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卑的孤独者——试论郁达夫的人生体验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

文艺心理学认为艺术是艺术家个体生命体验的转换状态。主张＂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的郁达夫,其小说中表现出来的孤独、自卑、漂泊之感并非无病呻吟,而是通过＂自叙传＂方式将个人对于生活的深刻体验重现于其小说世界中。拟以郁达夫小说创作的生涯为时间轴,分三个阶段来分析其小说创作中体现出来的孤独、自卑、漂泊等人生体验,以此揭示郁达夫小说与人生体验之间的内在联系。     

论郁达夫的“隐逸”

隐逸,是郁达夫最典型的人格特色,几乎囊括了现代隐逸的各种形式。他＂隐于自然＂,认为欣赏自然,欣赏山水,就是人与万物调和,人与宇宙合一的一种谐合作用。他＂隐于酒色＂,几乎把＂酒色＂当成了他的精神家园。他＂隐于书斋＂,读书、买书、藏书、著书成为他终其一生的爱好。他＂隐于宗教＂,作品中时时流露出淡泊出世、放达超俗的佛道意识。他＂隐于死亡＂,在＂杀身成仁＂的民族大义中实现了生命的完满与超越。在郁达夫的＂隐逸＂中,＂隐于自然＂和＂隐于酒色＂是其最突出的表现。爱欲和自然构成了郁达夫小说中人物生命的两极。     

论郁达夫的译者主体性在翻译选材上的体现

翻译选材是个复杂过程。译者主体性的内部因素与其外部因素共同影响着译者的选材。作为声称＂非我所爱读的东西不译＂的译者,郁达夫选择了他最爱的德国小说;作为创造社的主要成员,他践行着该社译介浪漫主义作家作品的翻译选材策略;作为新文学草创期有责任感的普通翻译从业者,他自觉顺应了主流翻译选材趋势,选择了爱尔兰等被压迫民族的作品。郁达夫在翻译选材上充分彰显了其译者主体性。     

论鲁迅日记与郁达夫日记的异同

鲁迅和郁达夫都强调日记写实的重要性 ,但在日记的内容和文体风格上呈现出巨大的反差。鲁迅对国家和个人生活中的许多大事在日记中不记或者仅隐隐提及 ,而郁达夫则详尽地描写自己的所见所闻。鲁迅的日记简洁明快 ,郁达夫的日记优美抒情     

李如圭《仪礼集释》申注特色探析——李如圭礼学研究之解经学考察（二）

在宋代《仪礼》学研究史上,李如圭的《仪礼集释》是一部重要的纂集体著作。该书在全文据录郑玄《仪礼注》的同时,又增设＂释曰＂部分,或是对《仪礼》的某些经文加以阐释,或是对郑玄的某些注语加以笺识,突出反映了李如圭在《仪礼》研究方面的具体创见。通过对这些＂释曰＂申注类释语的剖析,可以发见,无论是在对郑《注》语词的释注方面,还是在郑《注》礼经仪文节度训释的申解补充方面,也无论是在先秦儒家典籍的语料引证申注方面,或者是在郑《注》校勘语料及其语词的释音申注方面,李氏《集释》都形成了自身独到鲜明的申注特色,在整个《仪礼》学史上占据了一定的重要地位。     

余华：生命悲剧的冷峻凝视——论余华小说及其文学史意义

余华作为小说家的最突出特色是对生命悲剧的深切领悟。他是一个激进的怀疑主义者,能够将现代主义文学范式融入自己的生命体验之中,穿透世界的繁华、庄重,揭示生存的阴郁、黑暗和苦难是他的擅长。《十八岁出门远行》呈现了余华小说的典型结构：世界的暴力本质及人的生命悲剧。起初,这种结构以血腥、暴力为轴心,从《活着》到《兄弟》却将这种结构表现得更丰富、复杂。余华的意义就在于把这种现代主义文学结构融人中国新文学之中。     

郁达夫新马时期的文艺思想

郁达夫新马时期文论着重阐述关于文艺与社会的关系、文学创作艺术性等问题的观点。他对文艺的本质与功用、创作主体的社会性等的论述带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特征,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其新马时期文艺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郁达夫认为,抗战时期任何文艺家都不可能置身于时代潮流之外,文艺创作要尊重文艺自身的规律,注重文艺作品的艺术表现,并从创作主体、体裁与题材的选择以及艺术美的表现等方面进行论述,旨在提高抗战时期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质量。     

1921年的郁达夫与佐藤春夫——中日文学史上的一个生动而真实的断片

1921年是郁达夫与佐藤春夫相识的前一年,是已经成名的佐藤春夫的休整期,却是郁达夫从一名学生到作家的重要转型期,也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文学社团——创造社成立的时期。两人在这一年的文学活动和生活状态,展示了日本文化对创造社的影响,更折射出20世纪20年代中日文学界的种种状况。     

超越悲剧的人生思索——《红楼梦》开篇三个神话的寓意

《红楼梦》开篇“补天”、“还泪”以及“太虚幻境”的三个神话，具有一种“幻境迷离”之美。这不仅仅是因为政治原因使得作者不得不借虚写实，更重要的是这三个神话透射着深挚的现实关照和深刻的人生哲思，体现了作者对社会、爱情、人生以及生命的深沉探索，也是其矛盾情感世界和真实人生体验的艺术再现。     

郁达夫早期文艺观的现代性超越

文艺与生活之间的关系历来都是文艺评论家讨论的首要话题，现代作家兼文艺理论家郁达夫从生命创造的艺术冲动、文学的内倾向、文艺美学自律性、社会功能等角度，对文艺的本质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艺术就是人生，人生就是艺术”的观点，包含着文学现代性的因素，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郁达夫:终生追求美的诗人

