济的可能,但仍然要承担一定的政治风险和道德责任。但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违反平等原则的法律,很显然,是存在被全国人大推翻的可能性。以选举权平等的路径为例,可以进一步分析,平等权的宪法内涵究竟是什么,在实践中又是如何展开的。     

完善我国人权保障的制度构建

人权保障是宪政的终极价值取向,2004年3月14日,"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实现了近代以来我国宪政价值追求的历史性改变,揭开了我国人权保障和发展事业的新的篇章。但价值取向的改变仅仅是我国人权保障建设的良好的起点,我们要通过完善宪法、政治制度等各方面,实现对人权的保障。     

沉默权的发展变迁——我国确立沉默权的合理借鉴

沉默权是赋予被追诉者的一项重要权利,是以＂权利制约权力＂实现控辩平等的基本配置,也是国际司法准则所确立的人权保障的最低限度之一。英、美、法、德、日等国家的刑诉中都有沉默权的规定,尤其近几年来英美等国家对沉默权作出了不同程度的改革,再次引发了学界对此的进一步探索。在我国应当确立沉默权,并建立配套措施使之得以真正落实。     

个人信息保护:作为基本权利的解读

个人信息保护将个人信息视作权益的传统模式已难以胜任保障个人信息安全的要求,有必要将个人信息上升到宪法维度中的基本权利予以保护。基于基本权利视角下构建个人信息权,对于数字时代的人权保障更具深远意义。确立以人的尊严和自由为核心的个人信息权,需要国家承担相应的保护义务,具体而言,首先应当加强个人信息权作为基本权利的地位,并健全相应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其次,使专门机构在个人信息保护中依法履责,发挥作用;最后,注重司法机关作为"最后防线"的地位,完善个人信息权的司法救济渠道。     

论社会权可诉性的宪政之路

社会权作为基本权利,不仅具有主观权属性,也具有客观法属性,这为社会权可诉性的＂司法与准司法＂路径提供了宪法依据。宪法诉讼是社会权在宪法层面可诉性的本源路径,我国宪法诉讼应采用＂最低限度主义＂,通过运用宪法明示性条款直接保护社会权、通过审判发现宪法中的默示性社会权等方式缓慢稳妥地促进社会权的司法保护。宪法解释是中国语境下社会权可诉性的路径,我国宪法解释宜采用＂原旨主义＂解释方式。在宪法层面,通过对宪法条文涵义与国家政策的宪法解释来保护社会权;在民法层面,通过对基本权利的第三人效力的解释来保护社会权;在行政诉讼法层面,通过肯定性行政救济手段与扩大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来保护社会权。     

中国宪政架构下的行政权与司法权关系之重构

宪政的基本理念在于限制权力 ,保障人权。依法治国 ,实现行政法治 ,迫切需要强化司法权对行政权监督与制约的力度。这是行政法进一步发展对宪政所提出的深刻挑战 ,也是行政权与司法权关系重构的核心问题。从中国现行宪政体制出发 ,建立中国式的司法审查制度 ,以此重构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的关系 ,方能更好地保障公民的诉权 ,实现民主政制。     

政治正义论视野下的公民控告权

《宪法》第41条规定的公民控告权,以政治的正义性认同为前提,是政治正义的重要防线,能推进政治系统,通过矫正不义而实现正义。公民通过行使控告权不但可以实现自身的正义追求,而且能够“强化政治的正义性认同、增进政治合法性、提升政治正义性”。这种“以权利推进正义”的宪法机制,为整个政治系统提升供给正义、推进正义效能,以满足民众日益高涨的正义需求,提供了一个有效制度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