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族形成上限的探讨

本文认为,氏族与部落是在血缘关系基础上形成的人们共同体,代表着不同程度的血缘亲属关系,而民族则是在地缘关系基础上形成的,两者在本质上不同;蒙昧时代的中、高级阶段是氏族部落产生和发展的时期,构成民族的主要特征之一的地缘关系的基础尚未出现萌芽,因此蒙昧时代不可能产生民族;民族的形成与国家的形成不同,民族形成于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早于国家的形成。     

地缘关系的确立是民族形成的基本前提

本文认为,人类社会在由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的过渡中,形成和确立了地缘关系。这种关系的确立,是民族形成的前提条件。民族的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心理素质等四个特征,只有在地缘关系确立的条件下才能渐次形成,而不能产生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部落社会和蒙昧时代与野蛮时代。如果抽去地缘关系和这样四个特征,民族也就根本称不上是如何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民族这一特殊历史范畴,也就失去了自己的质的规定性。     

从考古学看中国古代从封国到帝国的转变

对秦文化的考古学研究表明,秦文化的社会基本组织,西周时期表现为以秦文化为主的以血缘关系维系的聚族而居、聚族而葬;春秋中晚期以后,出现了秦文化与不同文化传统和来源的人群居住在同一个聚落共同体的现象;到战国晚期,不同来源的人群共同居住在同一个聚落共同体中并埋入同一墓地,遂已成为一种由地缘关系维系的地缘组织。秦文化中处于统治集团的人群,从春秋时期开始,就已经打破了原有的血缘关系的束缚,出现了凭借个人的行为或能力而进入的特殊人群,开启了从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血缘统治向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地缘统治转变的进程。到战国晚期以至于秦统一后,进入统治集团的大部分成员已经不是通过血缘关系,而是通过个人能力而获得这样的权力,从而使血缘统治向地缘统治的转变进程趋近完成。而维系社会基本组织成员间的关系由血缘到地缘的转化,以及进入统治集团的途径从世袭到选贤的变化,则是中国古代国家制度从封国向帝国转变过程中的两个重要方面。     

部族的形成及特点浅探

本文认为,部族是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一种人们共同体,但并不是原始社会以后,资本主义社会以前唯一的一种人们共同体。在原始社会崩溃的历史过程中,从部落可以发展成民族,也可能联合成部族。部族是在氏族、部落还没有彻底分化、瓦解和崩溃的背景下,在国家还没有最后产生、血缘关系还没有完成向地缘关系的转化的历史条件下,由于战争等因素的需要,各部落联合起来而结成的较永久的联盟。部族的特点是:(1)在部族内部,“氏族、胞族及部落,还完全保存着他们的独立性。”(2)部族是一个不稳定的人们共同体。(3)部族可能因种种原因而消逝,也可能发展成为民族。这些特点说明,部族既与氏族、部落有联系又有区別,也与民族有联系又有区别。     

民族发展的两类形态及其时代探讨

本文认为,根据斯大林提出的民族的定义,可以把民族分为两大类形态:(1)按血缘关系结合的氏族公社时代的原始民族,这是民族的原生形态;(2)按地缘关系结合的文明时代的民族(包括奴隶制民族、封建制民族、资本主义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这是民族的次生或再生形态。氏族公社时代的原生民族,已具备了有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四个基本特征。所以称其为原生民族,是因为此时民族的四个特征密切相连,缺一不可。文明时代的民族,失去了民族四个基本特征的原生性,氏族公社时代原生民族那种四个民族特征浑然一体的状况,在文明时代的民族中再也没有出现。因而,民族形成的上限,不是在文明时代的任何发展阶段,而应该在母系氏族公社时代,氏族的产生就是民族形成的上限。     

马克思主义指明了民族研究的正确方向——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

本文指出,我国学术界关于民族形成问题的论战,大体上说,过去二十八年可以分为两大阶段,从1954年到1962第一阶段,1962年到1982年(包括中间的“文化大革命”十年)为第二阶段。现在还处在第二阶段。第一阶段论战的重点是:资本主义以前究竟有没有民族?第二阶段的重点转移到民族究竟是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哪个时代形成,也就是说,民族形成的上限应该划在何时?这就比第一阶段的重点前进了一步,深入了一步。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看,由部落发展成为民族以后,民族内部仍然保存着氏族、胞族、部落等社会组织,而且这些组织还保持着他们原有的独立性。在原始社会里,民族与氏族制度同时并存,两者之间并无矛盾。恩格斯所说的“蒙昧民族”就是在“蒙昧时代”形成的民族,“野蛮民族”就是在“野蛮时代”形成的民族。     

