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序格局”对国际农村发展干预的影响——以亚洲开发银行在赫哲族杨村的发展项目为例

［摘要］“差序格局”是费孝通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与人际关系本质特征的精辟概括。虽然中国社会已经由传统社会逐渐进入现代社会，但是这种传统文化因素依然影响农村社区稀有资源的分配机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基于汉人社会的“差序格局”却在与汉人社会文化相异的少数民族族群中同样存在。本文基于一个国际发展机构在赫哲族村庄的项目实践，试图考察“差序格局”是如何影响国际发展项目的运作并最终导致项目被形塑的。     

从“边界冲突”到“关系自觉”—论费孝通如何用“场”修正“差序格局”

“差序格局”原本是费孝通概括中国传统社会亲属关系和社会结构形态的理论工具,也是分析中国人“群己之别”、“圈层意识”的“私”道德的功能概念,更蕴含着人际关系紧张、秩序隐患和边界冲突等负面影响。利用“场”的扩散、交叉性和非边界、融合等特性,来补充“差序格局”,既是费孝通晚年对差序格局内在“推己及人”达成“和”的社会秩序的文化反思,也是对消除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隔阂,实现关系自觉的实践关怀。中国人际关系结构的“差序”和“场”二重性,行动者“差序”和“边际”的双重人格,构成中国人际关系交往的实践逻辑,也是费孝通用“场”补充“差序格局”的理论启示。推动费孝通借助“场”来补充和修正“差序格局”的文化意义和研究范畴,仍需进一步开掘。     

中国式公司治理:差序结构中的委托代理

公司不仅是经济组织,同时也是社会组织,其经营活动必然要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与西方“团体格局”的社会结构不同,我国公司是嵌入在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中,差序格局势必对我国公司在公司治理方面产生重要的影响.作为公司治理理论基础概念之一的委托代理关系,将会因差序结构的影响而在代理成本、资源配置等方面表现出异于西方公司治理理论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一个基于差序结构的中国式公司治理基本框架.     

差序格局、礼与社会人格 ———再读《乡土中国》

每一类型的社会都有一整套塑造自身的社会团结与理想人格的体系,那么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是什么呢？差序格局可以说是民国一代的学者反思乡土社会的秩序的重要概念之一。费孝通先生试图以“差序格局”来说明传统乡村社会中的人如何组织和再生产社会关系;可以说,这个概念成为所谓的“社会学的本土化研究”的基石和范式。文章以重新考察差序格局与“伦”的内在紧张为出发点,反思差序格局解释乡土社会的秩序的得与失,并简要讨论了差序格局的后续研究的一些偏差。文中重新回溯了“礼”的本义,阐释了“礼”如何塑造了社会关系的伦理化和人的社会人格,以试图进一步理解礼对社会秩序的实质意义。     

国内“差序格局”研究的文献综述

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对研究中国乡土社会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研究视角,并且至今仍有着深刻的理论意义,在费孝通先生提出“差序格局”这个概念之后,许多学者们对这个概念进行了研究并且对它的内涵和外延也进行了再认识,研究了新形势下“差序格局”的变化和在现实中的表现。     

“差序格局”:诠释于经典与现实之间

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于《乡土中国》中提炼的"差序格局"概念,引发了众多学者的经验考证和理论探讨。当前,以费孝通的"差序格局论"为基点大致有三种研究路径:描述性、建构性和理解性。对"差序格局"的经典诠释应认识到它萌生的学术接力过程、经验和理论内涵、拟喻手法以及对理想型态与现实层面的探究,这对厘清许多争论大有裨益。"差序格局论"揭示了不仅传统中国,而且转型中国社会内核也始终是一个"推己及人",依次向外伸缩逐渐扩张的"熟人社会圈",这其中理解"意会"规则显得意义重大,需深入发掘历史文化传统。     

“差序格局”再审视及法治困境的破解

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先生尝试着运用理想类型的方法,创造性地提出了"差序格局"概念,以概括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特征。在变迁了的中国当代社会,差序格局得以延续,但其内容和取向都发生了变化。在父系血缘关系之外,外亲关系渗入"差序格局",导致"差序格局"所包括的社会关系范围在扩大;与此同时,"利益"亦成为"差序格局"中决定人们关系亲疏的一个重要维度。在当代社会,由于发生了利益上的分化,差序格局与法治之间存在着竞争。一方面,人们可能通过诉诸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有可能通过"攀关系、讲交情"的办法实现自己的利益。在对差序格局这一经典概念从原始内涵及现代内涵进行再审视的基础上,可从法律文化自觉的角度结合当代中国立法实践对当代法治困境提出破解之道。     

当代中国社会环境下的传统文化变迁：一项社会学的考察

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嬗变是一个经典的社会科学研究议题。本文立足于现有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讨论,通过道德观(人与人)、家庭观(人与家)和政治观(人与国)三个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分析,强调了传统文化中“仁”、“孝”和“忠”三个基本主题。围绕这三个主题,本文基于社会学关于中国社会变迁所积累的经验事实,论证了当代中国社会传统文化变迁的基本方向与形态：“仁”的观念从内外有别的差序交往结构逐渐转向内外平衡的宽半径合作;“孝”的观念从权威关系主导逐渐转向权威关系和亲情关系的有机统一;“忠”的观念从文化为中轴逐渐转向文化信赖与制度化评价并立的格局。     

村落社会结合中的个体——怒江傈僳人“伴”之地方概念的人类学研究

社会结合传统理论主要以血缘、地缘、业缘、趣缘作为社会结合的主要纽带,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理论则是以有亲至无亲个体间的差序作为社会结合的基础。相对忽略并较少讨论非血缘、有差异的个体间社会结合的过程和脉络。云南怒江娃底傈僳人“伴”的地方概念和行为是处理家人之外非血缘的朋友、熟人与陌生人之间的一个行动准则,对其展开的研究能为我们提供一种有异于社会结合传统理论和差序格局系统的非血缘、有差异个体间社会结合的行动框架。     

