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运熙的《文选》研究

在《文选》受到冷落的特殊年代,王运熙先生的《文选》研究提高了《文选》的地位;对于《文选》成书研究,他与杨明实际上推翻了长期为现代《文选》学研究所信奉的"窦常说",为实事求是地研究《文选》成书时间做出了重大贡献。其对《文选》与《文心雕龙》、《文选》与《诗品》关系的研究,通过排列三书所列作品的一致性来首肯《文选》,开新中国成立以来《文选》与《文心雕龙》《诗品》相互关系研究的先河,为学界提供了研究诸书与《文选》关系的范例,具有方法论意义,产生了巨大的学术影响。     

读张松辉先生的《老子研究》

张松辉先生是近十年来在道家文化研究领域取得丰硕成果的学者之一。围绕道家道教文化课题,张先生出版有《汉魏六朝道教与文学》、《庄子考辨》、《唐宋道家道教与文学》、《元明清道教与文学》、《儒释道与文人》、《先秦两汉道家与文学》、《庄子疑义考辩》、《庄子研究》等多部学术专著,同时还出版了《老子译注》、《新译冲虚至德真经     

唐写本《玉篇》中的《字书》

唐写本《玉篇》大量引用《字书》,在内容方面,《字书》与《说文》存在一致性,也与《经典释文》、《五经正义》、《一切经音义》等唐代文献所引《字书》存在一致性,唐写本《玉篇》中的《字书》即吕忱《字林》。《字书》、《字林》同实异名,这与有关史书载《字书》而不载其撰者姓名以及顾野王称《字林》为《字书》有关。     

先《传》后《经》辨--论《左传》与孔子《春秋》之关系

《左传》与孔子《春秋》的关系,是学术史上一桩难以解决的公案。探讨《左传》的身世来历, 理清《左传》与《春秋》的关系,证明左丘明《左传》先于孔子《春秋》而成书,孔子《春秋》依据《左传》而撰 成,提出先《传》后《经》的新见解。     

《韩诗外传》与《荀子》用《诗》之异同

前人多笼统言说《韩诗外传》与《荀子》之间的诗学关系,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以《韩诗外传》和《荀子》所用之“诗”较多相同为证据,推论二者在《诗》传上之关系等问题。而通过对《苟子》与《韩诗外传》在同一语境下用《诗》情况的微观考察可见,《韩诗外传》用《诗》与《荀子》大异而小同。同时,就著作目的而言,《荀子》为立说而用《诗》,《韩诗外传》为解诗而引事、引理。而就具体每一处用《诗》来说,《韩诗外传》与《荀子》类似,体现出以诗证事、以诗证理的特征。     

司马迁与《春秋》学之关系论

司马迁与《春秋》以及《春秋》学之间的关系是《史记》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内容。《春秋》是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文化范本,两者之间的关系集中在四个方面:其一,司马迁与《春秋》学的关系;其二,《史记》与“春秋三传”的关系;其三,孔子获麟一事对司马迁撰写《史记》有启示作用;其四,司马迁与“春秋笔法”的关系。上述四个方面拧结在一起,遂构成了司马迁与《春秋》以及《春秋》学的关系。     

宋翔凤《论语说义》的特色与公羊学解经的新发展

清代常州今文学家宋翔凤先著有《论语纂言》,后又“别录私说”为《论语说义》,从传统考据学转出,发挥孔子微言大义并形成系统的士大夫之学;以《春秋公羊传》贯通《论语》而阐发“性与天道”之说,又以《周易》《老子》会通《论语》并推论孔、老同源于《归藏》之《易》。宋翔凤之群经互证与焦循等人将《论语》《孟子》与《周易》互证有所类似,但独特的《论语》与《老子》互证则走得更远,故《论语说义》虽有穿凿附会之嫌却也体现了《论语》文本的开放性以及公羊学解经的新发展。     

