窝藏、包庇罪立法遵循"亲亲相隐"原则探析

我国现行<刑法>对窝藏、包庇罪的规定否定"亲亲相隐"而主张大义灭亲,这有失司法正义.我国应当吸收"亲亲相隐"原则的合理精神,在窝藏、包庇罪立法中增设有关容隐权的规定,在一定的亲等范围内设置容隐权并把握好"度",设定相应的限制条件以避免亲情原则被无限制地滥用.     

传统刑法中"亲亲相隐"原则之嬗变及其对现行刑事法律的若干启示

根据对传统刑法中"亲亲相隐"原则的产生、演变及其特点的考察,探寻其现实意义及对现行刑事法律的启示,为完善现行刑事法律提供借鉴,更好地维护社会秩序,保障人权.     

“期待之可能性”与我国刑事法的“法治圣贤定位”——从“亲亲相隐”的角度观察

刑法要把某一种行为规定为犯罪,一定建立在能够期待绝大多数人为相反的行为这一判断之上。所谓"期待之可能性"实际上是刑法的人性基础考量问题。我国现行刑事法制裁近亲属之间的包庇、藏匿、伪证等"相隐"行为,实际上建立在"法治圣贤定位"之上,这样的定位是值得反省的。     

中国传统法的人伦精神与和谐社会人本法律观的构建

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指导的中国传统法律制度蕴含着深厚的人伦精神,恤刑慎刑思想、容隐制度、存留养亲制度等为其鲜明的佐证。19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中国法"西化"、新文化运动等的影响,中国传统法的伦理色彩逐渐淡化。传统法思想与制度固有其局限性,然而其中的亮点及蕴含的人文关怀、仁政思想和人伦精神,对我们构建和谐社会仍然具有启发。淡化法律的政治色彩、实现法意与人情和谐、构建人道的刑罚制度当是我们应有的姿态。     

从道德领域撤退——对法律实证主义的讨论

自然法与实证主义,是法理学历史上的两大分野,本文力图通过对实证主义内在逻辑理路的分析,厘清两派分歧的实质;并以凯尔森的纯粹法学为进路,澄明实证论与极权主义的关系,以及实证主义对现代性困境的展现和描述。     

“大义灭亲”条款的历史考察与当代诠释——以司法解释为切入点

大义灭亲作为宗法家族制下的忠君逻辑,是以君权为中心的统治之术的体现,相对于亲亲相隐,其并不是中国历史上宗法家族统治体制主流的立法指导思想。新中国成立以来,《刑法》中所体现的大义灭亲条款实则体现了国家权力下沉的政治逻辑。面对这一历史倒退性的规定,2010年新的司法解释则是对大义灭亲条款的纠正,体现出一种从强制性义务到可选择性权利的转变,符合人类本能之爱的伦理道德,是和谐价值观的体现,具有进步意义。     

康德论道德与法的关系

本文从追溯西方自然法思想的源流而引出康德对传统自然法概念的改造,即从"自然法则"转移到"自然法权"(自然权利),使之从一种外在束缚的法规引申为一种内在自由的自身立法(自律),从而归结到道德上来.康德把外在法律视为引向内在道德的一个桥梁,并在其中运用了第三批判中的"反思判断力"的原理,使自然法则成为道德法则的一个"模型"(Typus),把传统道德建立于法律之上的模式颠倒为将法律建立于道德之上的模式,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但这一革命仍然不彻底.     

从“亲亲相隐”原则看证人免证权在我国的构建

“亲亲相隐”原则作为人伦亲情立法,其发展演变及其所具备的现实基础决定了亲属免证权在我国建构的可能性,更是有利于证人作证权利的保障.我国可通过确立亲属免证权规定来实现“亲亲相隐”原则的活化.     

缺失与回归：现代刑事诉讼制度对传统法律文化的诉求——以新《刑事诉讼法》第188条为例

2012年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第188条的规定淡化了家庭伦理,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亲亲相为隐＂原则背道而驰,造成刑事诉讼制度运行路径的不畅,制约了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现代刑事诉讼制度与传统法律文化之间的冲突,反映出惩罚犯罪和维护伦理这两大价值之间的利益博弈。就现代刑事诉讼制度建构而言,应该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进行继承和创新,以实现二者之间的互动与融合。     

从“亲亲相隐”的合理性看现代中国证人制度的改革

一、亲亲相隐原则的内涵及其发展 (一)亲亲相隐的内涵.亲亲相隐原则,又叫"亲亲得相首匿原则",是指亲属之间相互首谋隐匿犯罪行为,不予告发和作证.     