论费孝通乡土交往伦理

费孝通考察了中国传统乡村的社会秩序,分析了“差序格局”的乡土社会结构,认为在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和相对封闭的生活方式基础上形成了乡土交往伦理,主要包括血缘决定的家族伦理、地缘本位的熟人信任和自我中心的差序格局等三个方面。血缘决定亲缘关系、关系网络中的位置和人际交往关系;地缘本位决定了乡土人际交往和熟人信任的交往范围与原则;与团体格局相对的差序格局实际上是以家族血缘关系为中心的,体现了中国乡土独有的公德与私德以及自我主义特性。     

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寻根

现代性的冲击导致传统的解体,即
脱圣入俗
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中国知识分子丧失了生存的根基, 成为社会流民、政治流民和文化流民。这造成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现代性焦虑。于是, 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寻找生存家园即自我认同的过程。他们投身革命,并在传统社会主义中获得了社会认同、 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但在这个过程中, 知识分子也付出了牺牲现代性特性的代价。随着现代性进程的重新启动,中国知识分子将重新确立自己的生存根基。     

“李约瑟问题”的中西文化比较解读及其启示

"李约瑟问题"是一个引起国内外众多人士关注的"问题丛",从中西文化比较视角能够作出更清晰地解读。在文化定位上,西方为自然哲学,中国为道德哲学;在文化取向上,西方属爱智,中国属致用;在文化精神上,西方倡批判怀疑,中国倡中庸;在文化传统上,西方学者传统、工匠传统、数学传统与宗教传统等蕴育了近代科学而中国诸传统与其迥然不同。由此,中国文化建设应注重研究基础理论、培养怀疑批判精神与培育科学文化等。     

宗族与汉人社会——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族理论管窥

宗族是理解中国汉人社会的一个重要视角。莫里斯·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族理论模式探讨了中国东南部宗族的结构与功能及宗族与国家关系的内容，并提出宗族发达的“边陲社会论”和非对称的宗族分支结构等理论模型。这些宗族理论模型对我们思考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等问题有很大的启发。     

"国服"概念与中国现代服饰文化状态

中国现代服饰文化具有明显的殖民主义特征。著名学者萨依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在上个世纪90年代被引入后,中国学界开始对本民族文化所处状态进行反思。"国服"概念的提出正是在这一文化背景下服饰文化学者们对中国服饰文化所处状态反思的结果。中国服饰文化必须对丢失的传统进行重拾、修复和重建,以此为中国从服装大国走向服装强国提供强大的文化支撑。     

艺术的"再现"和"表现"——中西方艺术本体论的观念演变及差异评述

传统艺术理论中,常以“再现”或“表现”言说艺术的本质,本文即试图以“艺术再现论”和“艺术表现论”来概括比较20世纪以前的中西艺术本质论,并从不同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等因素出发探究“再现”“表现”在中西方的差异,以期更好地理解“再现”和“表现”。     

试论朝鲜的汉文小说与中国文学的关联——以传字类小说为中心

朝鲜的古代小说,大多是汉文小说,而且以传字类小说为主。其原因有三:一、缘于事大主义的文化观念;二、承袭中国史传文学的传统;三、接受中国传记体小说的结构模式与叙述模式。朝鲜的古代小说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从传记到小说的过渡。     

对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中"时代性"观念的反省

长期以来学界存在的以“时代性”为衡量中国哲学基本标准的理论立场,实根源于西方“现代性”理论的影响。此一理论立场确有其积极意义,但也容易得出在整体上否定中国哲学传统之现代价值的结论。这一主张隐含着以特定时期西方文化的民族性充任人类文化之时代性的理论内涵,轻忽乃至抹杀了非西方民族文化传统的超越性与继承性,并以将西方式现代性看作封闭而完备的价值系统为前提。为完成由主要关注“非西方文化如何彻底照搬西方”向更多地关注“如何集中多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智慧以解决地球村的共同困限”这一“中心主题的置换”,必须摒弃机械地持守时代性之一维的僵硬思维模式,而从时代性与民族性两个维度对文化问题予以更完整的关照。     

“道”与“实践智慧”:技术发展模式的比较

中国传统哲学的"道"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有某些共同之处,同时也有根本差别。比较两者的共性与差别,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国和西方技术发展的不同模式,而且对处理当代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有重要启发意义。"实践智慧"立足于西方文化传统,对于逻辑思维是非常有益的补充。而"道"的观念则提供了控制技术发展后果的另一种思路,具有更大的启发性。这一思路通过与"实践智慧"相互补充,将有助于引导技术走向和谐的发展模式。     

费孝通《乡土中国》内蕴及价值的再探讨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对于传统乡土社会的认识与分析是解读和把握中国农村社会历史发展的关键,也是理解中国社会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以他为代表的中国社会学学派长久以来以文化自觉的态度理解中国民族文化、关注中国社会的最根本问题、致力于社会学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相结合,这些都体现了这位伟大的学者对于中国社会深切的人文关怀之情。     

"身份"的颠覆与重建--毛泽东晚年政治思想的伦理基础

现代中国是一个伦理价值急剧转型的社会,其中"政治身份"又成为伦理价值转型的重要内容.作为新中国主要缔造者的毛泽东,试图颠覆中国传统差序格局所构成的社会政治"身份"体系,以前所未有的激进方式,通过重建政治"身份"的途径,执著推进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进程,这对现代中国的结构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毛泽东晚年政治伦理观的结构,成为其强化"阶级斗争"道德依据.对这一问题展开探讨是解释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有意义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