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助词“的”、“地”、“得”刍议

现代大文豪鲁迅先生在其著名小说《祝福》中曾有这样一段描述: “四叔家里最重大的事件是祭祀,祥林嫂先前最忙的时候就是祭祀,这回她却清闲了。桌子放在堂中央,系上桌帏,她还记得照旧的(地)去分配酒杯和筷子。 ‘祥林嫂,你放着罢!我来摆。’四婶慌忙的(地)说。她讪讪的(地)缩了手,又去取烛台。 ‘祥林嫂,你放着罢!我来拿。’四婶又慌忙的(地)说。她转了几个圆圈,终于没有事情做,只得疑惑的(地)走开……”     

谈谈“数量词”与助词——与张静同志商榷

不久前,有机会读到张静同志主编的《现代汉语》(上册),很受启发,也获益不少。该书在许多方面与一般的现代汉语教材不同,很有些独到的见解,但可商榷之处似乎也有。例如:现代汉语究竟有没有所谓“数量词”?助词这一类可不可以取消?就是可以商榷的。现在就这两个问题谈些不成熟的意见,以便向张静同志请教。     

先秦状态形容词后缀初探——兼论结构助词“地”的来源

先秦状态形容词(简称“状态词”)后缀的数量及其使用率都超过了汉语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研究这类后缀的形成、句法特征及其演变,对整个汉语史的研究和古汉语的教学均有积极的作用。本文主要就先秦状态词和后缀的复合形式;状态词后缀的句法特征;状态词后缀的历史演变以及结构助词“地”的来源及其产生时代等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意境说”辨析——兼与王昌猷同志商榷

意境问题,是我国古代文艺理论宝库中的一颗明珠。千百年来,不少诗人、作家、画家、评论家,他们以自己的创作经验和精湛的论说,从各个不同的方面接触到这个问题,使它在理论上有着丰富深厚的内涵。近年来,不少同志认真探索了这个问题。王昌猷先生的《再论我国古代文论中意境的特征》①是这方面文章中颇有见地的一篇,文章对王国维《人间词话》关于“境界全出“、“隔与不隔”等问题的分析,时出新见,对“意境说”与“典型     

孔子“与点”析疑——兼与田耕滋同志商榷

《论语·先进·侍坐章》记载了孔子与四学生的对话,四学生回答时各述志向.其中,孔子对曾点的回答加以赞扬说:“吾与点也.”孔子为什么赞扬曾点的回答呢?曾点回答的志向究竟是什么?历代解说者聚讼纷纭,而成为“两千年来争论不决的一件公案”(徐复观语).王充《论衡·明雩篇》:“孔子曰‘吾与点也.’善点之言,欲以雩祭调和阴阳,故与之也.”何晏《论语集解》说:“周曰:‘善点独知时’.”邢(日丙)疏曰:“善其独知时而不求为政也.”又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生值时乱而君不用.三子不能相时,志在为政,唯曾皙独能知时.志在澡身浴德咏怀乐道,故夫子与之也.”所谓“咏怀乐道”,就是李充所说的“善其能乐道知时,逍遥游泳之至也”.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做隐士.朱熹《论语集注》则说:“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於言外.     

结构助词“的、地”应该严格区分使用

结构助词“的、地”尽管是两个词，但由于它们在语言中出现的频率高，语法功能又特别强，能附着在词和短语之后构成短语，并分别作定语和状语的标志（定语和它的中心语之间用‘的”，状语和它的中心语之间用“地”），因此，二者作用特别重要，必须十分重视它们的用法。在“五·四”运动前，我国对结构助词“的、地”的用法，是比较模糊的，二者区分不很严格，曹雪芹的《红楼梦》就是例子：①那宝玉才合上眼，使恍恍惚惚的睡去，犹似秦氏在前。悠悠荡荡，跟着秦氏到了一处。③宝玉听了此话，便心中大不悦，慢慢的放下酒，垂了头。③黛玉越发…     

