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作为现代文学传统的新诗艺术系统

中国现代新诗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由各种要素根据某种轴心原则结合在一起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开放的艺术系统。根据中国现代社会及文学发展的历史特点 ,这一轴心原则可概括为“反映现实、变革现实” ,围绕这一轴心原则形成现代新诗的外沿结构则包括现代新诗的创作方法、风格特征和审美效应等。现代新诗作为艺术系统已构成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重要内容。     

"文口融合":周作人的"新诗情结"所系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些写过新诗,研究过新诗,但最终没有成为诗人的作家,他们在其他文学形式的写作获得很大成绩的同时,依然关注着新诗的命运与发展,形成了所谓新诗情结,而这些情结往往又集中于新诗发展的关键问题——诗歌语言变革。周作人就是一位这样的作家。本文着重考察周作人的诗歌文学活动,论析他的以文口融合为中心的诗歌语言理论创见和艺术实践,试图从中透视他的探索对于破解新诗艺术发展难题的启示意义。     

雕塑新诗——从意象组合上看李金发诗歌创作的独特性

李金发在中国现代艺术和新诗创作方面,都是开风气之先式的人物。他是中国在国外学习雕刻艺术并进行艺术实践的第一人,是把西方的象征主义诗歌引入到中国的第一人,同时又是进行象征主义新诗创作的第一人,在现代文学和艺术领域都有着不可撼动的重要位置。在他独特的诗歌世界中,其意象的呈现颇具特点,从意象的角度对其诗歌进行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朗诵诗理论探索与中国现代诗学

中国现代新诗史上 ,朗诵诗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 ,新诗大众化诗学将朗诵诗作为新诗发展最重要的方向加以提倡 ,并逐步泛化为一种主要的新诗艺术的衡量标准。一些纯诗诗学的追求者如沈从文、梁宗岱等则对此提出质疑和不同意见。围绕着朗诵诗展开的诗学探求和论争 ,反映了两种诗学的长期对立与竞争、交错与纠缠 ,也体现了二者对于中国新诗前途的不同理解和思考     

论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的"纯诗"追求

本文认为,中国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提出了"纯诗"的主张,强调新诗的本体地位,坚持在感情世界与哲理殿堂中挖掘诗,创立有意味的现代自由体诗形,在"化古"与"化欧"的完美结合上,创造纯粹的现代诗歌.现代诗人对于诗歌"纯粹化"的寻求,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中国新诗艺术的精进和成功.     

九叶诗派:中国新诗历史综合的界标(下篇)

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进行历史综合的过程.综合,这是构建中国新诗的唯一途径.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中国新诗从其诞生之时起就面对和承受了众多的新东西和旧遗产,处于各种力量的碰撞冲击之中:西方文化与民族文化、现代意识与传统精神、诗的个性化特征与诗的普遍性规范、诗美诗艺的追求与诗的社会责任的承担……这就决定了中国新诗不可能把对任何单一的思想或艺术要素的孤立追求作为构建中国新诗的途径,而必须进行综合.这种综合,不是简单的新旧折中或中西调和,而是在中外古今诗歌的交汇相通点上,熔铸进时代精神、民族风韵与个性特征,以创造中国式的现代新诗.在中国新诗三十年发展中,思潮流派的每次更迭都具有综合的意义,同时又是为更高的综合进行积累的准备.九叶诗派崛起之时,由于中国新诗已积三十年之丰富实践,各种思潮流派均已交替呈现,各种诗歌实验也都得失俱见,这就为它提供了较前更为广阔丰厚的综合基础.     

闻一多新诗美学的理论构架述略

闻一多是一个富有开拓精神的艺术改革家。他革新了新诗的价值观,将新诗“纳于艺术之轨”,刷新了一代诗风,推动新诗走向成熟的新时期,完成了中国新诗史上的一次重大的美学变革。徐志摩说:“一多不仅是诗人,他也是最有兴味探讨诗理论和艺术的一个。”     

中国现代新诗的诗体建设问题

中国新诗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是诗体建设的形式问题,新诗作者普遍滥用自由,导致新诗文本的浅白、啰唆和枝蔓芜杂。因此,新诗作者应有意识地向中国古典诗歌学习,强化形式意识,注重新诗诗体建设,从而有效地提高新诗的整体艺术质量。     

论梁启超诗学理论与中国诗学的现代转型

梁启超的诗学理论与中国诗学的现代转型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其早期诗学理论主要围绕诗歌创作如何创新,从意境、语句、风格三个方面阐述,在导引新风的同时蕴含着理论危机;其后期诗学理论中对审美主体的关注、对情感表现的倡导、对文言白话的比较和对新诗艺术的阐释等方面,均凸显出他对中国新诗发展中存在问题的思考,对中国诗学理论的现代转型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新诗的现代意识与母语意识

20世纪末,新诗在冲破封闭的传统与极左政治文化的僵局中,尤其是八十年代后期“后新诗潮”对诗本身的冲击,导致新诗本来就很脆弱的形式,其汉语言艺术更加黯然失色.新诗陷入有魂无面的邋遢境况,其根由是失去母语意识的现代意识所致.新诗建设,归根到底就是对母语的探寻.新诗的语言形式,离不开汉语的特性,新诗形式的创造是现代汉语诗意的创造.几千年的古代汉语诗歌提供了重要资源,有助于现代汉语诗意结构的探索与创造.     

