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旨阝)夜》《蟋蟀》诗献疑

据<清华简<(旨阝)夜>所记载,<蟋蟀>一诗为周公在武王八年伐耆后所作,但这种说法在先秦典籍中找不到任何证据.清华简成于战国中晚期,应为"战国之士私相缀续"之作,所以<蟋蟀>为周公所作之说可能是战国之士运用的一种史事比附.<诗小序>是战国至汉初有关<诗>的"教学提纲",其自身也蕴涵有一种附会历史情节的解<诗>倾向,<诗小序>既然可以运用史事比附,那么<(旨阝)夜>同样也可以.基于以上种种,我们对清华简<(旨阝)夜>中的<蟋蟀>诗为周公所作之说的真实性提出质疑.     

咫进斋丛书《四声等子》版本研究

丛书集成本<四声等子>系据咫进斋本影印,二者应该全同.但唐作藩先生研究<四声等子>时却发现该书的咫进斋本和丛书集成本在版本上有较大不同.我们在考察<四声等子>版本时发现,原来是咫进斋本<四声等子>有初刻本和重刻本之别,唐先生所据咫进斋本为初刻本,而丛书集成本影印所据却是重刻本.本文对此二本作进一步考察,指出姚觐元重刻时曾据粤雅堂本进行过系统校勘.     

孔子"序"《易传》五篇考辨

<史记>有孔子"序"<易传>五篇的记载,但是太史公所谓的"序"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对这一关键问题,传统易学家和现代学者的解说都不能够令人完全满意.如果以原始材料为基础,从澄清孔子的易学思想本真和梳理<易传>各篇内容入手,可以另辟蹊径说明孔子"序"<传>的准确含义.因为今本<易传>的内容在总体上可以分为三类:在孔子之前已经广泛流传的<周易>解说、孔子的思想、战国时期儒家学者的思想,所以就历史事实而言,所谓"序"字含有三重含义:整理;讲述;肇绪.只有在"序"字的这三重含义上,孔子"序<彖>、<系>、<象>、<说卦>、<文言>"才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可信记载.     

徐复观对庄子美学的发明及其误读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出版的徐复观先生的<中国艺术精神>一书,对庄子美学做了深度的发明,于奠定庄子在中国美学史上的开山地位厥功甚巨.徐氏把庄子美学诠解为中国艺术精神,企图在技的层面上与道会和,导致如下连续的困境:(1)把技外见道误读为技中见道,合乎常识然而却违异庄子本意;(2)引入现象学的纯粹意识以解读"心斋",将之定义为审美观照,成为技中见道说的反证;(3)把"天地精神"读作艺术精神,颠倒了庄子思想中自然对艺术的优先关系;以艺术取代审美,就无法在审美与自然的共通关系之中来为庄子美学作出定位.     

《左传》小题材的叙述功能与文化背景

<左传>小题材的运用很有特色,在成就<左传>经典化方面功效不可小视.小题材的大量引入,既体现了作者选材的独特视角,也反映出历史时代的变迁,还使得事件的叙述更接近历史的真实.这些小题材不仅传递出春秋时期社会变化的文化信息,还有着重要的文学功能,在成就<左传>文学经典地位方面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唐代佛学诗序的文化意蕴

诗序是处于诗题与诗文本之间、与古典诗歌创作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它滥觞于<诗经>的"诗大序"和"诗小序".真正文体学意义上的诗序创作源于魏晋、流于齐梁、盛行于中晚唐.不过,在研究界,人们对唐代诗序的关注却几乎阙如.实质上,走进诗序,那是一个与唐诗同样精彩且极富文化内涵的世界.佛学题材的诗序,是唐代诗序中的一个类别,据<全唐诗>统计,其数量约40篇,占唐代诗序总量的八分之一左右.不过,这数量不多的佛学诗序却真实地再现了从初唐到晚唐近300年间唐代文人与佛学之间密切的文化关联,以及文人们借佛学而关注生命、思考生命的心路历程.这无疑是我们解读唐诗以及唐诗人所不应忽略的文化遗存.     

简述汉唐《诗经》的研究概况

汉唐时期是<诗>经学地位的确立和支离时期,此时<诗经>研究出现了第一个繁荣时期.从汉至唐,<诗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传""序""笺""疏"四位一体的汉学体系.     

康显贞《词苑丽则序》考实

<文镜秘府论>引录一篇唐人文论,日本学者怀疑是<芳林要览序>.从四个方面的内外证据作综合考察,这一说法都不可信.这篇文论实为唐中宗或睿宗时康显贞所撰<词苑丽则序>,是初唐诗风向盛唐诗风转变的重要标志.     

从《人间词话》手稿与刊本比较看"境界"说的发生及内涵

细勘王国维<人间词话>手稿与刊本的异同,参照其<文学小言>、<人间词甲稿序>、<人间词乙稿序>等写作时间和内容,可以寻绎出"境界"说从发生到成型的运思轨迹和学理机制.从<词话>手稿看,"境界"说的形成经历了前30则的灵光乍现和第31则后的自觉立论两个阶段;从内涵看,"境界"说藉由综合求通式"探本"思路,融合了<文学小言>"阶级"说和<人间词乙稿序>"意境"说要义,集"阶级"说的评价功能与"意境"说的描述功能于一体,克服了"意"与"境"主客二分的局限.作为"作品中的世界","境界"概念的广阔外延和丰富内涵使静安自然实现了词学、学术、事业、文化和人生境界的融通.     

吕祖谦的《诗》学观

吕祖谦为南宋鸿儒,于<诗>学颇富造诣,代表作<吕氏家塾读诗记>是一部很有影响的著作.本文从<吕氏家塾读诗记>入手,论述了吕祖谦对<诗序>的批判,对毛、郑的驳正,意在廓清朱熹以来学者们对吕祖谦的偏见.     

