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馆馆臣的史学见解和清初史学思想的特征

明史馆馆臣所提出的史学见解,影响了清初史学发展的特点和趋向.史学学风开始由明代空虚浮华向重视经世致用和核实求真发展.史家"是非之心"对史著真实性的作用受到重视,显示出心性之学对史书修撰的影响,既丰富了传统史学的"心术"论,又对章学诚的"史德"论产生了影响."本乎时宜,因时变通"史书体例观的提出和对纪传体史书内部的协调与贯通的重视,打破了刘知几拘泥体例的思想.在对实录与野史史学价值的认识上,充满辩证色彩,所提出的考察史料价值的原则,具有史学批评的方法论意义.这些史学见解既有浓厚的"遗民"情结,显示出批判的锋芒,又明显地打上了官方意志的印记.     

中国艺术史体例与史料关系研究

史学体例与史料紧密关联,有什么史料就有什么史学体例;反过来,史学体例也决定了选取什么史料。当今中国艺术史学的建构需要有符合自己文化史学系统与学科范畴的史学体例,依据自己的艺术史料建构史学体例,避免用西方现代思想体系和西方的史学体例代替中国文化史学系统和史学体例,也不依照"他者"体例来框选史料,这是构建中国艺术史学体例的根本。中国艺术史学的体例是在中国文化系统与艺术学理论学科范畴中建立起来的史学的体例,一旦体例确立就需要寻求新的"整合复数"史料形态的脉络与秩序,使整合复数形态的史料与史学体例之间构成互为相塑的关系,在这种互为相塑关系的结构中形成基于艺术学理论的中国艺术史学观。     

关于我国古代史体的两点浅见——读《史通·二体》札记

我国古代历史书籍不但种类、数量浩繁,而且编纂的体例也是多种多样的。我国唐代的著名史学刘家知几所撰《史通》,对总结我国的史籍和史体作出了巨大贡献。《史通》中的《六家》、《二体》篇把唐以前的史籍分为六类,即“六家”;把史籍体裁归结为二体,即编年体、纪传体。根据记载历史的特点,六家中的“春秋家”和“左传家”是以记事为中心,属于编年体;“史记家”和“汉书家”是以记人为中心,属于纪传体。很明显二体包括不了六家中的“尚书家”和“国语家”。那么,这两家的编纂体例又是怎样的呢?     

刘知几的史学更革思想及影响

史学创新,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早在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几在他的代表作《史通》中就曾阐发了他的史学更革思想,并具体就史书的编纂问题提出了不少建议,对后世史学的创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自司马迁创立纪传体这一史体后,后世史家多袭用其成法而不敢稍作破格变通之尝试,致使这种史体被尊如科举之程式,逐渐失去了它应有的生命力。针对史学界的一些人只知因循而不知更革的做法,刘知几批评说：“盖闻三王各异礼,五帝不同乐,故传称因俗,《易》贵随时。况史书者,记事之言耳。夫事有贸迁,而言无变革,此所谓胶柱而调瑟,刻船以…     

试论中国史学的第五次反省──读李大钊《史学要论》

李大钊的《史学要论》是中国史学第五次反省的代表作。第一，划清了历史资料和历史著作的界限，对历史做了全新的定义，指明了“历史的本体”；第二，提出要区分史学研究的两个方面、三个层次，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史学任务论体系；第三，阐明史学与树立正确人生观的关系，强调史学的“铸魂”功能，完善了史学功能论。通过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批判和继承而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对当前史学的振兴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语言哲学中的指称论(名实论)与翻译的意义观

通过考察语言哲学中的意义指称论,探索其历史渊源———名实论,对语言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对语言的意义问题等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探究,对翻译意义观进行了初步思考。语言的意义在于使用,有多少种用法,就有多少种意义,意义的指称论(古代的名实论)对翻译意义观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参照作用,但是翻译的意义观却不应建立在简单的意义指称论上。     

中国古代“名实论”的心理学思想

本文简要概述了中国古代名实论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并详细论述了中国古代名实论的认识心理学思想和管理心理学思想。     

陈寿史学刍论

陈寿《三国志》高简有法,直逼马、班,当时有＂并迁双固＂之誉。但陈寿的史观史法,我国史学界仍乏撰述。本文着重探讨了陈寿的形势观、人谋观和史体观,认为陈寿重视客观形势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有唯物史观倾向,同时也重视人谋对形势的主导作用,突显了历史人物的主体精神。史体上突破纪传、编年二体,融纪传、国别为一,创三国各为纪传的新体例,体现了史家的求实精神。     

《公孙龙子》的逻辑正名思想

本文认为,公孙龙是逻辑正名理论的开拓者,其《名实论》是一篇以“正名”为旗帜的文章,《白马论》是对《名实论》逻辑正名思想的补充和发挥。公孙龙第一次从理论的高度提出“唯乎其彼此”的逻辑正名原则,揭示了逻辑正名的性质、要求和方法。正名理论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曾...     

论《文心雕龙·史传》的史评特色

《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系统评述文学理论的宏伟巨著.其中的《史传》篇雕镌史籍,探究史理,关于史体评论、史评准则、史才理论等对后世史学影响较大.     

