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以元祐两案看宋代朋党及其对世风的戕害

“所守者道义 ,所行者忠信 ,所惜者名节” ,是欧阳修及不避朋党之嫌的庆历诸君子的自期。由这样的追求理想人格的“君子”所结成的朋党 ,理应“同道而相益”“同心而共济”。但这个“理应” ,由于庆历诸君子未能久居中枢 ,实际留下的只是一个悬念而非经验。本文通过元“君子党”当道时期两例党争的分析 ,说明 :既然结党 ,党见就有了天经地义的位置 ,而“党见”与“道义”虽不必处处如冰炭不能同炉 ,但大致上就是不两立的。所以 ,《朋党论》中所谓“君子以同道为朋” ,固是回击朋党訾议的利器 ,而如以为想与成可以若合符卷 ,只能是奢望而已 !     

“祭祀不祈”与“内尽己心”:以祭礼中的“鬼神”为例论儒家思想的“理性主义”

本文以儒家典籍中的“鬼神”为研究对象，借此对儒家思想的“理性主义”特征进行讨论。儒家思想对鬼神的理解，继承了巫术时代鬼神能影响现实之认识，又为其赋予了新的内涵。新的内涵以“形气论”为认识基础，一方面将鬼神世界与人间世界视作同质且可以互相沟通，极力强调鬼神尤其是“人鬼”与祭祀者之间固有的“父子”关系的重要性，形成了以“报本反始”为核心意义，以“格神”“敬飨”为直接目的的祭祀之礼；另一方面，儒家强调，“格神”的最关键条件是主祭者“事死如事生”的“诚敬之心”，而这一诚敬之心源自于“孝”的情感。     

《诗经》爱情诗探赏(四)

艰难情艳娓娓曲至——《诗经·周南·汝坟》欣赏遵彼汝坟,伐其条枚。未见君子,惄如调饥。遵彼汝坟,伐其条肄。既见君子,不我遐弃。鲂鱼赪尾,王室如燬。虽则如燬,父母孔迩。《汝坟》,序谓道化行也。毛氏以为“文王之化,行乎汝坟之国,妇人能闵其君子,犹勉之以正也”。《韩诗外传》以为“周南大夫受命平治水土,过时不归,其妻恐其懈于王事,因陈义以匡夫”。朱《集传》说:“汝旁之国,亦先被文王之化者,故妇人喜其君子行役而归,因记其未归之时,思望之情如此”。以上诸说,皆穿凿附会,因诗在周南,就伪讬文王之化。因不能解释“王室如燬”,就附会为纣政酷烈,君子行役。因“父母孔迩”,就望文生义——“勉之以正”,“陈义以匡夫”。如此牵强拟议,想像为说,很难园通全篇之意,     

论夏目漱石《虞美人草》的道义观

明治维新之后,功利和道义的对立,是受西方文化影响的近代日本文化的矛盾。漱石代表作《虞美人草》鲜明流露出作者的主观褒贬意识,丝子和小夜子是有传统美、恪守“道义”的女性。藤尾受西方文明影响,缺乏传统的“道义”观。小野与藤尾的性格、言行与生活,反映了新旧混杂的文化时流,二人现代功利的恋爱是利己主义的体现,但也自有其必然性。漱石用“道义”来严惩三个追求功利的主人公,由此可见,《虞美人草》在某种程度上是维护上流和中流阶级的秩序、主张保守的“道义”的小说。看重文以载道的漱石提倡的“道义”表现在恋爱问题上,带有一定的守旧性。     

从朋党到党社——明代党争之浅见

明代党争之盛行始自万历,其后才有东林、阉党之争,乃至复社运动。此前洪武、永乐所谓诸党,即以胡蓝之案、建文遗臣为“奸党”,乃是出于维护皇权专制需要的加罪之词,其实并无朋党之实。明代朋党之兴起,实因明中后期皇权专制之衰落,士大夫以结党而求发展势力以自固。弘治二年(1489年)两京御史案以治朋党为立案之本,当为明代党争之始,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朋党的势力。万历时期党争勃兴,此后朋党政治渐成明廷政治主流。此时兴起的东林党之所以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朋党,在于其独具的政治主张而提出士大夫的社会责任,它虽未形成社会改革的政治主张,但反对政治腐败和宦官当政的立场还是得到民众的支持。东林党的意义不仅在于他们的政治主张,更在于其所形成的士大夫群体这一政治集团。这种情况到复社时期更加突出,复社的立场与东林党一脉相承,但复社异于东林党之处则在于他们的组织方法与规程,因此崇祯五年复社虎丘大会才会盛况空前。复社运动影响深远,中国近代党会实与明末的结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政治过程与历史书写 ——景祐三年范仲淹被贬事件发微