荀子生态思想之“可持续发展”

张爱玲在文学创作上,多有对政治的观照和倾向。因为师承的缘故,成名初期的作品,张爱玲的文艺思想"右"倾,但是在作品中,也不乏对国民党的批判和对社会现实的针砭。解放后,张爱玲依据当时的文学创作标准,创作了包括《十八春》、《小艾》等一系列"左"倾作品。在离开大陆后,张爱玲又开始对其创作的"左"倾作品进行修改和删节,回归其"右"倾的文艺理念,同时,她还创作了《秧歌》、《赤地之恋》等多部"右"倾小说。但无论"左"倾还是"右"倾,张爱玲在作品中对世相的洞察和对人性的探索,才是其成为经典的真正原因。     

论《生死场》的悲剧意识和女性关怀

萧红的《生死场》展现了北方农民奴隶般的生存状况和苦难的命运遭际 ,小说流贯着一种浓得化不开的悲剧意识。同时 ,作为女性作家的萧红 ,又将这种悲剧色彩涂抹到对于女性命运的探索与关爱上。     

萧梁太祖追认与历史书写

南朝梁武帝萧衍在即位之初奉其父萧顺之为太祖,梁代的国史书写对于萧顺之的定位及王朝的开端与之后《梁书》《南史》有所不同,通过历史书写赋予萧顺之特殊的政治身份与地位,因而构建起与当时语境相应的政治话语。     

木斋《古诗十九首》研究抉隐探微

木斋先生对《古诗十九首》的研究,从诗本体的原生视角、诗客体的立体释读、诗主体的通盘考量等三个层面发覆正谬,又通过多学科之间的的嫁接、杂糅、融贯、跨界,扩展视域,形成了一种圆融的柔性机制,共同推进了《古诗十九首》的深入开掘,最后完成了学术积累的集成绽放,得出《古诗十九首》作者及写作年代的木斋"新说",其古诗解蔽路径具有方法论的学理意义、启发意义和指南意义。     

想象与意象地理中的《松游小唱》——兼谈历史中的松茂古道的地理文化内涵及演变

《松游小唱》是晚清羌族诗人董湘琴创作的万言长诗,该诗在四川地方文学史乃至中国近代文学史上都可谓沧海遗珠。《松游小唱》及其主人董湘琴的被发现,引发了世人的称道和学界的研究热情,５?１２汶川大地震后出现了“董湘琴热”、探访“松茂古道热”。这首长诗属于标准的地志文学,是诗人对晚清松茂古道的一次民间行吟考察。文章以想象与意象地理中的《松游小唱》与历史中的松茂古道的地理文化内涵及演变为考察对象,探讨文学与历史、文学与自然地理的关系,从岷江河谷地域文化的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揭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红楼梦》作者与批者揭谜

《红楼梦》作者与批评者揭谜@李雪菲$西北大学中文系!陕西西安710065~~~~     

短篇题材的重写:萧红居港期间的小说创作

萧红居港期间创作了两部长篇代表作《呼兰河传》和《马伯乐》,三个短篇《后花园》、《小城三月》、《北中国》和一个口述小说《红玻璃的故事》,可说是萧红小说创作的高峰期。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部长篇小说都涉及重写短篇题材。这一独特现象为人们考察萧红居港期间的创作自觉意识及其民族性思考提供了解读的空间。萧红在《呼兰河传》里,对短篇小说《家族以外的人》、《后花园》中的有二伯和磨倌等形象进行了再造与重写。在小说重构过程中,萧红游走于情感诗意与理性概括之间,叙述视角、立场和表现主题亦发生相应变化,从中可以看出萧红居港时期的小说创作题旨及其内在规律,以及她如何执着于作家姿态的独立性,而成就了她在居港期间小说创作的独特性。     

张爱玲：游走于传统与现代之间

张爱玲因她所出名的时代背景以及她的创作风格被后人界定为“海派”这一文学“流派”。然而,张爱玲小说的鲜明个性使她即使置身于“海派”大营,也是一个始终坚持个性高于共性的作家;况且“海派”本身就是一个并没有认真界定的称谓,就连对这个名称的褒贬至今也未有定论。即使可以用“海派”来命名张爱玲,我们也不能因此而抹煞张爱玲在其中的特异性。所以笔者认为,用“游走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作家”来描述张爱玲,无疑将更为准确传神的表达出张爱玲的创作风格。     

萧红小说与"五四"文学传统

左翼小说家萧红从"五四"文学传统中吸取了艺术营养,把国民性改造的主题与左翼文学的革命叙事结合起来,将女性的立场贯彻到社会革命的题材中,创造了一种融细腻写实与温婉抒情于一炉的小说风格.萧红的经验,有助于人们反思左翼文学的成就与不足.     

肖江虹小说的民俗叙事

民俗是青年作家肖江虹一直以来最为偏爱的书写主题.肖江虹以充满善意、怜悯的文心与精致、细腻的匠心将故土民俗作为叙事主体,或将民俗植入具体的社会生活事件,予以精细打磨,一步步雕琢出民俗的独特纹理,逼近了个体生命、社会生活与精神世界的真实镜像,并由此而上通过仪式的消解与坚持,演绎出民俗在城乡对峙和文化焦虑中的异化与陷落,亦让小说文本形成悲怆性、反思性的召唤本质.面对现代文明的种种困境,肖江虹在绵密的书写中通过复原、复魅让民俗回归生活的细流,亦藉此塑造了一系列坚挺的乡间人物,同时借助民俗与死亡的叙事勾连,辟出了一条蕴含了行为复归、精神回乡的救赎之路,实现了民俗叙事的重构与突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