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建构--兼评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马克思与哈贝马斯都把交往作为其哲学历史观的重要理论范畴,并依据各自的交往理论,沿着不同的理论路径来阐释社会历史的演进和发展,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致力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马克思是以全球视域的交往实践观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基础地位.哈贝马斯是从语言学与释义学出发所建立的交往理性观作为主要理论基石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因此,应从交往实践观的历史语境与交往理性观的当代话语的对话中,重新解读马克思交往实践观的本真意义.     

论善治权力观

官德的根本内容是树立理性的公共权力观,树立这种理性的公共权力观需要转变治道范式,因为一定的权力观附属于一定的治道范式.善治作为新兴的治道范式区别于传统的统治治道范式和现代行政治道范式,是专指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进行合作管理的特定范畴;善治参与者自愿组成善治实体,构建的是公正的管理交往结构和管理交往关系、管理交往秩序.因而与善治范式相适应的善治权力观在权力起源观、权力关系观、权力运作观、权力制约观等有关权力本身的各个方面都与统治权力观和行政权力观分道扬镳,是一种公共的、理性的、人民性的在今后长时期内我们应该努力树立的正确权力观.     

交往理性：哈贝马斯的理性重建

哈贝马斯是在分析交往行为和生活世界的过程中建构起交往理性概念的。他是以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二元分立为基点,赋予交往理性以对抗工具理性的使命,通过“交往理性”这种新理性观的确立,解除了意识哲学的“先验主体”和“先验理性”的设定,摒弃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从而取消了主体中心主义的独裁,从根本上否定了狭隘的传统的“理性”观,也为现代人逃离现代性困境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方向。     

交往理性审视下高职院校德育教育困境与出路

交往理性克服工具理性的膨胀和现代理性的分裂,捍卫了现代性及启蒙运动所倡导的人的解放或发展之路,将理性观拓展到富于实践、辩证特点的时代新境界。高职院校要审视其德育教育困境,置换其令人诟病的理性基础,导入契合多元交往、和谐发展时代特征的德育新理念即交往理性。高职德育应在目标内容上实现价值理性的统帅,话语方式上采取交往对话式,德育载体上构建交往活动项目。     

权威之法与合法之法——拉兹与哈贝马斯法治观之比较

面对法治这一法哲学的核心概念,拉兹与哈贝马斯的研究路径各有千秋。拉兹以实践理性为法治的理性论基础,秉承传统分析实证主义的形式法治观,并引入法律权威概念来阐明合法性问题。哈贝马斯则以交往理性为理性论基础,在批判形式法治观基础上提出了程序主义法治观,认为只有经过特殊的民主立法程序,法律才具有合法性。     

论后形而上学时代正义共识的根基及其误区

正义的共识离不开根基,离开特定的根基,人们不可能就正义的制度和规范达成共识.后形而上学时代的许多哲学家对正义共识的根基做了深入的探讨,罗尔斯从公共理性出发解释正义共识的形成,哈贝马斯在交往理性基点上论证正义共识何以可能,社群主义把正义本身视为社群共识的产物,后现代主义者福柯提出认识型基础上知识相似性的共识根基.在交往实践观看来,正义的共识本质上是人们在交往实践中形成公共性价值观念的问题,因而只有回到交往实践的客观现实基点,才能正确予以解答.     

理性论与法治观——从柏拉图到哈贝马斯

合理性可谓法治的元理论,法治观直接导源于理性论。柏拉图在区分现象世界与理念世界的基础上,将其法治观建筑在理念世界的殿堂之上。亚里士多德则从经验世界中论证原因,对原因的论证构成了亚里士多德论证法治的五个基本内容。康德以实践理性的绝对命题来构筑其形而上学的法治观。韦伯区分了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并将其形式法治观建立在形式合理性的大厦之上。哈贝马斯在交往理性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其程序主义的法律范式。     

微博“交往理性”的现实性质疑

审视当下中国的微博交往,学界应以马克思的精神交往理论为指导来分析其“理性交往”的现实性;而哈贝马斯构想的“主体间性”和“理性共识”原则,则可以为研究者提供认知向度和理论参照.微博因其优于其他媒体的自由对话特性,正在成为当代中国重要的交往理性试验区;而存在重大冲突和非合理性的系统与生活世界、主体性与理性迷失的交往主体以及微博传播内在化的冲突等因素,共同滋生出了浮躁的微博交往行为.权力、资本以及传统文化价值观施加的深层次压力,使得初具公共领域特征的微博极可能丧失对话的功能.因此,哈贝马斯所言的交往理性能否在微博领域得到呈现,仍值得怀疑.学界需要重塑生活世界的合理性,以此建构理性交往和价值共识的社会基础.     