现今对景祐三年范仲淹被贬事件的认识源自富弼、欧阳修等人的记述,虽然反映了某些层面上的历史事实,但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当时,范仲淹被贬的核心罪名之一是"自结朋党",这一罪名体现出范仲淹被贬黜的重要原因,是宋仁宗认为其有交结要人、希合求进之嫌。但景祐事件发生后,一批支持范仲淹的中下层官员则强调其被贬的原因在于触怒了宰相,突出景祐事件中因言罪人的一面,而将"朋党"视为对范仲淹的栽赃。随着同情、称荐范仲淹的言论不断涌现,仁宗对范仲淹朋党问题关注的焦点也从其交结要人转向其他官员对范仲淹的朋附。最终,声援范仲淹的言论与朝廷惩治朋附范仲淹之人的做法,共同塑造了后世对景祐事件的认识,而仁宗当初猜疑范仲淹"朋党"的原因则长期为人们所忽略。     

信以传信 疑以传疑——辞书编修之我见

《辞海》(1979年版)前言云:“《辞海》是一部综合性辞书,编纂和使用时间较长,内容要求稳定。因此,……对学术问题,有定论的,按定论介绍;尚无定论或有争议者,则作客观介绍、概括叙述,或仅介绍现有的不同看法,尽量避免给读者以片面的或者错误的知识。”孔子说:“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论语·子路》)。《辞海》编辑委员会所制定的这一“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编修原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然而遗憾的是,《辞海》的个别编辑同志在某些词条的编订上是与其宗旨相悖的,兹举两例,试言其详。     

一个钱字欲说还休

钱，人人需要的东西。钱，人人关心的话题。自古以来，关于钱的名言俗语可谓多矣，什么“有钱能使鬼推磨”，“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等等，足以说明钱对于人的重要。但重要归重要。由于受“钱财如粪土”、“君子不言利”等传统道留的影响，在钱的问题上，却有一个不大不小的禁区，这就是一个钱字欲说还休。下面这串故事也许就发生在你的身边—…·羞于捅破这层统阿吉是某大学有名的政治教师。枯燥乏味的政治课往往在他口下变得有滋有味。因而阿吉的名字传遍校园，传向社会。与大学隔河相望的是一家大型企业，负责政工的A领导常为政治学习而发…     

唐宋诗词中的“鸣鹤”意象

“唳鹤”是唐宋诗词中的重要意象之一,具有丰富的文学文化内涵。古人对鹤唳的解释多种多样,如警露而鸣、知时而呜等。唐宋诗词中的“唳鹤”意象与“鸣鹤”意象的内涵往往存在着细微的差别,“唳鹤”意象主要用来表现鹤声的清远、高亮,但“鸣鹤”意象却多用来象征君子。此外,“鸣鹤”意象还衬托了和暖的天气,而“唳鹤”意象则往往与月、白露、秋等意象联用,表现诗人由此生发的“感兴”或者营造美丽的意境。     

日本莫以偏离和平发展道路为得计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日本军国主义的内外政策彻底破产。日本军国主义给邻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为向邻国人民表示反省的诚意,为警示日本今后的发展道路,日本理应对军国主义进行严肃、认真、深刻的研究和批判。日本战败投降已阅一甲子,但令人遗憾的是,在20世纪50—70年代,日本国内除少数进步学者提出了一些研究成果外,从总体上看对军国主义的研究与批判十分缺乏。近年在日本虽出版了极少量关于日本军国主义的研究著作,但多是欧美学者的译作。对日本学者而言,甚至已发展到连“军国主义”、“法西斯”、“侵略”一类词语的使用都成为禁区的地…     

《论语》君子儒的现实意蕴及其实践途径

《论语》“君子儒”思想对当今知识分子如何完善自己的道德追求和学问修养具有很深刻的启示。君子儒是“成人”与“达人”的完美结合,“学与德”、“学与智”相辅相成是当今中国知识分子完善人生实践的重要渠道,“仕而优则学”是那些入仕的知识分子保持尊严的最佳方式。     

论《左传》史料系统与先秦君子问题起源--《左传》“君子”用法详析

“君子”是中国古典哲学、伦理和政治思想领域的重要概念,它的含义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左传》是涉及“君子”问题最重要的先秦典籍之一,要清理“君子”一词含义变迁的历史,离不开对《左传》材料的深度阐释。根据语法特征对《左传》中的“君子”详加分类研讨,可以大体解决学界历来疑虑的《左传》史料的可信度问题。通过对这些史料的系统解读,可以看到,在孔子之前百余年,“君子”已经成为贵族政治家普遍关心和反复探讨的问题。当时的政治家已提出了诸多君子的行为规范和判断标准。这些规范和标准虽与日后《论语》给出的君子标准还有差异,但仍不失为孔门君子之学的渊源和先驱。     

北宋新党舒亶考论

舒亶是北宋王安石新党中的重要人物,在古代的历史语境中,常被定位为无耻小人形象.但真实的舒亶并非如此,虽然在北宋的政治文化与朋党之争中,舒亶因多次兴起狱案,尤其是排压打击苏轼的“乌台诗案”而备受后世非议,但其吏治、边功、文学均有不俗表现.单纯以一“小人”盖棺论定的评价是片面的,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本文钩稽史料,详述舒亶生平行状,凸显那个“议论争煌煌”时代语境中的真实的舒亶形象.     

