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志怪中的佛教惩劝

佛教对志怪小说的影响，早在汉魏六朝的一些志怪小说中便已显露出来。佛教对汉魏六朝志怪小说的影响主要分三种类型：一是佛经譬喻中精变故事对志怪小说题材来源的影响；二是佛经地狱轮回观念与中国传统善恶报应观念的融合在志怪小说中的表现；三是增伽幻术所寄托的空幻思想对志怪小说意象与理念的渗透。三种形式相互作用，从而构成汉魏六朝志怪小说的基本的宗教精神。     

论经传神学对六朝志怪的影响

神秘主义是儒家建立政治秩序的重要手段。汉代经传中的天人感应、祥瑞灾异、阴阳五行等理论,为六朝志怪提供了知识来源与价值支撑。通过梳理政治神学这条线索,可以看到汉代经传赋予古代"志怪"的叙事逻辑和政治价值。经学对六朝志怪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志怪袭用经传神学的故事和阐释灾异的路径;经传神学赋予"灾""异"重要的认识价值;经传神学塑造了古代小说道德劝善与"怪力乱神"的叙事模式。儒家的政治神学赋予各类怪异以政治和学术的价值,形成了志怪小说"称述异事""殊怪必举"的特点。后世学者如洪迈、纪昀等热衷于志怪小说,应在经史之学的知识传统中予以理解和阐释。     

释氏辅教之书:六朝志怪小说的叙事新风

作为六朝志怪小说的一大子类,南北朝时期大量涌现的“释氏辅教之书”,与此前志怪小说相比,其叙事风格具有迥然不同的特征,具体表现在所表现的人物、所采用的叙事笔法、叙事视角等方面呈现新变的态势。这一方面与热闹的唐前佛教民众化运动有关,与作者的佛教徒身份和宣佛意图有关,另一方面则由小说“史官之末”的传统所决定。     

《辨疑志》与小说志怪传统

中唐陆长源的小说集《辨疑志》,批驳怪诞虚妄之说,是对当时流行的小说志怪主题的否定,但其写作意图又是来源于小说实录"阙史"的传统。《辨疑志》的叙事结构同样体现出对志怪类故事的批判倾向,又以逆志怪的形式带来志怪小说"惊奇"式的审美感受。《辨疑志》的批评对象是对超自然神秘力量的盲信,这是中唐士人理性精神在小说写作中的表现。它对小说志怪传统的继承和反拨,与士人学风从六朝到唐代的转变密切相关,透露出唐代志怪衰落和小说转变的一种思想动因。     

从“记事”到“采事”——论六朝志怪小说的叙事视角

中国古代历史叙事与“记事”活动的历史渊源,使其以客观旁观的全知视角来体现所叙事件的真实性。但是承袭历史叙事而来的六朝志怪小说,基于所叙事件的“采录传闻”性质,从“采事”的立场运用限知视角,使无法征实的事件在表面上具有了真实性的特征。由此,六朝志怪小说作者在不悖离历史叙事真实性要求的前提下,能够通过限知视角进行文学性的虚构叙事。     

辞赋畅神时期刍论

汉魏六朝时期,畅神在行为层面表现为“纵心调畅”,人性充分解放,个性充分自由。辞赋作家,以市民好奇之心和世俗情趣,面对着异彩纷呈的大自然和芸芸众生的社会,率意而赋。因此,在辞赋作品中,畅神表现为反中和之美,蕴涵于题材层面的穷情写物而不避丑俗、抒情层面的危苦悲哀而侈陈艳逸、文体层面的辞赋诗化而言情无忌、辞采层面的淫辞丽藻而心折骨惊的混融和滚动,于是,形成辞赋的畅神时期。     

六朝志怪小说叙事艺术新论

六朝志怪小说虽然是"丛残小语"式的叙事文本,但其在叙事艺术上的成就却是不可忽视的.它在第一人称叙事、语式和语态错位的见证人叙事以及重复叙事等方面,已经开始显示出了其自有的特色与魅力.     