“从原则出发”浅析——兼与李寄秦同志商榷

一九七八年我和另外两个同志写了《杜林哲学体系剖析》一文。去年,在《辽宁大学学报》第四期上,李寄秦同志发表了《关于恩格斯同杜林哲学论战的实质》一文,对我们的观点提出了异议,问题主要关系到对杜林的从原则出发理论的认识。弄清这     

試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兼与黄明新同志商榷

<正> 人们历来认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我们党和国家刑事政策中的一条重要原则。然而在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却不见这样的条文。有人对此提出了疑问,黄明新同志著文在《民主与法制》1979年第二期上作了解答,文章的题目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句话为什么没有写进刑法条文里?》。黄的文章认为,“虽然在刑法条文里没有写‘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八个字,但它的精神仍然体现在有关条文中”。本文试就这个问题,谈一些不同的看法。打算先通过分析黄的文章,谈一谈在我国《刑法》中有没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原则或精神;再从理论和实践上,谈一谈在我国的刑事政策或刑法中,还该不该采用这条原则。     

也谈“风骨”——兼与詹锳同志商榷

“风骨”问题,是《文心雕龙》研究中争论得最久最热烈的一个问题.远的不说,近几年来出版的多种《文心雕龙》注释中,就都论及这个问题,探讨“风骨”的专文也屡有所见.但对“风骨”的理解,分岐仍很大.争论的焦点:一是“风骨”二字的含义究竟是什么?二是“风骨”是否就是风格?本文试就这两个方面谈一些个人意见,以就教于专家们.     

应该重视“方法”的研究——兼与林定夷同志商榷

林定夷同志《科学研究方法概论》一书,内容新颖,富有独特的见解,笔者读后收获不少,但其中有一个重要问题,必须提出来商榷,以便引起我国学术界对"方法"研究的重视.一"方法"是"方法论"的一个基本概念.同理,"科学方法"是"科学方法论"的一个基本概念;"科学研究方法概论"是"科学研究方法论概论"的一个基本概念.目     

这里的“伟大”不是反语——兼与杜方剑同志商榷

《记念刘和珍君》是鲁迅先生一篇文情并茂感情至深的散文。其中有这样几个长句:“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自《鲁迅研究》一九八○年第一期刊载了汪泽树同志的《症结在哪里——<记念刘和珍君>中一个句子的理解》一文后,不少同志相继写了文章对汪文“伟大”一词是正语的结论,表示肯定或否定。比方一九八二年的第一期《教学与研究》就开辟了一个争鸣专栏,     

论“灌输论”——兼与李佩龙、金重、余源培等同志商榷

近二三年来,国内理论界的一些刊物围绕着“灌输论”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进行讨论。本文想就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一、“灌输论”的首创者到底是谁? 讨论谁最先使用“灌输”一词,笔者以为是没有意义的。且不管德文或俄文中“灌输”这个词何时产生,起码在中文中,两千年前的《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就已出现了。对于我们来说,有意义的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灌输”这个词,并且赋予它马克思主义“灌输论”的意义。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可以做教育学、心理学等意义上的解释,     

“实践”首先是历史唯物主义范畴——兼与郑国平同志商榷

把实践仅仅看作是认识论范畴,这是我国理论界的传统理解。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就想突破这种看法,认为实践不仅是认识论范畴,而且首先更重要的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范畴。近来读了郑国平同志的《有关“实践”问题的三点质疑》一文(《杭州大学学报》1980第3期,以下简称《质疑》),他认为不是马克思主义“第一次”把实践引入认识论,不同意实践是“客观的物质活动”、“最主要的实践是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这些提法,否认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尽管在具体论述中,此文能给人以一定的启发,但这些观点我们是不能同意的。这些观点说明了从纯认识论角度考察实践会把我们引向何处。本文想就此谈些粗浅看法,以求教于郑国平等诸同志。     

