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以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利用改革开放以来陕西金融发展数据,采用葛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对西部金融体系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认为:西部地区的实际利率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金融发展指标M/GDP与经济增长率呈负相关关系;保险市场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有不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存在明显的滞后效应。这是影响西部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     

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 :跨国数据协整分析

依据 88个国家 1990 - 2005年间的面板数据 ,运用面板单位根与面板协整分析方法分别对全体国家样本、发达国家样本以及发展中国家样本的金融结构(银行和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 ,发达国家的银行和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相关关系 ,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非常小 ;发展中国家的银行和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且银行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要大于股票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这与中国正处于转型经济向成熟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国情相吻合 ,即不能盲目实行赶超战略和模仿发达国家建设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 ,并对当前我国选择以银行为主导、股票市场发展为补充的金融结构提供了有力支持。     

金融发展、绿色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基于长江经济带的实证研究

基于长江经济带11省市2005～2020年的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金融发展、绿色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可以推动绿色创新和实体经济增长,金融发展能够通过促进绿色创新推动实体经济增长。分组检验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金融发展促进实体经济增长效果优于下游地区,金融发展可以通过绿色创新渠道促进实体经济增长,但在下游地区绿色创新没有发挥中介作用。为此,长江经济带应当培育创新人才,推进绿色创新;合理配置资源,明确金融市场导向;注重金融监管,加强金融风险防范。     

基于金融发展和生产多样性的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关系

针对近年来多次由金融危机引发的区域性或全球经济波动,结合全球产业重组和产业链布局调整步伐加快的时代背景,使用160个国家2000～2014年的面板数据,运用Arch in mean模型从金融发展和生产多样性的视角对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再度进行探究。研究认为,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有显著负效应;金融发展(金融中介和股票市场)既会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也会通过弱化经济波动对增长的负面影响而间接促进经济增长,且这一作用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或产业结构较为单一的经济体中更为明显。研究还认为,生产结构多样化既可以直接促进经济增长,还可以通过减轻波动对经济的不利作用间接促进经济增长,但生产多样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边际递减效应;完善的制度建设水平可以增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因此,中国应进一步完善银行体系并加快建设金融服务体系,在稳步淘汰落后产能的同时,重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同时坚持稳健化、规则化的改革为经济增长提供健康的软环境。     

金融支持陕西省实体经济发展效率分析

在新经济背景和新时期供给侧结构改革的要求下,金融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基于陕西省2007-2016年间实体经济融资额与实体经济增加值数据,利用DEA-Malmquist指数模型,对陕西区域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有效性进行测算,并分析陕西省实体经济发展效率的金融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陕西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总体呈增长趋势,但仍有起伏,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波动性较大;陕西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体有效,各地市之间存在区域差异,企业的技术进步影响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高低。因此,陕西金融提升支持实体经济的有效性,只有金融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和实体企业创新驱动发展两条路子。     

金融科技创新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理论机理与实证检验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金融科技底层技术的发展,金融科技正不断通过技术手段改变传统金融服务方式,显著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有效促进了实体经济发展。为了进一步印证金融科技创新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从消费、投资、贸易三个视角重点剖析金融科技创新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理论机理,并运用BAT的实践案例进行例证分析;选取相关经济数据,通过VAR模型实证检验金融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发展间的相关性。研究发现,在消费方面,金融科技创新能够促进消费,从而拉动经济增长;在投资方面,金融科技创新能够拓宽投资渠道,改善中小企业融资难题;在贸易方面,金融科技创新能够增强跨境贸易金融服务能力,从而促进我国对外经贸发展。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技术创新的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通过固定窗口DEA-Malmquist指数,全面测评2004-2017年中国30个主要省市的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技术创新的效率水平及其分解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技术效率指数(TE)和技术进步指数(TP).通过面板Tobit模型分析发现,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有助于提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整体效率水平.当前金融结构和实体经济结构匹配度,抑制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技术进步的效率水平,但长期看应具有优化作用.通过省级数据的时空演化分析发现,东部地区金融有效发挥了促进技术进步的功能;而中西部地区金融资源配置功能更加突出.因此,改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水平要在尊重各区域产业结构和禀赋特征基础上,以引导技术进步、改善融资结构、发挥资源配置功能为主,促进实体高质量发展.     

关于资金导入实体经济的渠道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实体经济将进入中低速的增长,增长动力略显不足,其重要原因在于在社会资金结构中流入实体经济发展的流动性严重不足,这与中国长期以来片面追求高增长密切相关,没有构建出适应市场经济特点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资金引导机制.通过利率市场化改革、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匹配、实现经济创新驱动、强调经济发展质量、增强货币政策有效性等对策形成流动性“滴灌式”渠道,从而实现流动性对实体经济的“吸引型”支持模式,力促流动性投入与实体经济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金融开放如何提振实体经济?——基于内部要素传导与外部环境约束的动态匹配视角

本文从国际视角揭示金融开放提振实体经济的内部传导机制和外部保障机制。研究表明:金融开放的实体经济增长正效应明显,对危机也有促进作用,但并不显著,表明这种关系的不确定性;金融开放通过资本积累和效率提升渠道传导至实体经济的效果较为突出,特别是当开放水平介于0. 839-15. 758时最为明显;开放条件成熟度会显著影响金融开放发挥积极作用,我国需重点调控金融发展度、通货膨胀率和宏观审慎监管的水平,对于制度质量、外贸依存度等应予以保持并优化。因此,因时而异地控制金融开放的速度,因地制宜地调整金融开放环境,对于用好金融业改革开放、做强实体经济格外关键。     

从中国股价指数与GDP的相关系数看"股经背离"现象

针对中国股票市场能否扮演经济"晴雨表"的角色问题,通过引进时滞思想,提出了基于相关系数模型来测算股价指数与GDP关系的方法,并利用1991～2006年季度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为上证综指和深成指与GDP不相关,但在变化的时滞下与GDP增长率呈正相关关系;时滞以2000年为界,前后明显不同:GDP增长率相对于上证综指的滞后季度数为6和16,相对于深成指为6和10;按主要行业分类的价格指教计算,则有工业指数在一定时滞下与实体经济正相关,而金融与地产指数呈现为弱负相关.这可能与中国股票市场处于新兴与转轨时期、规模小以及实体经济的增长主要靠投资与出口拉动等因素有关.但总体上讲,中国股票市场还是具有一定的经济"晴雨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