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衡派史学思想述论

学衡派将人的活动视做历史的主要内容 ,人们“保生”、“乐生”的愿望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因 ,同时以此作为史学研究的对象。在史学研究上 ,学衡派强调史学研究应该发现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在研究方法上 ,学衡派充分认识到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并总结了发掘整理运用史料的系统理论 ,尤其主张把文献资料和文物考古资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开辟了历史研究的新路。对于历史诠释 ,学衡派反对运用现代的理论去比附历史 ,而是主张将历史事实放入历史环境中 ,做“了解之同情”。学衡派就古史问题与顾颉刚等人进行了辩论 ,事实上双方实无太多分歧 ,辩论有意气之争的意味。     

十年来周谷城史学思想研究述评

十年来,学界对周谷城的史学思想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取得了阶段性的研究成果。既有成果大大深化了人们对周谷城史学思想的认识,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缺乏对周谷城史学思想的整体现照和系统研究。     

学院派史学与公共史学

迅速发展的公民社会对由真知和卓见建构的公共知识体系之亟需,迫使历史学必须走出书斋,大力发展公共史学.虽然部分职业史学工作者已有所尝试,但大部分职业史学工作者对此仍持消极或反对的态度.公共史学要获得较好发展,首先要使史学界正确认识学院派史学与公共史学的关系,即:学院派史学与公共史学有机构成历史学的两翼,两者不可或缺,而且目前中国要发展公共史学,必须由学院派史学为之注入强劲动力.     

梁启超后期史学思想的变化

梁启超后期的史学思想发生了明显变化。这既与他本人退出政坛专事学术有关系 ,也与西方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和学术思潮对他的直接影响有关系。同时 ,这也是中国学术界在接受西方新学理之初的一种必然反映。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固然多变 ,但其中所贯穿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积极吸收、借鉴西方新学理等特点却始终不变     

中西史学思想之比较--以西方历史哲学与儒学为中心

史学思想的比较 ,必须置于文化传统中方能进行 ,而中西文化的传统 ,并不是单种和一线的 ,而是多元和开放的 ,无法将之“同质化”处理。中国传统中从儒学到理学的演变和西方文化在各个历史时期所显出的不同特征 ,都是为人所熟详的例子。因此 ,我们在探讨史学思想不同的时候 ,不应用目的论的眼光 ,用现代史学的特征来概括以往的时代。但若从大处着眼 ,中西史学思想还是表现出三大不同。首先是宗教观念对史学思想的影响有所不同。与儒家思想相较 ,西方基督教和犹太教强调来世 ,于是有一种历史有目的进步的观念。其次 ,由于政治和社会的影响 ,西方史学比中国史学显得更为多元化和具有批判性 ,而中国史学与官僚体制的关系比较紧密。复次 ,西方史学在早期受到系统逻辑思维的影响而在现代则又强调理性思维 ,而中国史学的形而上学思维只是到了近代才有比较充分的表现。     

何炳松史学思想析论

何炳松是曾与梁启超齐名的史学家。他致力于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建设与发展 ,形成较为系统的史学思想 ,其核心是建立在进化史观基础上的总体史观 ,主张从宏观联系的角度研究历史。因此他对通史 (指西方的综合史 )极其推崇 ,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他虽重通史著作 ,但不偏废史料 ,在史料学和编纂学上有许多具体建议。他强调史学的社会价值 ,要求史学求真与致用相统一。这些思想继承前辈 ,启发后人 ,在 2 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产生了一定影响     

焦Hong的史学思想

焦竑是明代后期的著名学者,其著述中包含了丰富的史学思想,体现了他对一系列史学问题的看法.在刘知几"史学三长"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史职"说,拓宽了对史官外部条件的要求.同时,他也发表了对史馆修史、史料收集、修史原则的看法,构成了他的历史编纂观点.在目录学方面,焦竑继承了前人的成就,在分类上有所新创,形成其独特的目录学思想.此外,焦竑对历史考辨的态度以及所运用的方法,也对传统考据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毛泽东史学思想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

毛泽东史学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毛泽东思想众多研究领域中,毛泽东史学思想研究稍显单薄,但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主要表现在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研究深度不断推进,研究方法不断创新,尤其是在研究内容方面,对毛泽东史学思想的渊源、毛泽东史学思想与中国古代传统史学的关系、毛泽东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中的贡献、毛泽东的史学方法、毛泽东党史思想以及毛泽东史学思想的缺憾等六个方面取得了较多的重要成果.展望未来,毛泽东的史学思想研究仍有进一步加强、深化、拓展的空间:第一,大胆吸收国外毛泽东史学思想研究的优秀成果,以新的角度、新的方法,进一步发掘毛泽东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第二,系统反思毛泽东史学思想的缺陷;第三,积极开展毛泽东与同一时代的革命家、思想家的史学思想的横向比较;第四,开拓研究毛泽东青年时期的史学思想;第五,大力加强对当代毛泽东研究文献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证和利用.     

