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学文献的重现与两汉礼学的演变

汉初礼学研习分化为礼义和容礼两派。徐生的容礼派与朝廷太常机构形成朝野互动,仕途目标为太常礼官大夫。高堂生完成了《礼经》十七篇的恢复和整理,初步形成了礼经家法传统。后仓撰成《曲台记》,推士礼而致天子,完成了礼经师法的创立。戴圣编《小戴礼记》四十九篇,从《礼古经》、《礼古文记》、《明堂阴阳》等文献中获取思想材料,创小戴礼家法。戴德编八十五篇《大戴礼记》,取材范围远超戴圣,显示了对天道、人性、历史和政治技术的浓厚兴趣,创大戴礼家法。庆普后学在东汉致力于国家礼典建设,将庆氏礼学发扬光大。郑玄对今、古文《礼经》文本进行校勘,择善而从,扬弃了各家法的缺陷,又利用《周官》解《礼经》,取得了空前的礼学成就,终结了两汉礼经学以师法和家法为标志的传统。     

论劳乃宣的“以礼入法”思想

劳乃宣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曾国藩“礼学经世”的衣钵,倾心于礼学研究,以期实现所谓“中兴之梦”。他竭力维护“以礼入法”的传统,反对沈家本等人修订的以西方法律思想为主旨的《新刑律》,成为继张之洞之后礼教派的核心人物之一。其思想主张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也有某些可取之处,但从根本上说是为了维护以三纲五常为基础的礼教秩序和腐朽的清朝统治,具有保守性。     

吕大钧礼学实践研究

作为关学创始人张载的传人,吕大钧传承了其师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经世致用思想。他将礼学思想具体于行事,躬行礼教,严格家法,推行乡约,致力于乡村治理,实现了礼学思想与实践的结合,使得关中风俗为之一变。研究吕大钧礼学实践,对改变当今社会不良风气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礼学与等级人学

针对学术界认为儒学是“人学”的观点,本文从礼的角度认为,中国古代的人是处于等级礼仪之中的人,“我”是通过与“他人”的关系而表现出来的。这种关系受到礼的制约。因此,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没有独立的个体观念,这种看法类似于现代的“社群主义”,但二者之间也有本质的区别。中国古代对人的探讨最终归结于“等级人学”。     

论老子的礼学思想

人们通常因《老子》第三十八章的内容,将老子视作反礼的代表人物。但是,礼有形式与内容(即礼之文与礼之质)两个层次。从《老子》文本看,老子所反对的是礼的形式,而不是礼的内容。他重视“质真若渝”的礼之质,拒斥生活中的种种装饰、种种疯狂。他对“因名而知止”的交往理性的强调,对“慈、俭、不敢为天下先”的礼学精神的阐发,都表明了他的思想与礼学之间有着深刻的一致性。     

司马光礼学思想初探

司马光不仅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和哲学家 ,同时他还应该算是一位重要的礼学家。他的礼学思想在其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是其政治、史学和哲学思想的最根本的出发点。司马光的礼学思想主要有三大基本特征 :一、强调以礼治国 ,重视礼的社会作用 ;二、重视民间家礼 ,强化宗族观念 ;三、兼顾古礼俗礼 ,缓步革新礼制     

三礼馆与清代学术转向

学术发展既随世运推移而变迁,更在变迁中为时代走向注入新的特质。作为集传统学术之大成的清代学术,即在汉唐经学、宋明理学的嬗变中,经由清初迨及乾嘉,以知识界对传统经典的回归取向为标志,实现了由理学返抵经学的学术转型,遂在反向层面上拓展了传统学术的更新进路,从而彰显出有清一代学术的鲜明个性。而在此转型过程中,乾隆初叶清廷诏开三礼馆这一政治性学术活动事件,确然担当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     

中国礼学文化的嬗变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题词"礼",能超过"理","礼"的含义很广泛。由孟轲性善论生成仁、义、礼、智,有类于康德始终坚持在他的先验纯粹理性和彼岸实践理性中阐释他的先验道德论。荀子礼、法相融合是儒家礼学的创新和转型,传统礼学在宋代理学的实践层面上能找到。清代以戴震为代表的"新理学"是情感哲学,情感哲学向礼学的转变,有其内在的必然逻辑。看一看礼学文化的历史嬗变,对理解现代社会的若干定位很有启发。     

论荀子礼学的规范诉求

仁学是儒家关于个体(圣人)的精神空间的理想设计,礼学则是儒家关于群体精神空间的规范设计。荀子把礼看作是个人修身的根本和维护社会等级以及治国的根本,突显礼的规范作用。如果说孟子以性善论说明了人履行仁道的可能性的话,那么,可以说荀子以性恶论说明了以礼义规范人的行为的必要性。性善论强调自我完善的内在根据,突显自律原则,倘若没有他律约束,容易流于空疏;性恶论强调规范约束的必要性,凸显他律原则,倘若脱离内在自觉,容易导致强制而难以推行。二者相互补充,共同奠定了儒家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     