郁达夫是一个终生追求美的诗人。这一个性心理表现在他追求作品的艺术美、偏嗜女性美和沉迷自然山水美三个方面。郁达夫对作品艺术美的追求是对其在早年生活经历中形成的自卑、孤独和忧郁心境的补偿和超越,这不仅使他以“美”作为创作的标准,而且使他在生活中时时处处追求“美”:偏嗜女性美是对“诗意”的女性的审美追求,沉迷自然山水美是其审美追求在生活中的泛化。     

从《北京人》看曹禺对契诃夫戏剧的借鉴

在《北京人》的创作中,曹禺成功地借鉴了契诃夫戏剧创作的经验。主要表现在：一、不再用奇特的事件去写悲剧,而采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写了一部讽刺喜剧。二、成功地塑造了几个本性善良却不能适应生活的喜剧人物。三、人物之间的外部冲突明显减缓,人物内心的冲突得到强化,内在戏剧性有所突出。在借鉴外来经验的同时,仍保留了自己的创作风格和民族特色。     

绝望深处的笑声——论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

作为余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带给人们的并不仅仅是历史的沉重和悲凉,也不仅仅是成长的恐惧和绝望,还有一幕幕滑稽与荒诞的反抗、一次次幽默与夸张的嘲解。正是这些浸满泪水的“笑声”,使它摆脱了对历史苦难的简单控诉,并呈现出“黑色幽默”的审美特质。文本分别从其精神意蕴、叙事方式以及语言等方面,分析了它所具备的黑色幽默之特征,并进而指出了这种审美追求在余华后期创作中的重要意义。     

家国旧情迷纸上，兴亡遗恨照灯前——陈三立“崎庐诗”主题思想研究

陈三立“蜻庐诗”是由历年省墓述哀诗组成，但它已超越了单纯的悼亡的含义，而具有特殊的“感兴”。组诗主题由父子之情述及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进而拓展到家父君国、兴亡遗恨的体认，透视出历史与现实的人生大关怀。在“家国旧情、兴亡遗恨”的主题下，情庐诗的悲感更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彰显了义宁家族精神传统中“国身通一”的思想。     

“他者”观照下的超越——郁达夫自叙体小说与日本私小说的关系

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绕不过去的存在,他对现代文学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尤其是"自叙体小说"的创作。郁达夫受到"私小说"的影响,但由于时代和社会的原因,又使得他超越私小说,形成自己独特的创作个性与风格。本文意在通过对郁达夫与"私小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探讨与阐释,为郁达夫研究提供一个向度。     

“跨有荆益”与“天下有变”———论《隆中对》的战略及其实施简

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对刘备的发展提出了两层战略：一层是前期战略,旨在夺取荆州,进而入蜀,跨有荆益;另一层是后期战略,包括宛洛、秦川二策。但是这一举措本身就存在诸多问题：一方面,前期战略因为孙权对荆州的战略意图而困难重重,“跨有荆益”之策因为刘备的割据心态、关羽的莽撞和诸葛亮的人微言轻而失败;另一方面,后期战略的触发,依赖于“天下有变”这一条件。诸葛亮“天下有变”所指应为曹操势力内部士人群体发生的叛乱,而其根据并不充分,后来也未被诸葛亮坚持,加上诸葛亮晚年性格的巨大变化,使得《隆中对》的后期战略从条件到精神都无从实现了。     

论欧阳修对白居易的接受

欧阳修与韩愈的关系已被反复论述,而他与白居易之间的关联则较少为人所提,实际上欧阳修踵迹宋初王禹僻的努力,继续积极效法白居易。生活方面,他积极实践白居易式的闲适生活,沉浸在对各种“乐”的享受中,摒弃悲怨愁苦的传统贬谪态度,更倾向于白居易式的乐观旷达,这对北宋士人精神的形成不乏重要的示范作用。诗歌创作方面,欧诗呈现出的平易畅达风格与他兼学白居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白居易的平易诗风、讽谕精神、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等特征经过欧阳修大刀阔斧的诗文革新融入了宋诗的骨髓中。     

论余一鳌词

余一鳌是清代词人之一，一生体弱多病，淡于名利，感一生命途多舛，每发为词章。词的内容大为羁旅行驿之劳顿，天涯倦客之思乡，而且多表达身世愁怨之情。就其词创作特点看，受常州词派影响较大，在技法上常活用前人诗词句，尤其化用李清照词句较多。因一生苦难重重，晚年于佛道思想中求解脱。     

余秋雨言说的文化人格与浙东地域文化

余秋雨文化散文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对历代中国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检视与发掘,对当代知识分子健全文化人格的呼唤。余秋雨言说的知识分子文化人格汲取了浙东地域文化的精神元素。讲究经世致用、追求实事实功是浙东地域文化的核心精神,余秋雨的人生设计和生命选择中承袭了浙东地域文化的核心精神,余秋雨对强健人格的看重和对知识分子驾驭现实人生能力的强调都具有浙东地域文化的因素。     

傅玄诗歌情感处理方式及艺术手法评述

傅玄诗歌很少直接抒发个人情感,而是多用代言体,且往往堆砌意象,侈陈物色,从而冲淡了诗歌的情感。这种“力柔”的倾向,其实也是整个西晋诗歌的共同倾向,呈现出西晋时代精神的苍白和柔弱。同时傅玄注重诗歌艺术手法的创新,这正是西晋诗歌共有的“采缛”的时代风气。傅玄的文学观念,不是僵死的、呆板的,落后的,而是在模拟中追求创新,在继承中力求突破,具有开放性和创新求变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