汉魏六朝道教与民间信仰的关系——以志怪小说为中心

道教是在民间信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道教一方面不断吸收民间宗教思想,另一方面又尽量将自己与民间信仰区别开来,正是在这一边吸收一边排斥的过程中道教逐渐成熟,成为了中国的正统宗教.早期道教的成长过程在志怪小说中多有反映.本文以汉魏六朝志怪小说为主要材料,结合道教经典与历史文献研究早期道教与民间信仰的关系.     

《搜神记》在古代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

六朝“志怪”远承上古时代的神话传说,近继先秦两汉史书及诸子百家著作中的神鬼妖异故事,下开唐代传奇和宋代平话中“烟粉灵怪”故事的先河,一直深远地影响到元、明、清三代的小说和戏剧文学,而明清的笔记小说则可以说是六朝志怪的嫡传。六朝“志怪在我国文学史上,特别是在古代小说的发展史上有着承先启后的作用。《搜神记》则是现存“志怪”小说中价值最高,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种,是这个时期“志怪”小说的代表。通过它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六朝志怪小说的思想艺术成就,对我们充分认识六朝“志怪”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历史地位无疑是有帮助的。一、前代神怪作品的刨造性继承者     

六朝志怪小说“奇”特性审美研究

六朝志怪小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好"奇",这种特性不仅仅表现在书目和内容上,它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学内涵和美学价值。本文主要从探寻作家收集记录这些怪奇灵异之事的审美标准和原因的角度,以窥六朝时人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趣味。     

试论南朝赋才学化倾向的成因

才学化是六朝赋创作中的一种普遍追求,南朝赋有着较为典型的才学化倾向。"人的觉醒"与"赋兼才学"是南朝赋形成才学化倾向的根本原因。六朝时期新兴的社会思潮"人的觉醒"与传统的赋学观念"赋兼才学"叠加在一起,使六朝赋的才学化特征比汉赋突出;"人的觉醒"促使六朝士人努力表现出与众不同的个性才情,促使赋家在赋的创作中运用种种艺术手段来表现出超人(包括前人)一等的才学,故南朝赋的才学化倾向比魏晋赋典型。     

汉赋与汉代校猎之制

汉代校猎赋展现了汉代校猎之制,而由于两汉礼制思想与政治状况的不同,汉赋中所见校猎之制的描写有所不同。如西汉侧重于优游娱乐、奢侈淫逸,东汉初期重视其儒家礼乐教化功用,至东汉中晚期,则回归其军事功能本身,内容与风格各有不同。而从总体来说,汉赋所展现的汉代军礼,具有雄豪、恣肆的特点。     

汉魏六朝诗赋文本的“人神同游”及其它

源于道家之哲学思维,兴于《楚辞》之文学创始,汉魏六朝诗赋文本的“人神同游”,一方面在文学形态上涵括散体大赋、骚体赋、乐府古辞、文人乐府、游仙诗等,另一方面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呈展出程度不等、方式不同的传承和创变。不仅如此,“人神同游”隐含着某种固定的表达模式,其“游”中寓“忧”,它往往通过文学幻想和时代演绎,表达出主体对客观世界和有限自我的超越。     

古代赋的兴起、繁荣、发展及现代辞赋的创作

我国"赋"源远流长,汉赋是我国赋体文学的源头,更是我国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期间经历了汉大赋、魏晋抒情赋、唐代律赋和晚唐小品赋、宋代的文赋等成就卓著。元科举不兴,明八股取士,但文人赋作仍有很多。尤其明末清初一批抨击阉党乱政、反对异族入侵和清末富有爱国情怀的赋家和赋作,更加拓展了赋的题材和内容。明清已还,赋论和赋集渐多,为研究辞赋奠定了基础。汉赋繁盛乃盛世必然。21世纪初,正逢盛世,新赋创作蔚为壮观,但是作家的国学修养、作品的思想深度、创作技巧还需进一步加强,尤其要向以欧阳修和苏轼为代表的宋代文赋作家和文赋作品学习。     