楚辞类作品与《庄子》

屈原的辞作与道家《庄子》关系较深,其《离骚》、《天问》及《招魂》、《渔父》、《远游》等作品,从思想、观念到艺术,都程度不同地受到过《庄子》的影响。作为楚辞变体的宋玉赋,既有浓重的骚影,又以《庄子》为嚆矢,其《风赋》、《神女赋》等作品,都与《庄子》中的相关描写存在明显的渊源和继承关系。作为楚辞余响的汉代骚体赋,既模拟楚辞,又与《庄子》关系密切,贾谊的《吊屈原赋》、《鵩鸟赋》,班固的《幽通赋》,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庄子》的思想,并袭用、模拟其文辞。     

《五臧山经》系先秦自然资源著作考论

《五臧山经》简称《山经》,与《海经》共同构成了今本《山海经》。关于《山经》的性质,尚未见到专门讨论。长期以来,人们把《山海经》的性质视为《山经》的性质,然而关于《山海经》性质的多种说法,都难以与《山经》的实际内容相符。《山经》本是一部独立的著作,对其性质需进行独立的研究。从《山经》的书名、内容、编著意图与编著的历史文化背景等方面详细考察,可知它是先秦时期一部内容丰富而又系统的自然资源著作。《山经》与《周礼》、《管子》等书的相关内容关系密切:《周礼》设计了对于自然资源的管理制度;《管子》提出了比较系统的自然资源理论,而《山经》则是一部全面系统地介绍自然资源的著作。     

《史记》与《荀子》

司马迁与荀子之间虽然不存在所谓的师承渊源 ,但由于《荀子》是儒家的重镇 ,所以司马迁必然要研读《荀子》 ,从文字上就可以看出《史记》与《荀子》之间有着紧密的学术联系。《史记·礼书》与《荀子·礼论》互有异同 ,《史记·乐书》则与《荀子·乐论》观点相通 ,《史记》在法后王、自然人性论、富民重民等观点上对《荀子》有所吸取     

《段注》与《广韵》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引用《广韵》中大量训诂资料,求证《说文》本字本义,纠正今本《说文》的讹误,力图恢复古本《说文》的原貌,同时用历史的眼光审察《广韵》,把《说文》释义与《广韵》释义进行比照,以《说文》本义为主线来贯通《广韵》中的引申义与假借义以及古今词义的差异,纠正《广韵》的释义之误。     

《柳毅传》的东来与演变为野谈的过程

在朝鲜末期传播的野谈中,《青邱野谈》《东野汇辑》《东厢记纂》等所收录的《李义勇》传奇色彩比较浓郁,与中国唐传奇中李朝威的《柳毅传》有相似之处。本文通过考察《柳毅传》与《李义男》之间的关系,分析《李义男》的演变过程及其内涵,探索《李义男》产生的时代背景,最后指出:《李义男》是在中国唐代李朝威的《柳毅传》的基础上创作的。     

雨果与沈宝基的诗歌创作

以沈宝基的《雨果的哀史》《毛驴的代言人》《诗人的人性与神性》为个案,阐述了沈宝基诗学中的浪漫主义因素与雨果的文艺理论思想的渊源.《雨果的哀史》是《悲惨世界》的微型翻版,《毛驴的代言人》评述了雨果的文艺创作原则,《诗人的人性与神性》则可看作是雨果式的浪漫主义宣言     

黄侃巾箱本《广韵》校勘及其音韵学研究

自清代以来,学者们十分重视《广韵》的校勘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黄侃继承清代传统语言学成就,在《广韵》校勘及其音系研究上开掘甚多。黄侃独特的批校方式,与清儒迥然不同,他把校勘重心放在《广韵》音系的整理上,归纳《广韵》韵类与古韵的关系,梳理《广韵》又音,探寻《广韵》韵字与《说文》的关系,阐释文字孳乳变易过程,努力使《广韵》研究与《说文》《尔雅》结合在一起,使得音韵、文字、训诂融为一体,成为一个系统。所以,黄侃不仅校勘《广韵》,而且通过校勘《广韵》进行音韵文字的综合研究,以探讨《广韵》当时编撰上的问题。文章循此思路,把研究重点放在黄侃与陈澧《广韵》音系的比较上,并就陈澧《切韵考》中的《广韵》韵类与“增加字”等与黄侃批校之关系做了深入探讨,从而全面展现黄侃音韵学之渊源,总结黄侃校勘中之得失。     

