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诗歌翻译的中庸之道

杨宪益的诗歌翻译思虑严谨，注重语言的美感，具有自己的特色，“诗体译诗”还是“散体译诗”并不偏执于一端，而是一种彰显了中国传统中庸哲学的调适性选择。杨宪益的翻译实践对20世纪80年代成长的诗人在诗歌语言方面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杨宪益诗歌翻译思想的中庸之道集中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翻译理念追求真、美、善的统一；翻译原则遵循允中的信达观。     

翻译家卞之琳研究

卞之琳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和诗人。卞之琳在诗歌的研究、创作和翻译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为我国新诗的口语化、格律化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所提出的诗人译诗,以诗译诗;格律译诗,以顿代步的翻译主张对我们今天的诗歌翻译仍然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他用诗歌体裁翻译的莎剧,也成为了格律体莎剧译文的代表作。     

卞之琳翻译理论探析

卞之琳是活跃在我国文坛的著名诗人和翻译家,建国以后主要从事文学批评和文艺研究,是我国重要的莎学学者和诗歌翻译理论家,在中国译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不仅对翻译理论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在翻译实践方面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通过对卞之琳的翻译实例进行分析,以更好地了解他在翻译理论上提倡的＂以诗译诗＂,＂信、似、译＂,＂亦步...     

论诗、作诗与译诗之知行合一——试析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特色

作为诗人,郭沫若不但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而且在中外诗论的影响下结合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的见解。作为诗歌翻译家,他就诗歌翻译进行了大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韵译”、“创作论”、“共鸣说”和“以诗译诗”等诗歌翻译理论;在实践上有感而译,作译并举,译诗形式丰富多彩,译诗的音乐性特别强。因此,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具有诗人译诗、知行合一的鲜明特色。     

从新教传教士的译诗看新诗形式的发端

近代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在运用汉语翻译基督教诗歌上,已经做过大量的运用白话翻译新诗的尝试。他们的译诗,是汉诗欧化的最早尝试。我们从这方面的翻译中,可以看到汉诗一步步走向欧化的过程,以及中国诗同外国诗之间的融合,从而形成汉诗新的特点。这种努力到五四之后,成为新诗发展的重要方向。     

《春晓》五种英译本分析——"以诗译诗"还是"以散文体译诗"

中国古诗由于其独特的音律和句式特点,历来是译界的难题.关于古诗翻译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以诗译诗",即保留原诗的风格,特别是韵脚;另一种是"以散文体译诗",即放弃原诗的形式,只传达原诗的意.本文通过对<春晓>五个英译版本的对比,发现"以诗译诗"更能表现中国古诗的美,因此更适合古诗翻译.     

汉英回文的比较与翻译——兼评许渊冲的“不到俄岛我不倒”

回文是英汉语共有的修辞现象,本文通过分析比较汉英回文的异同,说明迴纹诗是汉语特有的重要诗文形式,英语回文属于字母游戏或单词游戏,并提出汉语迴纹诗的翻译原则:诗译迴纹诗,译诗不译"回";英语回文的翻译原则:回文式翻译作为试探,回文形式的放弃是翻译不可避免的损失。回文图诗属于艺术品,在译文中无法完全再现,其回文形式的放弃或大部放弃是翻译本身因文字不同等多种原因局限的结果。     

在译诗与新诗之间的思考——读熊辉的《五四译诗与早期中国新诗》

《五四译诗与早期中国新诗》一书以界定五四译诗的时代特质为切入点,不仅将翻译诗歌研究的注意力放在语言和技巧层面上,还从翻译对诗歌文本的选择、传播、接受和影响等重要问题上进行了探讨,创新性地提出了“潜译诗”的概念及与其时新诗创作的互动关系.其书的特色是主题明确、立意高远、文风简洁、考据充实.此外该著作专门谈论了五四前后译诗对中国新诗的影响,为文学比较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空间.     

薛涛酬赠诗英译探析

薛涛,唐代著名女诗人。在薛涛现存的91 首诗词中有44 首是酬赠诗。对薛涛酬赠诗英译的研究对加强译文读 者了解薛涛本人和薛涛的诗词创作都有着重要意义。关联理论翻译观是德国翻译家Gutt 将关联理论应用到翻译研究领域中 提出的一种翻译理论。关联理论翻译观认为翻译是一种明示到推理的交际活动,翻译的最终目的是要保证交际的成功。文章 结合关联理论翻译观,对薛涛酬赠诗的英译进行对比研究,以期对薛涛诗词及中国典籍的英译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中国古典哲理诗的寓意表达及翻译