勾践“长颈鸟喙”别论 ——兼为品观电视连续剧《越王勾践》的一种参考

东周时代兴越灭吴、称霸中原的越王勾践，长期享有“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荣乐”的恶谥。然而考察历史可以发现，吴越矛盾既不可避免，勾践之兴越灭吴并“北观兵中国，以尊周室”，实有益于吴越两国人民并有利于当时整个“国际局势”的良性发展，其正义性无可置疑；在文种借故不朝之后，勾践隐忍长达一年，最终才将其赐死，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绝非所谓“长颈鸟喙”劣根性的表现。史载勾践无他不道之事，代有识见卓伟之人如韩愈、苏轼、王若虚对范蠡、文种发出诛心之论，令人警醒，足可还此一公案之本来面目。     

韩愈的"柳赞"与柳宗元的"韩辩"说

韩愈和柳宗元共处中唐,因命运的差异,少有机会共处,二人彼此的赏识,更多是声气相应的文章推许。韩愈在柳宗元死后,对柳宗元多有赞誉,侧重于柳的才性和文章之法。柳宗元生前为韩愈作过多次辩解,一则因韩愈为人师辩,且不像韩愈不避师名而为师,而是避师名而为人师;二则因韩愈以文为戏辩,认同文以为戏,以求为文的创新,彰扬了新的审美趣味和创作取向,支撑了文以明道之外的新文学观。     

百年文苑知己一序空谷足音--评萧统的《陶渊明集序》

陶渊明生前和身后 90年间 ,其作品默默无闻 ,几乎亡佚。之后 ,仅《诗品》列为中品。陶渊明逝世百年后 ,萧统收录陶渊明诗文并编纂成《陶渊明集》 ,是为我国第一部文人专集。萧统亲为陶集作序 ,序文高度赞扬陶渊明人格与作品。自始 ,一个伟大的诗人和一集伟大的作品才得以面世     

李梦阳晚年心态管窥

明代前“七子”领袖李梦阳，号召复古，力振风雅。其人才雄负气，傲睨一世。其心态至晚年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由自是到自知，由任才力到信天命，在霸气犹存的同时，表现出对生命本真的复归。梦阳晚年心态的这种变化，跟他的生平遭际密切相关。梦阳盛年即遭遇放逐且一往不复，至于终老林下，构成其晚年终难解脱的一痛，再加上中年丧妻的孤独落寞，遭遇的坎壤促使他对过往进行反思，从而带来了其心态的变化，并影响及于梦阳晚年的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     

论朝鲜朝诗人白光勋诗歌的宗唐风韵

16世纪中叶后,朝鲜朝著名的“三唐诗人”——白光勋、崔庆昌、李达翻然改道而学唐,使得“宗唐”成为诗坛主流。白光勋的绝句具有盛唐风韵,尾联多散句单行,三四两句构成转合,他还善于借鉴盛唐诗人融情于景,言在意外的手法;其咏史绝句具有中、晚唐风味,内容取向上,类似中唐刘禹锡,着眼于现实,艺术手法上,类似李商隐,主意事,不主情景;其歌行在内容取向上,类似初唐歌行,大都写女子闺情、边塞、歌咏文人的高风亮节等。另外,其诗歌创作并不仅仅限于宗唐,其五言古诗具有魏晋风范;其歌行的体式特征类似南北朝及隋代的歌行,用韵上,则类似鲍照《拟行路难十八首》的韵律特点。其诗歌存在模仿的弊病。     

论温庭筠词的艳化

晚唐著名词人温庭筠的文学创作着力于以新的文体形式纾解哀怨伤感的情绪,从而对词这种新兴文体进行了全新诠释,以裱艳绵密之风使之作为“艳情”表达的最佳载体,开创绮艳词之先河。以其情感浓烈、辞藻华丽的特色在晚唐文坛独树一帜,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杜甫的书法艺术与书法审美

大诗人杜甫擅长楷书、隶书和行草书,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书法艺术家.他的书法审美思想后期与前期不同:前期崇尚张旭,崇尚草书,崇尚豪放;后期崇尚李斯、蔡邕、李潮,崇尚篆隶,崇尚瘦硬.其原因是他的生活状况和思想状况起了变化     

马克思“人的自由个性”思想寻踪

马克思确有“自由个性”思想,其“人的自由个性”思想的形成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六个时期。这三个阶段是：（1830．10—1835．9）是马克思激情理想主义阶段,这一阶段马克思在神学视野“人的本性”思想影响下表达了朴素的“个性”观念;（1835．10—1843．3）是马克思理性主义思考阶段,这一阶段马克思在理性主义视野下表达了对人的“本质”和“自我意识能动自由”的思考;（1843．3～1883．3）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思考阶段,这一阶段马克思在现实主义的情绪下对“人”在社会生活中的生存状态做了全面的思考,对“人的自由个性”的生成作了详尽全面的分析。     

斯·茨威格之死

茨威格的一生有33年时光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度过的,他的理想和信念的形成,辉煌的文学成就的取得,都与那个太平时代密不可分.世界大战剧烈的"地震"把他抛到一种与过去生活迥然不同的生活中去了,他的著作从自己的语言环境中消失了,一生热烈追求的理想和信念化为泡影,作为犹太人又被迫重温犹太民族两千年的苦难史,他彻底绝望了!于是,"及时地不失尊严地"结束了他宝贵的生命.     

论艾青诗的宗教意蕴

艾青是公认的现实主义诗人，但其诗歌文本的底部却潜藏着丰厚的宗教意蕴。许多诗作特别是“太阳组诗”都是沿着“生→死→再生”的圆形轨迹进行运思，这是诗人涵融东方佛教的睿智与西方原始思维的艺术结晶，也是诗人“太阳崇拜”的内在机理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