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会两党分化的原因及后果

国会研究已成为中国国内美国研究的热点。然而,作者在查阅大量文献之后发现,虽然很多美国学者对国会两党之间的分化进行了深入研究,但是中国学术界对此关注不多。本文尝试对两党分化的原因及后果进行分析,以填补国内国会研究在这方面的空缺。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会两党在内部日趋团结的同时,在意识形态上的差距越来越大,结果是两党分化越来越严重。笔者认为,南方党派重组、国会内部立法制度的改革、以及金钱在国会选举中的重要性不断增加,是造成国会两党分化最重要的因素。两党分化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国会多数党不得不经常通过非常手段来实现其立法目标;另一个后果就是国会的整体立法效率降低。     

非垄断性和非命令式的美国总统立法计划权

美国总统立法计划权不具垄断性和排他性,而具竞争性和开放性;不是命令与服从式,而是说服与被说服式;不是总统“完全”拥有对国会的立法计划权,而只是实际“主导”着国会立法。美国总统立法计划权主要通过国情咨文等行使,法源根据有《联邦宪法》授权、国会和总统自身等。非垄断性和非命令式的立法计划权特质决定了美国属于制衡式,不同于英国的（权益）反映式和中国的自主式。美国立法计划权需要总统为之而斗争,结果受制于客观、主观和外围环境等因素。     

邦联国会与美国西部土地政策的制定

人们对美国历史上的邦联国会一直评价不高。但在西部土地立法问题上,邦联国会发挥了主导性作用,充分体现出它作为全国合法性政府在早期国家构建中的地位和能力。此外。邦联国会对西部土地的立法。从法律上确定了新建州“在一切方面均享有与原有诸州平等的地位”的联邦主义建州原则,这是美国日后领土扩张的根本原则。     

评民初第一届国会的党争

本文探讨了第一届国会中党争的内容、原因及影响,说明第一届国会中的党争虽然也包含了法理之争和维护国会立法及监督权的斗争,但由于各党太重党派利益,从而使党争演变为党派利益之争,这不仅损害了国会的形象,而且也为袁世凯利用强权破坏国会提供了条件.民初党争难以调和的深层次原因,是传统一元政治观作用的结果.     

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

联邦宪法是美国的根本法。根据宪法的规定,总统可利用否决权否决他认为违宪的国会立法;国会也可利用控告和审判权、批准权审查总统的违宪行为;总统和国会又可联合起来利用任命法官的权力审查法院。而宪法没有明确规定法院可利用哪些权力来审查总统和国     

美国国会干涉西藏事务的早期活动(1959—1989)

1959年西藏叛乱以来,美国国会对中国西藏事务进行了长期的干涉活动.国会早期干涉西藏事务的主要活动包括: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西藏秘密行动提供资金保障;为达赖集团提供经济和政治支持;从1987年开始,国会开始以立法的形式插手西藏事务,其立法活动的目标是将美国对华政策与"西藏问题"挂钩.国会干涉西藏事务的早期活动不仅损害了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达赖集团在国外的分裂活动.     

民初国会建置中的“型制”设计

以往研究民初国会史多偏重国会的建置与运作,着眼点局限在国体及政治斗争等相对宏观的层面。但改换视角,从"型制"设计这一偏重政体的角度,对民初国会政制史研究中被忽略的诸如国会"院制"与立法机关的内部制衡、立法与行政机构协调机制的建立、法定开会人数与非常国会的"合法性"判断、选举人资格限制与议员素质等技术性问题展开分析,得出的结论与既有认知相去甚远。     

论日本国会中的执政党与在野党的关系

为了便于理解国会中执政党与在野党的关系,先把立法总额材料和战后国会的变化粗略地介绍如下。立法总额材料在“有成立可能性的法案”即“内阁提出的法案和自民党议员提出的法案”中,统计一下若干年来的数字,可知自民党成立以后虽然有过一年超过200件的时期,但数量逐渐减少,70年代     

三权分立的“变奏曲”——美国政府中的独立管制机构

独立管制机构是美国政治体制中一类独特的机构,其由国会产生,部分独立于国会和政府,且集中了立法、行政和司法三项权力,对美国经济和产业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权力集中引发了诸多矛盾和质疑,国会通过授予其＂准立法权＂解释了其权力来源问题,且大力支持独立管制机构的发展;同时,美国也从立法、行政、司法、利益集团多方面对其权力进行有效制约。通过不断的自我调整和修正实现权力的有效分配和平衡是美国政府管制的本质。     

美国文官参与和影响现代国会立法决策过程探析

美国联邦政府立法决策,原本是国会拥有的宪法权力,但在政治实践中,文官也在不断地参与和影响这一政治过程。文官通过获得国会立法权的委托,提供方案、资料和信息,以及自主实施和执行法律等三个方面的形式;在美国国会现代立法决策过程中,文官卷入立法决策,产生的积极影响是弥补了＂通才＂政治家的国会议员在专门知识以及技术上的缺陷,增加了立法的专业性,消极影响是膨胀了官僚势力和助长了官僚主义作风,则导致现代美国政府决策的缓慢与滞后,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美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论19世纪美国的食品立法