史学是思想

“史学是思想”是一个本体论命题,而“史学是科学”和“史学是艺术”则属于一种对象论、目的论、形式论、功能论的命题。同时,“史学是思想”又不同于科林武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个观点。因为,后者是一个历史本体论的命题,而前者则是一个史学本体论的命题。科学与艺术只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只有立足于“史学是思想”,二者才能被合理地统一起来。所以,史学的思想性永远高于科学性和艺术性。史学是思想,伟大的史家便昭示着思想的高度。     

恩格斯早期的史学思想

在恩格斯从一个具有共产主义信念的人,转变为具有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论家和共产主义战士的过程中,恩格斯开始了他早期的史学研究。这一研究是以英国革命问题为切入点和中心的。在研究中恩格斯初步形成的史学思想和方法,为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胡宏史学思想初探

胡宏是宋代湖湘学派的创始人,其所著《皇王大纪》和《知言》中不仅包含着完备的理学思想,也蕴含有丰富的史学思想。通过对其史学思想的探讨可以揭示南宋义理史学学派特点,也可认识到他对南宋义理史学的开拓性作用。     

忧患意识与史学思想

忧患意识是对历史盛衰的辩证认识,在中国史学思想史上,见盛观衰的历史思维、居安思危的观念和借鉴历史的知几察来的思考,都是忧患意识的重要体现.在新世纪,忧患意识有着新的时代特征,同时,对于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论吴玉章的历史观与史学思想

吴玉章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也是较早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社会历史问题的历史学家之一。分析研究吴玉章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史学思想,对于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历史具有一定的意义,予我们今天亦不无借鉴和启示。     

秦史学与法家思想

在中国史学史上,秦史学(包括秦代以及统一之前的秦国史学)总体而言不够发达,这是不争的事实;与此同时,秦人在历史观方面则具有"时变世异"、"今胜于古"乃至"厚今薄古"等思想。秦史学基本状况及特点的形成与法家思想在政治领域的主导性作用有直接而密切的联系。这一事实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评价传统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意义。     

道家思想与两汉史学的发展

两汉时期 ,中国传统史学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而这又是与道家学说的演变和发展密切关联、相伴而行的。司马迁、刘向、班固、荀悦等史家的史学活动 ,《史记》、《七略》、《汉书》、《汉纪》等史学名著的相继推出 ,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道家学说的沾溉、启示和影响 ,并折射出道家思想在汉代演变、发展的轨迹和规律。另一方面 ,汉代道家学说的广泛传播 ,日趋深化和不断完善 ,也往往得益于史家的努力 ,得益于史学的发展。二者是相互促动 ,相得益彰的。我们研究汉代史学史、思想文化史 ,对此应该有所关注 ,有所探究     

论经世史学的渊源与形成

中国古代经世史学萌发于先秦的历史鉴戒思想与孔子的以史入世思想,至汉代正式形成。汉代经世史学的形成既与这个时期封建正统史学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又与这个时期经学研究中的经世致用思想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论胡锦涛的史学思想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形成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胡锦涛的史学思想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尊重历史发展规律、坚持群众史观、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注意发挥史学功能是胡锦涛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胡锦涛的史学思想对我们推进新世纪的史学研究、加深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简论战国诸子史学思想

战国时期“托古之风”是一场研究古史的史学实践活动,诸子们把历史发展看做一个过程,逐渐由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转向重视史学教育作用,提出的史学思想和原则,对后世史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李则纲《史学通论》的历史教育思想

李则纲的《史学通论》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史学理论研究高潮中出版的一本史学理论研究著作,同时也可说是一本历史教科书。书中,李则纲对中国传统史学中有关史学功能的认识进行了批判,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史学应为现实服务的功能．认为通过历史教育可以增进人们的科学精神,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李则纲在《史学通论》中还提出了一些历史教育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