诗歌,尤其是中国古典哲理诗常因寓意深刻而翻译困难。只有了解诗歌中哲学寓意的常用表达方法,再结合翻译理论,就能解决哲理诗的寓意翻译问题。     

从语篇分析对比看翻译中意境对等之首要性

运用韩礼德的语篇翻译分析模式对《天净沙.秋思》的译本作个案分析,认为,探究中国古诗的关键是究其意境,翻译中国古代意境诗不能止于达意而忽略再现其意境。古诗的对等翻译首要的是达到意境对等,如果仅仅遵从语篇分析模式简单地追求形式对等,难免陷入误区,导致翻译将古代诗转变成现代诗,将意境诗转化成意象诗,甚至译成散文。这样的翻译不仅丢失古诗原有意境之美,而且丢失了古诗韵味。     

从诗无达诂看译者的主体性——以林纾的翻译为例

诗无达诂是西汉经学大师董仲舒提出的重要命题,同时也揭示了语内翻译过程中译者任意选择的主观倾向。由于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的本质相同,但凡语内翻译中的断章取义,语际翻译中也同样存在。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发展进程中,译者主观上对译文内容和形式的任意选择比比皆是,林纾的译著可为典型案例。然而,译者的选择应当受到原文的制约,并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作出最佳的选择,不可诗无达诂。     

论施蛰存的欧美现代派诗歌翻译

施蛰存一向被认为是一位重要的新感觉派小说家,研究者常常忽视了他实际上还是欧美现代派诗歌在中国最重要的译介者和倡导者之一。他不仅翻译了大量现代派诗,还通过创作和阐释现代派诗对现代诗学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以《现代》杂志为园地,扶持了一大批现代派诗人,最终确立了现代诗歌史上至今也未能超越的高峰。今天我们应当还他一个在中国现代诗歌翻译史上应有的地位。     

汉彝诗歌翻译三要论——译吉狄马加诗歌的体会

文章以翻译吉狄马加诗歌的体会为据,提出汉彝诗歌翻译应做到的三个要素:一是产生共鸣,创译意境;二是重建符合原诗意境和译诗语音系统的韵律;三是根据原诗意境和译诗语音特点重建诗形。文章还讨论了这三个要素各自的特性及其在诗歌翻译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说明三者之间既有相互连惯,相互补充的关系,又有相互支配与受支配的关系;是缺一不可,起着整体效应的三要素。     

《红楼梦》菊花诗中文化意象翻译对比研究

《红楼梦》作为一部中国文学经典,书中的文化意象比比皆是。中外文化间的差异使得文化意象翻译成为《红楼梦》翻译过程中公认的难题。杨宪益夫妇和霍克斯在翻译《红楼梦》中十二首菊花诗时,尝试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对诗中出现的诸多文化意象进行翻译。杨译主要采取直译的方式,直接准确地再现原文的字面意义;霍克斯对文化意象采用灵活的处理方式,尽可能地排除理解障碍,同时保证译文的审美趣味和可读性。     

翻译与生态思想——重读斯奈德译寒山诗

美国生态诗人加里.斯奈德因热爱中国文化并翻译了唐代诗僧寒山而为中国研究者所熟知。斯奈德对寒山诗的翻译一方面体现了他关注地方感和生态区域的生态思想,同时塑造和修正了他生态思想中的某些方面,如荒野观念,并成为他融合佛禅与生态观念的开端。     

论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

学术界经常讨论外国诗歌对中国新诗文体以及创作的影响,却往往忽略了处于二者之间的译诗的中介作用.本文从两个层面论述了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文体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创作的中介.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中国新诗及创作的发展对译诗的促进作用,由此也突出了诗歌翻译与创作的互动关系.     

译诗创格与诗学重诂——吴宓早年英诗汉译活动寻踪

尝试用现代西方翻译理论来审视中国的翻译家必将有一番新的发现,这点对于个案诗人兼翻译家吴宓的译诗研究同样适用。文章重点追寻吴宓早年译诗方式嬗变的踪迹,说明译者在重写原诗的过程中,因受接受文化中的文学规范和翻译诗学观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制约,在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并形成迥异的译诗风格,进而讨论他的译诗对早年汉语新诗创作产生的影响。     

中国古代宴饮诗的翻译

中国古代宴饮诗内容丰富、题材多样,既有反映礼乐精神的君臣上下的宴饮活动,也有反映同宗近族、亲朋好友之间的觥筹交错、宴饮欢聚。酒是宴饮诗的精神,宴饮诗以酒为媒,激发出诗人的灵感,在诗歌中融入浓郁深厚的感情。在翻译中国古代宴饮诗的时候,应根据诗歌意境,研究中西方的酒文化差异,使西方读者充分欣赏中国古代宴饮诗的精神。     

藏族格言诗中文化负载词翻译研究

格言诗在藏族文化史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反映藏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对外交流也越来越频繁,藏族格言诗也出现了多种译本传于世界各地。藏族格言诗往往包含大量的文化负载词,在翻译中对于这些文化负载词的处理成为译者面临的主要困难之一。奈达把文化负载词分为五类,李正栓和达文波特对藏族格言诗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平分秋色,各具意义,各有原因,译者主体性和读者接受是不同翻译策略选择的先决条件,从而决定了译作的整体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