从拒证权到免证权:亲属作证的“自我选择”及其完善

证人具有社会个体人的属性,在市民社会中其作证行为应达到承担作证义务与享有证人权利的对等。作为社会家庭成员的构成主体,亲属在作证时面临维护社会伦理亲情和实现社会正义的选择,不可避免地发生两者价值的冲突。目前,我国确立了不得强迫被告人近亲属到庭的亲属拒证权条款,但这与亲属免证权所蕴含的"证言豁免"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诸多问题致使亲属免证权存在被架空的风险。因此,需要将亲属免证权的本质从法庭职权角度回归至亲属自行选择,将亲属免证权从基于行为的拒证扩展至基于豁免的免证,扩大近亲属免证权的主体范围,增设亲属免证权的告知程序,对例外规制予以完善。     

学术古今与思想中西的碰撞——2007年度文化学术热点扫描

2007年度,文化学术热点中学术古今与思想中西的碰撞体现得非常明显。作为"第三次改革之争"的延续,"民主社会主义"之争关切到中国前途与命运的选择,十七大报告上,胡锦涛再次明确了坚持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读书》杂志更换主编事件引起中国思想界的波澜,十年来思想界变迁引起各方关注;文艺学领域"审美意识形态论"之争随着钱中文的长文而告一段落,同时对从新时期到新世纪中国文学理论30年的总结和反思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德国汉学家顾彬2007年再次发难中国当代文学,全球化语境中的中西文学对话与交流仍显隔膜;以邓晓芒为焦点的"亲亲互隐"之争则突显了现代学术语境中传统学术资源的再评价问题。     

道德理念的重建与法律的实现--以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为视角

依法治国必须依靠法律的最终实现来完成,而只有符合社会基本道德的良法才能为广大民众所接受,进而推动人们对法律的遵从.在道德失范的情形下,道德就无法对法律的实现给予支持.从中国传统的道德与法律关系问题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必须对我国现实分裂的道德予以重构,强调道德分层化、官德法制化、民德社会化和法德和谐化.惟此,才能推动我国法律的实现.     

从连坐、奖励告奸到亲亲相隐——公务协助义务从技术性向伦理性的转变

商鞅变法确立了举发犯罪的公务协助义务,后为我国封建统治者在法律制度中予以继承和发展,其过程经历了从技术性向伦理性的回归,这也给当代立法以启示：在立法确立公民公务协助义务时必须进行伦理预设,使该义务具有伦理性。     

“亲亲相隐”制度在我国的命运——情理与法理的博弈

儒家思想为“亲亲相隐”制度提供了伦理上的正当性基础。“亲亲相隐”的原则和制度萌芽于春秋、秦、汉初时期,发展于唐、宋、元、明、清,在清末至民国时期实现了近代化转型。“文化大革命”以后,“大义灭亲”取代“亲亲相隐”制度。然而,《刑诉法修正案》的颁布改变了这一状况,使其精神如律。     

古代灭枭习俗管窥——从与枭相关的字词看古代的灭枭习俗

古人认为枭是恶逆之鸟.古代盛行捕杀枭作枭羹,借食枭以灭枭;并盛行分裂枭躯悬挂枭骸于木上示众.这一习俗盛行于西周至明代,而延续至清代前中期.本文利用"枭羹"和"枭首"等词及"枭"字作主要材料,对灭枭习俗进行考证.     

论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道德与法律的关系的命题,一直是法学界中诸多学者思考与研究的重要问题。本文从道德和法律的内涵入手,论述了道德和法律的区别和联系,进而探讨了道德和法律冲突在实践层面上的解决。本文是笔者的一个思考,意在坚持以人为本的前提下,探讨法律和道德的关系。     

道与德的相涵与分立--韩非的道德思想

韩非批判地汲取了道家的道德思想,通过对道与德的不同诠释和意义赋予,把道作为道德的形上本体加以定位和理解,在本体意义上确立了道德的形上基础和终极依据,把德作为基本的德性或德目来把握和诠释,在人伦日用即道德实践的层面为人们确立了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同时,韩非通过纳德入道与德礼结合,赋予德以伦理与政治的双重含义,以政治原则混同道德原则,实现伦理的政治化。     

从文化与语义的关系看“相”之“仔细察看”义对象演变

“相”的本义是“仔细察看”.通过分析历代文献发现,“相”的“仔细察看”义的演变主要体现在其对象的变化上,其对象包括人、六富、刀剑、土地、宅墓等.其中相人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地位,相马其次,相地、相宅墓呈下降趋势,相刀剑则在近代消失了.并用文化来解释这些语义现象.     

道德与法律关系的理性审视

道德与法律是调整人们行为和维持社会秩序的两种重要的社会规范,二者的关系是法哲学的基本问题。传统康德理论模式,提出了内在的道德与外在的法律。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主张道德与法律是可分的,彼此没有必然联系。自然法学理论强调法律之道德性。这些观点,尽管都有偏颇,但毕竟为我们处理道德与法律关系问题提供了理论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