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华西浸礼会在四川地区的传教活动

华西浸礼会是近代基督教在四川的较大派别之一.它于1889年传入四川宜宾,经过曲折的发展,建立起宜宾、乐山、雅安、成都四个传教区.1908年组成"中华基督教华西浸礼议会",简称华西浸礼会.该会除积极传播福音、吸收信徒外,还大办教育、医疗事业,对四川地区的社会进步有所促进.本文对华西浸礼会的传教活动进行了梳理,揭示其在四川基督教传教史中所占的地位.     

基督教在近代湖南的慈善事业

基督教在湖南的传播及其慈善活动是近代湖湘文化和中国基督教发展史的重要内容.基督教为了在民风强悍的湖南传教,采用的方法主要是通过开展社会事工间接传教,这包括教会教育和医疗、灾赈、育婴慈幼等慈善事业.这些慈善活动为湖南近代慈善事业的发展起到较大推动的作用,有助于湖南近代化的进程,也是基督教博爱精神的具体体现.     

基督教与四川羌寨早期社会改良

基督教在四川羌寨中的影响历来较为微弱,直至1939年底,中华基督教会成立"边部"开始从事边疆服务,基督教在四川羌寨的活动状况才得到改观.边部在四川羌寨工作的主要内容有:提高边民精神生活的基督教传播;增进边民智识水准的教育服务;试图改善边民物质生活的农业生计服务;希望能解除边民疾病痛苦的医疗卫生服务.这些服务提高了羌民的知识文化水平,在边地产生了移风易俗的作用.边部的宗教事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羌民对基督教的认知,固有的宗教状况开始发生变化.不仅如此,经过边部努力,以前采取各种手段与政府对抗的边民,也逐渐配合政府实施边疆建设与改造.     

近百年间上海基督教文字出版及其影响

近代基督教在华传播 ,文字出版是重要的手段。而上海正是基督教文字出版的中心。墨海书馆、美华书馆和华美书馆、益智书会、上海土山湾印书馆、广学会、中华浸会书局、青年协会书局等是当时教会的主要出版机构。它们在传播西方科学以推动中国现代科技的变革、用白话文翻译圣经等宗教读物以促进中国新文学的发展、编译学校教科书以促进中国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统一术语译名的工作以推进西学引进和中国现代学术规范的确立、编印杂志和创办社团组织以倡导现代学术精神以及为近代中国引进先进的印刷技术等方面 ,对近代中国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清末民初基督教传教士在西南民族地区的宣教活动——以循道公会传教士柏格理为个案

西南地区是基督教宣教活动最典型的区域之一，这与清末民初基督教传教士在少数民族中的成功宣教活动有关。英国传教士柏格理是基督教传教士在西南宣教活动的典型个案，作为基督教循道公会著名传教士之一，他在川滇黔边的苗族地区，积极创制苗族文字、开办教会学校并为苗民伸张正义，使得其传教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功。     

国际基督教工会联合会与早期欧洲一体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作为欧洲压力集团之一的基督教工会通过其国际组织———国际基督教工会联合会 ,以个人活动和参与欧洲机构正式协商机制的方式 ,试图在欧洲早期一体化进程中维护基督教工会和工人的权利及利益。该组织的活动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就 ,但从总体上讲 ,其对欧洲经济政治一体化的影响仍然十分有限     

欧洲中世纪早期的基督教文化

欧洲中世纪的文化是经过日耳曼、基督教和希腊罗马三重文化因素的整合运动,逐步形成的一种共有的基督教新文化。在这一文化构成中,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和蛮族文化,分别提供了理性、信仰和习俗三大基本要素。当未被教化的日耳曼蛮族人接手罗马世界时,不去也无能接纳原已衰落的高度智力化的希腊罗马文化,却接受了具有神秘性的基督教信仰文化,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乡村的“天堂之路”——湖北省荆门市团林镇“基督教”活动调研

本文所谓的"基督教"活动是指信徒自称为基督教的信教传教现象。在探索性研究阶段,研究者不具备分辨真假基督教活动的条件,只依据某些共同的外部特征将它视作一个社会现象进行研究。调研者使用实地调研方式,考察乡村的基督教活动的特点、内容、传教组织形式及基础成员与一般农民的关系,探索该社会现象产生的社会原因及功能,从一个特殊的视角揭示了农民生活及农村社会问题。     