审美态度与审美诱导

审美活动的发生是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双向的作用。表现在主体则为审美态度,表现在客体则为审美诱导。审美态度与工作态度的功利性(意志)、科学性(理性)相对立,审美态度是非功利的,感性的。功利悬置是审美态度产生的前提。审美客体的作用在审美诱导。就自然审美来说,奇与险的风景具有极大的审美魅力。     

心象力与审美教育——培育审美心象思维美德

新时代世界开发出在理念世界与现象世界中真正综合的心象世界。审美教育以体验提升审美心象力①及培育审美心象思维。审美教育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能以心象力开展美育活动,将自身融于自然,发现自然之美,而且以自然之美为出发站探寻人类的社会美。审美心象力推动审美心境及培育审美心象思维不仅在自然之中,而且于人类社会生活之中。也可以说,人类将自然赋予的美融于社会生活之中,推动培育具有美德价值的心象力及美好生活中的具体心象感及心象思维。     

审美经验与公共领域的审美建构

公共领域的审美交往是自由和谐、理性批判与情感表达有机相融的理想状态.审美化的介入与渗透成为当前公共领域的重要背景,“审美经验”在其中更是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审美经验的社会共通性成为联系公众的心理纽带；审美经验的社会交往性有助于舆论共识的形成；审美经验更像一层富有弹性的保护膜成为公共领域批判性的缓冲剂.审美经验成为超越现代社会分化局限的伦理资源,以及社会利用和争夺的潜在公共精神资源     

审美价值与存在的自我--莫里茨·盖格尔美学思想研究

莫里茨·盖格尔运用现象学的方法建立了价值论美学。盖格尔对审美价值的研究,首先是把审美价值从正在进行体验的主体之中孤立出来,对其构成成分及其价值模式进行阐述,以便寻找审美价值的客观性依据,以此去反对美学中的心理主义。然后再关联到主体的深度层次去论述审美价值的主观性,审美价值主观性的含义是:艺术作品只是为了人们才存在,美只存在于它与体验它的人类的关系之中,只是对于主体、对于自我的体验,艺术才具有意味。     

论审美乌托邦

怀疑论美学认为在现代文化语境里 ,我们必须意识到重建审美乌托邦对于提升主体精神的重要意义。而重建审美乌托邦就逻辑地包含着审美拯救和艺术拯救两个方面 ,借助这种拯救策略 ,可以建构适应历史发展的新型人文精神     

《江格尔》审美意象的认知美学考察

作为流传至今的活形态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在历代江格尔奇的传唱、创作之下,结构设置、人物形象、审美价值日趋完善,现已成为研究古代蒙古族审美心理及审美文化的重要文本。《江格尔》中所呈现的独具民族特色的审美意象,如:马、太阳、月亮、兵器、色彩等构成了蒙古族审美心理及民族审美特征的重要内容。运用认知美学的相关理论,从科学美学的角度来分析这些审美意象,可以清晰地呈现蒙古族独具特色的民族审美意识、审美文化以及其背后的深层审美发生机制。     

作为审美客体的学术论文的审美特征

写作、编审、阅读学术论文都是一个审美过程。作为审美对象的学术论文,是作者理性思维 的一种美的结晶,其审美特征主要表现在科学美、形式美和语言美三个方面。     

王夫之的美学思想与中国古代美学传统

过去的学者往往以王夫之的诗论为限来概括他的美学体系,这是不妥当的.只有将王走之的主要美学思想放在中国古代美学传统的大背景下来考察,才能见出其真正的美学思想体系.我认为,王走之吸收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美学思想的精华,又批判地继承了道家和佛教的美学思想,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易简、现量等美学观念,并将它们辩证地结合于其诗论、乐论和审美教育论当中,形成了一个充满辩证精神的严整的美学体系.     

典籍英译的美学思想与译者的审美取向——以《茶经》《续茶经》英译为例

大连理工大学典籍英译研究所姜怡、姜欣两教授以《茶经》《续茶经》英译为研究个案,从美学视角分析译者怎样把握“美译”的内涵。探究典籍英译的美学思想和译者在翻译实践过程中的审美取向,不难发现,译者选用或清新、或朴素、或凝练、或俭约的语言在译文中重现了原文的词句美、音韵关和篇章美,塑造了茶典籍英译的独特韵味。     

论审美体验

体验是美学,尤其是艺术美学中的核心问题,是贯穿于创作、欣赏、消费及传播之始终的精神活动。每一种体验都是在生命的连续性中产生,并且共时性地与其自身生命的整体关联。体验的操作具有明显的回溯性和超越性:既是对生命的返回,又是对生命的超越。审美体验在建构艺术的价值和意义的同时,在更高的程度上,也确证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