美国国会1906年通过的《联邦食品与药品法》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美国食品监管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然而,在此之前的19世纪,部分州议会就已针对食品掺假问题进行相关立法,国会也试图颁行全国性食品监管法律。某种程度上,19世纪美国州议会和国会的食品立法为1906年联邦法律的最终出台奠定了法理基础。两者具有内在连贯性,体现了美国食品监管的权力重心由地方转移至中央的"联邦化"趋势。此外,食品立法的艰难和曲折也凸显了美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各方利益之间的激烈博弈。     

国情咨文

国情咨文是总统向国会提出咨文的一种。美国总统的国情咨文是最具代表性的。每年年初国会开幕时,总统向国会提出关于国内外情况和政府认为应当采取的政策措施的报告,实际上就是美国政府的施政纲领。在草拟国情咨文的过程中,总统也要征询国会领袖的意见。因此,国情咨文在形式上虽然不能产生法律上的任何后果，但随着行政权的日益扩大，它逐渐具有国会工作纲领的意义并变成总统操纵或进行立法活动的工具。国情咨文起源于美国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第一篇国情咨文言简意赅，全文只有850字。随着美国疆土的不断膨胀和扩展，国情咨文的篇幅越来越冗长。     

美国国会对总统权力的限制与国会改革

本世纪70年代时,美国总统权力的扩张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出现了所谓的“帝王般的总统”。造成了总统与国会之间的权力关系极需调整的客观形势。国会在国内舆论和最高法院的支持下,通过改革和立法来限制无限扩张的总统权力,旨在恢复两个部门之间某种最有利于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权力平衡。     

中国经济崛起和中美经贸关系:美国国会的认知与反应

在美国国会部分议员看来,中国经济的崛起已经、正在或将会对美国的国家利益造成损害;中国持续高涨的经济对美国的“威胁”是真实而全方位的。为此,美国国会通过听证和立法等手段对布什政府频频施压,试图在诸如“人民币汇率”、“纺织品谈判”、“知识产权保护”等一系列问题上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本文结合美国最新一届国会在对华问题上的听证和立法材料,分析国会对中国经济崛起的认知与行为反应模式,探讨美国“中国经济威胁论”背后的深层次动因。     

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韩国农业农村立法初探

韩国立法体制大致分为由国会制定的法律、根据法律经总统颁布的法令与由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法律和法令制定的施行规则等三级体制。韩国的农业农村立法有6大特征:一是法律法规体系比较健全;二是配套法规建设自成体系;三是适时修改法律法规及规则;四是重视农村建设立法;五是重视农民教育立法;六是重视农业组织立法。经过30多年的发展,韩国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农业农村法律体系。     

略论19世纪美国的食品立法及其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长期以来,19世纪中叶以后美国严重的食品掺假问题被认为是联邦政府自由放任、缺乏有效监管的结果。因而1906年通过的《联邦食品与药品法》也就被顺势看作美国食品监管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然而,在此之前的19世纪,部分州政府就已针对食品掺假问题进行相关立法,国会也试图颁行全国性法律。某种程度上,19世纪美国州政府和国会的食品立法为1906年联邦法律的出台奠定了法理基础。两者其实是内在连贯发展的关系,体现了美国食品监管的重心由地方而至中央的显著＂联邦化＂趋势。同时,食品立法的艰难和曲折也凸显了美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机制。     

美国总统选举制度刍议

一美国总统选举制度是由国家公职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两方面结合形成的,美国是一个总统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根据美国宪法,以总统为首的行政部门与立法、司法部门相互分立,相互独立,总统不是由国会选举产生,也不对国会负责;但他又不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而是由各州选派的先举人组成的选举人团选举产生;各州选举人的数目,与各州的国会两院议员的法定总人数相等,国会参议员各州无论大小均为两名,众议员则是按各州人口比例分配,每10年通过人口普查进行一次重新分配,这样,各     

略论美国劳资关系管理模式的演变

从美国立国伊始至20世纪40年代,美国劳资关系管理模式的发展主要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法院主治劳资关系管理;第二阶段是立法主导劳资关系管理。前一阶段中,美国法官在劳资关系管理中居主导地位,主要适用普通法的刑事共谋罪和禁令手段调整劳资关系。后一阶段国会的立法逐渐成为调整劳资关系的主要规范,并最终经由联邦立法确立了国家劳资关系管理模式。     

民意机构的缺失——五四时期的国会

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爱国救亡运动,最初以学潮的形式出现,继之以工人市商的支持,从而取得了巨大成功。传统认为五四运动爆发的主要根源在于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和军阀政府的黑暗统治,但忽略了作为当时名义上共和政体的民意机构——国会的调节功能。作为立法和民意机构的国会的无所作为,正是汹涌的民意通过学潮这种非正常的途径得以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组织结构到职责权限——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的运作方式

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会情报委员会的设立,是美国国会现代委员会体制走向完善的重要一环。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的建立,在美国国会史上第一次拥有一个负责监督政府整个情报领域的专门委员会,也是美国迄今为止唯一的国会常设特别委员会。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享有广泛的情报监督和审查权,主要包括:立法倡议权、预算监督审查权、人事任命"咨询权"及相关的调查权和传讯权。国会情报委员会因此成为美国国会与总统争夺情报决策权的得力助手和工具,构成了越战和水门事件之后美国国会权力复兴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