前秦苻坚与后秦姚兴之汉文化特征及其现代启示——以汉武帝以降“崇儒兴学”的汉文化传统为中心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文化交融的重要时期,其间正当两晋南朝玄风弥漫之际,十六国北朝却儒风雄劲。从十六国中后期开始,前秦苻坚、后秦姚兴等胡族统治者大力吸取汉、魏、晋以降汉族统治者的治国之道,颇具以“崇儒兴学”为中心的汉文化特征,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前秦、后秦政治、经济、文化诸项事业的发展,而且有力地推进了整个十六国北朝的民族大融合。比较探究苻坚与姚兴的汉文化特征,不仅有助于从文化层面进一步了解十六国中后期的历史发展及其基本规律,而且对当前进一步推进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均具有较大的启示。     

制度下的赋学视域——论赋体文学古今演变的一条线索

文学与制度的关系,学界已有关注,以宫廷文学为主体的辞赋文学创作与制度的关系,则尤为深密。就渊源而论,“赋”的源起就与先秦时期的“赋诗”制度相关,而由“赋诗”之“赋”到“赋体”之“赋”,又孕生于宫廷文学制度的形成。就嬗变而论,从汉代的礼乐制度与献赋、唐宋科举制度与考赋、清代的翰林清选与考、献赋,迨至现当代辞赋创作及研究的冷落与复兴,无不维系于制度的变迁。就赋体而论,从汉代文学侍从待诏献赋的散体巨制,到唐宋举子考赋的律体小篇,再到清代馆阁体赋及当代的语体赋,充分体现了古今制度变迁下的赋学命运。     

中国古代文学中死而复生故事的主题学分析

文章考察了死而复生文学母题的流变。中国古代文学中大量的死而复生故事的出现,是因为古人对生死的朴素认识、鬼神观念、乐生恶死的心态以及宗教观念等多种因素。汉魏六朝时期,人们相信鬼神,一些死而复生的故事不仅被志怪小说如《搜神记》记载,而且同时也被正史收录。六朝志怪和唐人小说中为爱情死而复生的女子,都有美好的结局,死而复生把婚恋悲剧变成喜剧。宋元时追求爱情死而复生的女子结局悲惨,最终又再次死去,表现了小说受宋明理学的浸淫又向道学化的方向转变。晚明和清代也有一些话本、小说和戏剧写死而复生的故事,大多表现爱情受到现实阻碍之后的浪漫畅想。李汝珍《镜花缘》中无继国国民死而复生延续生命,表现出漠视功名的早期道家思想,在死而复生的母题中具有创新意义。     

“源于诗”与“属于诗”——赋学批评的政治内涵和诗学维度之发覆

在中国古代赋学话语中,“源于诗”是一个经典的赋源表达,从班固的《两都赋序》一直持续到清代末年,历代赋论者无不如此。亘古不变的叙述凸显出赋的讽谏和颂美情怀,大多非关赋的起源的文体阐释,而更多焦虑的是赋的政治地位和国家意识形态的诉求。魏晋以来的体性之辨,尤其是元明两代,赋论者多认定赋“属于诗”,瞩目于赋的“诗”性面相,开启了赋学批评由政治内涵向诗学话语的嬗转。除却唐宋以来的辨体批评这一重要的内在驱动力,元明两代的崇骚重情的时代氛围亦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吊屈原赋》先唐注释研究

贾谊《吊屈原赋》是汉赋名篇,历代注释甚多。早在汉魏六朝时期,就有胡广、服虔、应劭、郑氏、李奇、邓展、苏林、张晏、如淳、孟康、韦昭、晋灼、臣瓒、徐广等14名注释家为其作注,这些注释文字主要保存在《史记》三家注、《汉书》颜师古注和《文选》李善注的征引中。早期注释或注音,或释词,或解句,或校勘,促进了《吊屈原赋》的解读和传播。     

虚构与汉魏六朝杂传的小说化——从《雷焕别传》说起

检视汉魏六朝时期的杂传,多如《雷焕别传》,常羼杂有虚构性的内容和情节,通过这些具有虚构性质的内容和情节凸现出来的人物形象,也具有了明显的虚构性特征。可以说,虚构性已是汉魏六朝杂传的重要特征。而虚构性无疑使得汉魏六朝杂传渐离史传,并在不知不觉中趋进了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