关于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近况

我国学术界最近就民族形成问题,正逐步展开一场深入讨论。这次讨论,实际上是1954年和1962年两次关于民族形成基本理论的探讨与争论的一个继续。所不同的是,前两次争论的中心问题主要在于解决资本主义以前是否存在民族,即封建社会或更早的时代里,有没有“古代民族”这种早于“现代民族”的人们共同体。而这次争论的中心,则主要是在阶级出现以前的原始社会中是否已经形成了最初的民族,即古代社会中民族形成的上限,是在奴隶制国家出现之时,还是在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时代?是在野蛮时代还是在蒙昧时代? 从已发表的文章来看,这次讨论不论在探讨民族形成的具体时代条件和由此所涉及到的许多基本的民族理论问题等方面,要比1954年和1962年的两次讨论更广泛,更深入了一步。特别是经过了民族与阶级问题的讨论之后,再进一步探讨民族自身的特殊规律性,就使这次讨论一开始便接触到民族起源与形成理论的一些基本概念问题。比如在最初时代里型铸民族的基本前提究竟是什么?民族联系的本质内容和同阶级与国家的相互关系是什么,等等。在探     

唯物史观与全球化

在唯物史观中,马克思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阐明了全球化的历史过程。全球化是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不同民族国家、社会与个人之间相互交往、相互依赖,共同形成一个整体的历史过程。它包括历史向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转变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向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转变两大时期。当代全球化即是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向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转变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虽然当代全球化实质上是资本主义主导的,但其未来趋势是共产主义。     

初级群体的衰败与民族地区的社会变迁

一 在西南的民族地区,过去和现在都存在一些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并且不同于汉族地区的初级群体。这些群体的存在,影响着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的兴衰又同民族地区的社会变迁紧密相联。了解它、研究它对于认识民族社会,促进民族地区的现代化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因为民族地区的现代化,不仅包括经济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也包括社会结构的现代化。     

亲情的跨学科研究综述与文化心理学研究发微

中国人伦关系网络一般以血缘与地缘关系为基础,其中又以血缘关系最为重要;中国社会中的人际关系类型研究可以看作亲情心理学研究的基础理论;发展心理学关于母子依恋的研究也可以视为亲情研究的基础性工作;要研究亲情就必须从生物学角度廓清血缘和姻缘的本质及其感情形成机制;狭义亲情专指有血缘关系和姻缘关系的人之间的情意,广义亲情则可以包括地缘和业缘关系而形成的情谊以及因机缘关系而形成的情义。     

从“古歌”看古代婚姻制度的演变

人类社会的婚姻制度不是象有些学者说的那样是从来如此的,它有个发展过程。这自1861年德国人巴霍芬的《母权论》一书出版,特别是1877年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出来之后,已经是确实无疑的了。人类社会的婚姻形式,除了荒古时代的杂乱性交之外,基本上是循着四种形态发展过来的,即:一、血缘婚制;二、蒙昧时代的群婚制;三、野蛮时代的对偶婚制;四、文明时代的一夫一妻制。各民族的五花八门的婚姻上的“奇风异俗”,基本上都是从这四种形态的婚姻制度中变异出来的。婚姻制度在一时代中也决不是纯粹的、单一的,     

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的特征与社会组织的演变

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经历了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和红山文化三个主要的发展时期。到了红山文化时期出现了聚落间的不平衡和若干个聚落群一起构成了一个紧密的社会共同体。表明此时社会组织形态发生了由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的转变和蜕变。     

家庭的社会功能与精神文明建设

家庭是建立在婚姻和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亲密合作、共同生活的小型群体。它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它不仅担负着生儿育女,养育人类等重要的自然功能;而且还担负着教育后代,繁衍人类,发展生产,满足消费等重要的社会功能。家庭的社会功能是一个历史的范畴。纵观人类家庭发展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国     