流人学的脚步 --为《中国流人史与流人文化论集》作序

世有“显学”与“晦学”之分。“显学”为当世所重 ,群趋若鹜 ,如清之乾嘉朴学 ,今之红学、敦煌学 ,于是资料盈箧 ,成果丰硕 ,人才辈出 ,为举世所瞩目。“晦学”则不然 ,虽其学重要 ,然资料发掘艰难 ,前人成作较少 ,一时难见其功 ,学人多视为畏途 ,潜研者寥寥 ,若为世所遗忘者 ,近之流人学类此。流人源出于流刑 ,多为蒙冤受屈 ,备受迫害与刑罚者。流人颇多具有文化素养 ,甚至学问淹博者也为数不少。虽投诸四裔 ,犹不弃边远 ,播种文化 ,开发蒙昧 ,厥功至伟 ,是流人与流人文化问题固不得不有所研讨 ,而世之投身斯业者固屈指可数也。我之接触流…     

古汉语助词“所”的省略与“有以……”“无以……”句式

古汉语助词“所”通常用于动词或动词性词组之前,组成名词性的所字结构,指代行为的对象、凭借、工具、方式、方法、原因、处所、关连人物等。“所”是一个常用虚词,它担负着把一个动词或动词性词组由动词性转变为名词性的重任,一般是不能付之阙如的。但在古汉语中,“所”也时有省略。“所”字的省略虽不很普遍,但也并不罕见,而至今却未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本文拟对古汉语助词“所”的省略以及与之有关的“有以……”“无以……”句式作初步探讨。1 古汉语助词“所”的省略,大都在表示存现的动词“有”“无”之后,如: (1)景曰:“吾有〔〕待…     

干部能上能下的良药——读《天演论·导言十七·善群》有感

《天演论·导言十七·善群》说:“世治之最不幸,不在贤者之在下位而不能升,而在不贤者之在上位而无由降。”“不贤者之在上位”何以“无由降”呢?“门第、亲戚、援与、财贿、例故,与夫主治者之不明而自私,之数者皆其沮降之力也。”“譬诸重浊之物,傅(辅佐)以气脬(尿泡)木皮;又如不能游者,挟救生之环,此其所以为浮,而非其物之能溯洄凫没以自举而上也。”“使一日者,取所傅而去之、则本地亲下,必终归于其所。”那么,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新论

目前诉讼法学界对“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的一般理解，缺乏对二者内在联系的揭示、忽视了诉讼法上的事实和法律在确定案件事实时所起的实质性作用、与某些具体法律条文相矛盾．因而实践中和理论上产生了一些问题。本文认为，“以法律为准绳”在整个原则中处于核心地位，法律不仅是在查明事实基础上处理案件的标准，也是确定案件事实的标准；在“以法律为准绳”的制约下，“以事实为根据”在发现“客观真相”方面成为一种非绝对的要求，一般应以证据为基础发现“容观真相”，特殊情况则以符合法律的具体要求为已足。如此理解这一原则，在整个社会文明的背景下，从实现较好的法律秩序的高度看，是具有合理性的．     

民以“实”为天

一句“民以食为天”家门户晓，此乃民众对物质的需求而言的。若从民魂、国魂塑适而言，应该说：民以“实”为天。“实”者，忠诚老实、勤劳踏实、凶俭朴实，这是中国人民一贯崇尚并始终保持的优秀品质。对于老百姓来说，“实”与“食”同样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国家乃至一个地方，大兴求真务实之风，系民之福；吹牛浮夸之风甚行，乃民之祸。办一切事情以“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为出发点，就是实践民以“实”为天，并因此顺民心、合民意、得民助；后之，脱离实际，就会噩生民心，最终导效脱离群班…     

论墨子的君子观

墨子是墨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其开创的墨家学派曾一度引导过当时的思想界,时人称"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墨家也重视君子的培养,但他们的君子观是建立在自己学派的道德主张之上的,如兼爱、非攻、节葬等等。因为他们的群众基础不同于儒家,所以对儒家的君子观也就不时进行着批判,正是在这种批判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系统的君子思想。墨家的"君子"思想有其积极的成分,如对君子品格的要求和规范,但有些很显然也脱离现实,如对音乐的评价,所以在关注墨家的君子观时,应辩证分析,这样才能更深入地把握墨家的君子思想和社会主张。     

传统文化与汉字关系

一、对近年传统文化与语言关系研究的试评 近年随着学术思想的研究,汉语言学领域内掀起从传统文化角度探讨汉语汉字的热浪,无疑是一种喜人的情景。愚以有限的涉及面观察,这种趋势无外乎两种。其一是以西方当代哲学视角解释中国汉语汉字的学派;其一是传统小学空前活跃、现代汉语难见“柳暗花明”,汉语修辞学方兴未艾、而逻辑学队伍急待壮大,四者的共同动向是经常联系到“传统文化”,“传统思维”而加以研讨,但言之不明。以管见言之,以西方哲学导入汉语言文字者如非“小学”根基欠丰,则显得联系实际汉语言文字复杂现象太少;而后者尽管在论中提到“传统文化”、“传统思维”、“民族心理”,但未展开有机的结合论证。所以尽管具备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学者之作,亦时见此憾。传统文化与汉语汉字的缘分究竟如何体现,轨迹若何,人或莫知所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