“来归相怨怒”别解——兼与谈凤梁同志商榷

谈凤梁同志的文章《简析乐府诗<陌上桑>》(见1980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阅读和欣赏》第三册),从艺术手法和思想内容两方面对《陌上桑》作了通俗、精湛的分析,对理解这首乐府名篇帮助很大。只是对“来归相怨怒”这句话的理解和分析,我想谈一点肤浅的看法,以就正于谈凤梁等同志。     

诸葛亮的悲剧所在——兼与常崇宜、刘耀辉同志商榷

近年来在诸葛亮研究中,出现了一种多维乃至反向的“批判性思维”,这应该说是对以往历史教训进行反思的结果。由于价值标准的改变、观察角度的转换、分析方法的迥异,就可对前人的定论提出不同的论断,无论是对历史的评价,还是对现实的教益,都可以使认识进一步深化。但应注意两个方面:一是要尊重历史,将事件、人物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来考察;二是要尊重千百年来人民群众的价值取向。     

对张献忠“杀戮士子”的探讨——兼与孙祚民同志商榷

张献忠利用开科取士“杀戮士子”一事,在清代前期,几乎所有涉及张献忠在蜀事迹的野史稗乘都有记述。这些记述,曾经被研究晚明历史的封建史家和资产阶级史学家看作可信的资料,加以引用和传播。这样一来,所谓“杀戮士子”就成了张献忠“屠蜀”的重要事件之一。《社会科学研究》一九七九年第四期刊载孙祚民同志《张献忠“屠蜀”考辨》一文(以下简称孙文)对张献忠“杀戮士子”作了考察。但他也认为确有杀戮士子一事,时间是一六四四年秋天在成都第一次开科取士之时。孙文的论断是否正确?野史稗乘的记述是否可信?我讲一些意见,以供讨论。     

两关以东的“丝绸之路”——兼与鲜肖威同志商榷

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友好关系的发展,国内外关于“丝绸之路”的研究,正在兴起一个热潮。笔者对中西交通缺乏深入研究,但由于工作关系,曾对河西走廊一带,作过一些实地考察。近读鲜肖威同志《甘肃境内的丝绸之路》一文(见《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一九八○年第二期),得益匪浅,但对其中的某些问题,有些不同的看法,     

托尔斯泰与“善于经营的农夫”——兼与倪蕊琴、唐海两同志商榷

一列宁在一九○八年九月写的《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中有这样一句话:“托尔斯泰的思想是我国农民起义的弱点和缺陷的一面镜子,是宗法式农村的软弱和‘善于经营的农夫’迟钝胆小的反映。”对这句话中的“善于经营的农夫”,如何理解?他们的阶级属性和在俄国革命中的政治倾向如何?     

也谈“何所……”结构——与李人鉴同志商榷

《中国语文》一九八二年第六期上,发表了李人鉴同志的“略谈‘所’字结构和有关的一些问题”一文。有不少论述,使我们受到启发,但有些问题,还有待商榷。下面,主要从“何所……”结构问题,谈一点异见。如所周知,“何所……”结构是疑问代词“何”与“所”字结构组合而成的。我们应当首先明确“所”字结构的性质及语法功能,才能正确地分析“何所……”结构。李文中说:“正因为‘所’字结构是名词性的结构,它的语法功能相当于名词,所以它能充当名词所能充当的各种成分”。接着李人鉴同志便举例说明“所”字结构可以充当句子的主语和谓语,可以充当     

也谈“彼其”“此其”——兼与王凡同志商榷

王凡《读〈古汉语虚词〉》(载《中国语文》1983年第4期)在评述杨伯峻先生《古汉语虚词》关于“彼其”的解释时,提出了如下看法:“‘彼其、此其、是其、夫其’这类现象,实为古汉语中的同类近义词连用现象(即同属一个词类、意义相近的两个或几个词的连用),这种连用现象,成为古汉语复音虚词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这个看法实出于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该书上册“其”字条认为“彼其”(或作“彼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