论男女社会地位及婚姻家庭伦理变迁的经济根源

蒙昧时代母权制的形成是自然的,群婚与对偶婚条件下的婚姻家庭伦理还没有被打上私有经济利益的烙印。野蛮时代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改变,引起父权制代替母权制家庭革命,推动对偶婚制向一夫一妻专偶婚制转变。文明时代的小农生产方式决定了男权社会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基本特征。工业时代生产方式的革命带来了妇女解放的曙光,但男女完全平等与真正性爱实现的前提条件是对财产私有制的扬弃,这只有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够实现。     

谈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

文明的发端什么是文明?目前一般均认为是指社会的进步状态。但文明并非从来就有的。人类是经过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才进入文明时代的。从蒙昧到野蛮,当然是历史的进步,但还不是文明。因此,研究文明应该从它的发端开始。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根据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和马克思所作的摘要,描绘了一幅从蒙昧时代直到文明时代开端的发展图景,他说:“现在我们可以把摩尔根的分期法概括如下:蒙昧时代是以采集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类的制造品主要是     

融合与积淀——日本文化模式与儒学的影响

中日两国处于不同的地理环境 ,面对不同的自然环境 ,生活在黄河流域的中国人创造了重视血缘关系的 ,爱有差等的儒家文化 ;日本人兼有海洋性与内陆性两重性格 ,创造了“模拟”血缘关系的日本文化 ,二者虽然形态不同 ,但又具有相似之处。日本接受儒家文化有其契合点 ,也有大规模吸收、融合与改造的过程。日本文化是独具特质的民族文化     

宗教文化:民族主义还是超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与后冷战时代后冷战时代中 ,当代世界呈现着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 :宗教与民族的因素在国际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变得日益重要。这两大因素的重迭交叉或者相互利用 ,促使当代社会的冲突表现得更加扑朔迷离。因此 ,认识和梳理宗教与民族、宗教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复杂关系 ,对于不同民族之间的对话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融通 ,应该说是大有裨益的。人类历史进入“后冷战”之后 ,随即进入了“文明的冲突”时代。代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的 ,已经是民族国家的主体地位 ;至于由东西方意识形态对立结束后所形成的空白 ,则是由民族…     

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而作)

本文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为我们树立了利用民族学成果为共产主义运动服务的光辉榜样。文章从四个方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理论:(1)恩格斯提出的“两种生产”的理论,符合马克思的一贯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一块基石。(2)氏族是以血缘为基础的人类社会的自然形成的原始形式,氏族纽带开始解体就意味着血缘关系开始松弛,地缘关系逐渐发展,人类进入农村公社时期。(3)农村公社的二重性,即耕地为不准转卖的公共财产、房屋及其附属物为农民私有,逐渐成为公社解体的萌芽,作为过渡阶段的农村公社最终为剥削制度取代。(4)保留原始公社残余的民族,有无可能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马克思恩格斯都进行过科学的分析,并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他们关于“直接过渡”的英明预见,在我国已成为现实。     

中国早期文献及考古材料中黄帝形象的研究

在中国早期文献及考古材料中,黄帝存在于世系、古帝和祭祀三个系统之中。世系系统中的黄帝应最早,然后由祖考之帝,转化为始祖之帝而存在,即传说之人王而存在,这反映了黄帝由宗统进入君统的过程,以及一个基于血缘关系存在的分封制,逐渐走向地缘关系的郡县制巨大变化的过程。祭祀系统中的黄帝形象与战国后期的阴阳五行学说结合紧密,同时在后世的发展过程中,又进入了一定的道教仪式,由此获得信仰的价值。相应地,道家类文献中不同主题的黄帝书呈现出来的黄帝形象的系统也不同。     

福利国家向何处去

欧洲民族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部分地取代了教会的社会职能 ,并根据政权形式的变化、工业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外部世界的压力 ,逐渐形成了现代的福利国家。要回答现代福利国家向何处去的问题 ,必须了解 :一、民族国家外部条件的变化 ,二、民族国家内部社会需求的变化 ,三、国家政权机构和合法性的变化。本文分析了福利国家作为一种履行现代社会职能的国家形态的本质特性 ,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国家社会功能 ,并以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为案例 ,分析了福利国家在内外经济、社会、政治条件变化中的改革发展道路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