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治之道:草根社会组织参与下的社区治理

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民主化浪潮对传统的行政理念和模式提出了挑战,催生了社会对善治的诉求。而社区治理为居民提供的非物质公共产品———社会资本,是善治的基本组成成分,社会中社会资本的存量与社区中草根社会组织的数量成正相关,因此,草根社会组织参与下的社区治理是推动善治普遍形成的重要路径。本文首先对社区治理中草根社会组织的运行状况进行了分析,提出草根社会组织的参与促进了社会资本存量的增加,而社会资本的增加是实现政府善治的必然要求。     

论中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变迁——以治理与善治为视角

社会组织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走向现代化的重要载体,从管理发展到善治,必须在建立健全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框架内,社会组织才能得以发展壮大;实现社会治理与善治的理想状态,需要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变革,而现代社会管理体制的确立也必然有力推动社会治理的进步.从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变迁的历史进程看,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严重束缚了社会组织的发展,因而也不存在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和社会治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府职能转变,社会组织逐步发展壮大,从管理向治理与善治转型,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变革逐渐适应现代治理的要求.当前我国社会治理体系仍然存在着体制性障碍,只有全方位的实施管理体制变革,才能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由治理达到善治.     

社会管理创新过程中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协同治理——基于政治生态学的考察

政府、市场和社会是维护社会稳定、整合社会资源、促进民主进程的三大主体.政治生态学作为科学研究方法和理论工具,只有在政府、市场和社会的整个生态体系的考察中去寻求互利共赢与协作治理才能在社会管理创新过程中达到善治状态.目前我国的社会管理创新在意识形态、治理格局、权力结构、市场形态等方面深刻变化,需要政府疏导以稳定社会秩序、市场发育以优化资源配置、社会参与以推进民主进程,建立起“小政府、活市场、大社会”的协同治理格局.     

“善治”出自于“良政”——公共理性视野中的服务型政府建设

社会治理的最佳状态是“善治”,要求社会主体平等参与治理公共生活,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政府作为公共权力部门,是社会治理结构中最重要的责任主体.实现社会治理之善,关键取决于政府自身建设.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是在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社会建设背景下提出来的,以公共理性的视野考察其价值取向和改革目标,“良政”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要求都能在其中得到体现.以服务型政府建设推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是正确处理“良政”与“善治”的关系,将行政体制改革与社会体制改革有机结合的理性选择.     

试析当前我国公共权力腐败社会治理的运行机制

社会治理腐败是发挥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社会组织和力量,对公共权力进行自下而上的制约和监督,以期实现"善治"的权力腐败治理的重要模式,在制约监督公共权力方面有着传统监督模式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治理腐败存在社会组织受政府制约、参与机制不完善以及舆论监督作用难以有效发挥等现实障碍。有效实现社会治理腐败的关键在于建立健全社会治理腐败的法律保障机制,完善社会治理腐败的行政公开听证参与机制,强化社会治理腐败的公众监督制约机制。     

寻找和谐社会的社会整合机制

和谐社会意味着社会整体上实现了高度的整合,社会各主体和要素实现了关系稳定、协调和有序,无根本利害冲突。在结构功能主义的视野下,社会结构不断分化与重组的趋势要求寻找一种新的社会整合机制与之适应。我国正在告别“总体性社会”,走向多元社会,这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治理可以成为和谐社会的社会整合机制。当政府治理达到良好状态,即政府善治时,社会呈现和谐状态;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政府实现了善治的社会。政府治理要求政府成为有限政府,致力于公共服务,充分发挥社会公共组织的作用。     

善治视域下社会组织参与地方治理探析

地方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转型时期的地方政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治理困境。社会组织作为多元治理主体之一,在弥补政府公共服务不足、提升地方治理水平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山东省新泰市依托平安协会构建的平安共建机制,就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参与地方治理进行了有益探索,形成的"新泰模式"体现了政府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和还政于民的治理趋势,这一模式为地方政府推进治理创新、进而实现"善治"提供了理论分析框架和实践范例。     

民生幸福意域下的政府善治

民生幸福是民众根本利益的现实诉求,是衡量社会发展与社会治理效果的根本标准,同时也是衡量社会改革发展合法性的应然尺度,对于一个社会的治理来说,实现民生幸福才是最终目的。政府善治是政府与民众合作、追求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治理理念和方式。政府善治与民生幸福有着内在的贯通性：民生幸福、安居乐业,社会方能长治久安;政府善治是民生幸福的外部条件和手段,只有实现政府善治才能为民生幸福提供丰富的社会公共资源,从而保障民生幸福。     

政府善治：社会资本的视角

政府善治是政府治理的目标取向,它是伴随着政府治理的产生与不足而出现的对政府治理的一种替代性概念。政府善治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协作管理过程,它的本质就在于要求做到政府与公民基于信任基础上的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这种合作管理的基础是在公民中形成一种普遍存在的以信任、规范和参与网络为主要标志的社会资本。     

多元化社会的文化治理模式研究

时下的中国,已经进入了多元化社会时代.在完善和推进社会治理的进程中,文化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无论是社会多元化的现实还是社会实现善治的诉求,均需要社会治理的主体,即政府、市场组织和公民社会,积极探索和实施文化治理模式,以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     