试论张载的礼学思想

张载的哲学体系中有着丰富的“礼”学思想,“以礼为教”和“精思力践”是他把传统“礼”学思想向实学方向转化的主要方式,从而完成了他把礼仪思想融入现实的需要之中,努力地实现着他济世宽民的政治理想。     

周代籍礼“风土”考

《国语》所载周代"籍礼",是一种具有巫术特征的礼仪活动。其意义是疏导土壤中的阳气,使之顺利地播散。籍礼中,以瞽为首的乐官们所从事的"风土"活动,并不是韦昭注所以为的观察土壤中的气脉,而是通过乐舞鼓动风气,帮助土壤中的气脉顺利播散。它是这一土壤巫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中叶两淮私盐及其个案分析

微观研究表明,有清一代,两淮私盐在不同历史时期往往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以清政府从强盛走向没落的清中叶为例,从乾隆、嘉庆至道光年间的一百多年时间里,两淮私盐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从时间上看,如果我们把这三个历史阶段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那么私盐的发展脉络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三步走：即乾隆年间私盐的起步、嘉庆年间私盐的发展与道光年间私盐的泛滥成灾。清中叶两淮私盐这种递进式的发展过程,众多的私盐个案给了我们清晰的印证。     

明代考据学复兴与晚明学风的转变

从中国学术史的发展背景看,明代中晚期考据学的复兴与清代考据学在时间的衔接,学术思想、治学方法及学术成果的继承与发扬上,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对这一时段考据学思潮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明中晚期考据学复兴过程中,一些学者批判宋明理学的流弊及空疏学风,倡导怀疑和求真精神,用实证考据的方法从事学术研究,对明清之际学风由虚向实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清代团练问题研究述评

清代团练作为一种基层社会控制组织 ,一直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在以往的学术成果中 ,国外学者多从地方军事化方面予以探讨 ,而国内学者则多从政治制度史、军事制度史方面进行研究。近年来学者用力较深的内容 ,涉及到团练与地方社会结构、团练与地方基层组织、团练与基层社会控制等 ,拓宽了研究领域 ,并融入了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形成了多学科交叉运用的趋势。但是 ,清代团练研究也有一些缺陷 ,如整体性研究缺乏 ,微观性研究失衡 ,史料有待于挖掘和整理等。克服上述缺陷 ,并且加大相关理论分析的力度 ,这将成为团练研究走向深化的应有之义。     

汉宋诗经学的异同

汉、宋诗经学在说诗体系上的不同体现在四个方面：在文本阐释上,诗汉学主张依《序》说诗,诗宋学主张求诗本义;在文本性质上,诗汉学认定《诗三百》为政治美刺诗,诗宋学则认定其为一般抒情诗;在对“赋比兴”之“兴”的认识上,诗汉学取义,作道德和政治比附,诗宋学则不甚取义,将之认作文学修辞的方法;在《诗》之用上,汉儒重视其对个人行为加以外在规范,宋儒则重视其对个人内在情操的陶冶。     

春秋时期传统礼治与法治思想的孕育

春秋上继西周、下启战国的过渡性质使其社会思想的表现极为复杂。春秋时期,不仅社会上涌动着以礼外交、以礼治国、以礼修身的传统礼治思潮,人们对传统礼治所表现出来的内部矛盾,即礼之实与礼之仪的相互脱节也发表了批判性意见。为实现“天下国家可得而正”的礼之实的政治目的,一些政治家甚至摒弃了虚而无用的礼之仪。在其政治实践中,已初步具备后世法家的法治萌芽。     

清代语言理论

清代小学家虽弱于理论,但也思及不少语言理论问题,只是未对自身的认识作系统的归纳整理,文章分为九个部分,探讨了清代小学家对以下诸问题的看法有声语言和书面语言的关系;语言文字的起源;语言演变(特别是音变);语言共性;标准语与地方语的关系;汉语汉字与异族语言文字的差异;汉语语法;语言本质,语言与思维;研究对象和领域划分.     

清初中俄两国外交接触中的礼仪之争

清初中俄两国在黑龙江流域的军事冲突因礼仪之争不但未能缓解,反而雪上加霜。礼仪之争严重影响了早期中俄关系的发展,但也促使双方采取积极措施,从而加快了双方文化沟通的进程。     

清初词学的话语建设

清初词学的话语建设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在话语建设方式上 ,或是沿用宋明词学话语 ,或是将宋明话语予以重新阐释 ,或是借鉴诗学中的有关话语 ,或是从创作实践中提炼出有关话语 ,而每一话语的提出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是在理论论争或批评实践中逐渐成熟起来的     

清代岭南越台词社考论

越台词社是岭南词史上最重要的本土词社。词社成立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二月,共举行了五次雅集。主要成员有谭莹、陈澧、陈良玉、沈世良等九人。越台词社与山堂词社并非同一个词社。词社的创作风貌属于"清空"一体,成员有共同的艺术趋向。另外,社课中的"词史"之作有重要的价值,亦值得关注。越台词社促进了岭南词的发展,在岭南词史上有特殊的词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