宗教、教育与国权——张亦镜与近代中国收回教育权运动

收回教育权运动是近代中国非基督教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矛头直指传教士所办的教会学校。面对教外人士的指责,以文字"卫道"著称的基督徒———张亦镜"挺身而出",从中国保守基督徒的立场出发对非基督教知识分子攻击教会教育事业的观点进行驳斥:否认教会学校充当了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主张宗教与教育的统一,提出教育主权由教会中华人收回等观点。这些观点具有理性中充满激情、保守中又具开放性的特点。     

基督教对西欧中世纪大学的影响

一般认为现代大学肇始于西欧中世纪大学.在宗教神学占据统治地位、被普遍认为毫无智慧之光的中世纪竟然产生了当代依然是人类最重要的文化集聚、整理、创新与传播的机构和人类的精神家园的大学,乍看起来,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毫无疑问,在西欧中世纪大学的产生过程中,对其影响最大的就是基督教(天主教).从这方面考虑,考察基督教对其产生的影响,无疑是有意义的,并且有助于我们更好的认识现代大学.本文主要从大学精神、大学组织机构、大学人员构成和大学的独立与自治等几个方面论述基督教对西欧中世纪大学的影响.     

“中国教育会”与民国初期教会教育的系统化

民国初期,基督教在华教育事业的系统化趋势逐渐趋于明显。"中国教育会"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鼓励课程和考试的统一;加强教会学校的联合和协作;促进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机构的合作。     

近代中国基督教大学学科设置演变考察——以华中大学为个案

近代中国基督教大学在数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其学科设置有一个演变过程。本文以华中大学为考察个案,探寻其各个时期的学科设置情况,并从中分析华中大学学科设置的特点以及所映照的教育理念。以此可以看出,中国近代基督教大学普遍经历了一个从最初为教会服务,到逐渐把自身看作中国社会的一部分,并自觉地承担起知识创新、社会服务和政治参与等责任的历史过程。     

基督宗教对景颇族教育的影响分析——以云南等嘎村为例

跨境而居的景颇族，是我国西南少数民族中信奉基督宗教的一个重要民族。基督宗教在部分景颇族地区民众的生产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从清末民初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今天，基督宗教始终对景颇族教育产生着影响。     

基督宗教对苗族教育的影响分析——以贵州石门坎为例

石门坎是基督教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成功宣教的第一个据点。以此为基点，基督教延伸到滇东北、滇北、黔西北和川南的苗族地区，使该地区成为基督教在中国少数民族中最大的根据地。在基督教的影响下，石门坎苗族教育曾取得巨大成就，如今，基督教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当地苗族教育的发展。     

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学的价值建构

基督教文化精神可以为当代中国文学的价值建构提供一种有效的参照。基督教文化不仅仅是“罪感”文化,更是“爱感”文化,它的“博爱”之情与“谦卑”之心有助于提供一种接近于文学本质的“博爱现实主义”;基督教文化是“普世”性文化,它的“普世观”有助于提供一种走出中西对峙模式、实现文化融合的依据和思路;基督教文化对弥漫全球的“后现代”思潮作出了神学回应,力倡一种“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有助于提供一种后现代主义发展的新向度;基督教文化不是律法性的“审判”文化而是恩典性的“赦罪”文化,它的宽恕与宽容有利于提供一种切实促进文学繁荣发展的宽容性批评原则。     

救 赎 的 深 度——莫运平的《基督教文化与西方文学》所施与的意义

莫运平的《基督教文化与西方文学》是一部关于西方文学救赎与被救赎的文本。具体而言,该文本提出并回答了两个相关的问题：西方文学的元拯救问题;基督教与西方文学的意义连接问题。在文本中,基督教文化成为了西方文学的本体论基础。     

基督教大学中国化的早期尝试

自基督教大学诞生之日起,"中国化"进程即亦启动:校名的沿革表达了教育传教士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沟通的期望,"中西合璧"的建筑式样反映出对中西文化强烈的折衷主义色彩,"中西并重"的课程设置更是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化"的办学理念.然而,在其早期(20世纪20年代以前)发展过程中,面对"西学东渐"的时代大潮,基督教大学不得不进行自我调适而表现出浓郁的西方色彩.     

《沉默》在近代日本基督教文学中的地位

日本的基督教文学在经历萌芽、发展过程后,已在近代日本文坛中占一席之地,并涌现出许多优秀的作家和作品。远藤周作的代表作《沉默》可以说是其中的一枝奇葩,因作品的主题具有广泛的普遍性而得到世人的认可和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