政府、市场与社会边界重构视野下的社会组织发展

厘清政府、市场和社会边界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环节。从政府培育"强市场",到政府建设"大社会",三元并存的社会治理模式趋于形成。要让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担当重任、成就大事,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确立社会组织参与合作共治的主体地位,实现政府部分权力、职责和功能的合理让渡,加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能力建设,优化社会组织发展的机制体制,重构中国社会治理的微观基础。     

试论汶川地震行政力量与民间力量协同善治——兼论抗震救灾新模式:“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汶川地震牵动全国,震惊世界.面对这场特大灾难,中国人焕发了前所未有的抗灾热情,社会各阶层同心协力、积极行动,一个较为典型的现代公民社会的图景跃然展现.本文在协同善治的视阈中,阐述行政力量和民间力量的协同善治,并着力构建以灾区需求为导向、政府为主导、多中心治理主体(政府、企业、NGO组织、志愿者、社会精英、普通民众等)互动合作的抗震救灾新模式--简称"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协同善治模式.     

多元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优化机制——基于合作博弈的视角

随着中国农村各种社区性、经济性和社会性组织的发展和壮大,乡村治理出现了政府之外的多元治理主体,它们必然要求参与权力、经济和社会等资源的分配.如何在进一步完善多元乡村组织自身发展的基础上,把新兴组织纳入到体制内,建立乡村多元组织制度化的参与渠道和合作博弈机制,形成多元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合力,是实现乡村善治的关键.     

从“善政”到“善治”：我国城市治理的现代转型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社会转型的加速,城市治理现代化成为公共治理的重要问题,传统“善政”管理模式日益显现出局限,“善治”治理模式应运而生。“善治”是一个以政府为主导,包括非政府组织、企业、社会公众等在内的多元治理结构。我国城市社会管理主体日益多元化、公民主体意识日益明晰化、国家政治生活日益法治化,为“善治”提供了现实性基础。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政府机构、引入市场机制、推动公众参与、完善法治体系、创新治理手段,是我国城市实现“善政”向“善治”转型的实践理路与方法论选择。     

善治城市: 中国城市治理转型的目标与路径分析

“善治”是一种理想的城市治理模式。当代中国城市管理要实现其缓解或消除越来越严重的城市问题的使命,必须摆脱传统城市管理,走向现代城市治理,实现城市善治。我国现行的城市管理模式离城市善治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实现城市善治,形成善治城市的关键战略是适当的能力建设和协作管理,即城市政府通过自身“再造”,提升治理能力,增进政府治理的有效性,同时,努力寻求和发展非政府组织、企业、公众对城市治理的支持、参与和合作。     

走向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良性互动——以计划生育管理机制改革为例

在"弱市场、弱社会"和"强政府"的初始条件下,能否实现治理,一直是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了新一轮的计划生育管理机制改革.改革初步显示了国家、市场和社会三方面的协作趋势,体现了从"统治"转向"治理",从"善政"转向"善治"的方向.这证明在并不理想的起始点上,依旧存在实现治理的可能.但目前改革还尚未深入,改革中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种工具的运用和发展还极不平衡.计划生育管理机制改革的未来走向,可为治理理论的实践提供独特的场域.     

基层善治的内在因由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微观层面,实现基层善治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环节。群众路线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目光向下"、重视基层的政治思维,为实现基层善治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协商民主主张参与治理的各方以对话协商等方式就公共行动达成一致,促使人们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解决利益矛盾,是实现基层善治的主要方法。总而言之,群众路线与协商民主实质上都是中国共产党通过扩大群众的政治参与来维护群众根本利益的模式,两者之间的相互协同对于推动基层走向善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协同复合治理:走出乡村治理困局

“压力型”体制使得村民自治过度地受到基层政府的控制和干预,阻碍了基层自治政治空间的拓展;“悬浮型”基层政府缺少对村民自治必要的支持和引导,无法保障村民自治的实施;同时,农村“两委”的关系矛盾也影响了村民自治的运行.要走出乡村治理的困境,提升村民自治的主体性,就必须发挥政府与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方面不同的优势与功能,形成政府监管与服务到位、社会组织力量广泛参与和村民自愿自觉依法自主治理的复合治理机制,尽可能地达至实现乡村社会善治的状态与格局.为此,通过体制性变革为农村自治性政治空间的拓展提供制度保障;通过乡村社会自治潜力的激发形成以村委会为核心的农村治理体系;通过确权赋权与现代公民意识的培养把农民塑造成参与乡村治理的真正主体.     

协同治理视野下社会中介组织的培育与完善

协同治理是伴随西方国家民主政治和市民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兴起的一种新的政府治理理论。协同治理呼唤建立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合作互动关系,而社会中介组织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社会治理主体,在政府治理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功能。在协同治理的视域下,我国中介组织的培育与完善,应当走一条以政府为主导下的官民互动合作之路径,最终达到善治的目标。     

政治文明语境下联动推进善治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机理与路径

在政治文明的语境下,善治与社会管理创新成为了政府适应时代发展变化趋势的选择,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将促进政治文明获得实质提升。善治是政治文明的内在要求,它的推进过程就是一个实现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与合作的过程,实际上是社会管理创新的过程。而社会管理创新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走向善治的必要途径,它的最终目标是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