今本《中庸》与《五行》都是子思一人所作吗?——兼与梁涛先生商榷

梁涛先生基于今本《中庸》一部分内容与《五行》的思想一致,断定今本《中庸》与《五行》都是子思一人的作品.这一论断值得商榷.今本《中庸》的"自明诚"与《五行》的"行"有着明显的不同,今本《中庸》的"自明诚"是由外在的道德行为激发内在的诚,已达内在主体自觉,而《五行》的"行"尚停留在外在道德行为,缺乏内在主体自觉.今本《中庸》与《五行》的这一差异,说明今本《中庸》与《五行》的思想是不同的,二者并非出自同一个人的作品,而是由不同的人完成的.     

虞《韶》美而仪凤兮——《山海经》舜《韶》踪迹考

刘秀《上山海经表》曰:"《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古史学家考证《山海经》中的帝俊即帝舜。《韶》乐传说与帝舜史迹交织,见于《山海经》帝舜记述。其所记史事与《左传》、《国语》等互通互证。考之《山海经》、《韶》乐为有虞氏代代积累所创,具有虞氏族人特定之精神品质与艺术形式。经《尚书》、《论语》述《韶》,《韶》获得了全新意义,成为华夏民族共同文化传统的重要部分。     

《汉纪》与《史记》、《汉书》比勘举要

东汉末年,荀悦受命以《左传》体即编年史体,重新整理纪传体《汉书》。建安三年,荀悦开始撰写《汉纪》,至建安五年完成。由于《汉纪》据《汉书》而成,乃中国第一部断代编年体史著,故历来不乏探讨两书关系的论著。《汉纪》在史体方面开创先河,但论者鲜有全面探讨《汉纪》与《史记》、《汉书》关系者。其实三书皆记西汉一代历史,而其中所记内容又多有重复,故本文拟通过比勘《史记》、《汉书》与《汉纪》,以补校今本《汉纪》,并据以订正《史记》与《汉书》之讹误。     

今本《大唐新语》非伪书辨--与吴冠文女士商榷

吴冠文《关于今本"<大唐新语>"的真伪问题》一文提出了今本《大唐新语》是明人伪造的观点,这一观点值得商榷。《澹生堂书目》将《大唐新语》与《唐世说新语》分别著录在两个不同的类目,是因为采用了互著法,与真伪问题无涉;《玄赏斋书目》是伪书目,不足为证。宋代类书《太平广记》、《太平御览》等所征引的《大唐新语》在今本中几乎都保存下来了,并没有有意删削的痕迹;今本《大唐新语》与《何氏语林》中所引《大唐新语》不一致,是因为何良俊在引书过程中的删改和失误所形成的。今本《大唐新语》中有与刘肃之后所出书《唐书新语》相同的文字内容,应当是《唐书新语》采用了《大唐新语》,或二者同出一源。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今本《大唐新语》是伪书。     

清代《选》学与20世纪现代《选》学

清代传统《选》学不仅在《选》学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取得了重大成就 ,而且传统《选》学中已蕴涵着现代《选》学的萌芽———整体观与现代《选》学的某些专题的出现。如汪师韩的《选》学整体研究 ,阮元的《文选序》研究 ,朱彝尊的《文选》成书过程研究 ,清代孙梅的《文选》、《文心雕龙》相互关系研究 ,张云王敖《选学胶言》、钱泰吉《曝书杂记》李善注“注例”研究等 ,现代《选》学的诞生实为“旧学新知”与“西学东渐”互相影响的逻辑归宿     

《汉书》的两重性问题溯源

《汉书》在记人述事的过程中将＂实录＂与＂宣汉＂结合起来,从而呈现出两重性的特征。这既是班固史家与史官双重身份的体现,也是由史学之求真与致用的双重本性所决定的。《汉书》的两重性,与《尚书》、《春秋》、《左传》以及《史记》在求真与致用上所呈现出来的两重性是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