翻译主体间性的批判与超越

翻译主体间性对以往的翻译研究在认识论、理性观和语言观等方面进行了批判,以＂主体——中介——主体＂的实践认知模式取代了＂主体——客体＂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以交往理性为理性基础,以言语行为理论和普遍语用学为语言学基础,这是对以往翻译研究的超越。     

决策者理性死刑观的构建

学者的思想启蒙是促进决策者理性死刑观构建的思想来源.构建官方的死刑改革研究与推动机构是促进决策者理性死刑观构建的内部平台.构建民间与官方的死刑改革对话机构是促进决策者理性死刑观构建的外部平台.挖掘我国传统文化中限制死刑与慎用死刑的观念是促进决策者理性死刑观构建的本土资源.     

哈贝马斯的理性观探析

合理性问题是哈贝马斯关注的重要问题,为了探讨哈贝马斯的理性观思想,通过对韦伯理性观的分析,指出了传统合理性的局限之所在,并在以“生活世界——体制”的双重构架论述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的基础上,阐述了哈贝马斯以语言和生活世界的互动去构建其交往合理性的必然性。     

现代性的危机与拯救——谈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

启蒙运动肯定了人的主体地位和创造能力,是人类主体意识和理性能力的觉醒。由启蒙运动引发的现代化,逐渐出现了理性的分裂和人与生活世界的分裂的现代性危机。面对现代性危机,哈贝马斯试图提出一种新的理性理论即交往行动理论来化解现代性危机,来弥合理性的分裂和现代社会的分裂。他的交往行动以语言为媒介,希望利用语言的包容与整合作用来达成共识,而且他主张语言交往的程序优先性和原则性。为了更好地保证交往行动的现实性和合法性,他又提出了"生活世界"的概念。人们在现实生活世界的语言交往中,使用自己的理性进行自我表达与回应,从而形成交往理性。交往理性以语言为媒介、以现实世界为背景,通过理性的互动达到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统一,从而化解理性的分裂和人与生活世界的分裂的现代性危机。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中的一般与个别

哈贝马斯在<交往行动理论>中,把交往理性与工具理性、生活世界与系统、交往行动与目的行动、交往语言与独白语言作了厘清,阐述了<交往行动理论>构建出的社会批判理论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交往行动理论是其精髓.根据交往行动理论,他构建了一个公正世界的"乌托邦".     

论哈贝马斯、霍耐特对马克思劳动观的新诠释

马克思提出了一种理解劳动观的生产范式,他通过对异化劳动和商品拜物教的批判,揭示出劳动概念包含着规范内涵。哈贝马斯采用了一种交往范式,通过区分劳动与相互作用,以相互作用取代劳动来解释规范内涵;霍耐特在承认理论中指出劳动包含着规范内涵,但必须依靠主体间为争取承认而斗争。从生产范式到交往范式、承认范式的演变表明哈贝马斯、霍耐特对马克思劳动观作出了新的诠释,反映出他们对资本主义现状的理性反思,但他们对马克思劳动观规范性内涵的片面诠释,值得我们去反思。     

和而不同:哈贝马斯主体间性观照下的法庭辩论模式

针对当前有关律师辩论的讨论,本研究以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社会符号观为切入点,从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观点出发,着重对理性辩论模式进行法律语言学建构。根据哈氏对理性交往的参与者应具有的角色关系的阐释,归纳出理性辩论的基本特点,找到这些特点在话语层面的反映与实现。接着以平等自由的言语角色关系如何在话语中实现为例,对本文的模型进行语料说明。     

学发展观的三重理性向度

为了显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逻辑和哲学特质,运用文献疏解与比较诠释的方法,对之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认为,科学发展观既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与实践层面上的创造性阐扬,也是哲学理性精神在社会发展领域内的全方位彰显.从哲学理性的视角看,它至少凸显了这样几个理性向度:一是以"对话扬弃"为旨趣的交往理性向度,二是以"人本生态"为判据的价值理性向度.三是以"发展创新"为要务的实践理性向度.交往理性向度表征了科学发展观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价值理性向度揭明了其视人为目的的价值归依,而实践理性向度则体现了其以自主创新为宏旨的行动诉求.     

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理性"与"非理性" ——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的相关论断

理性与非理性是个体精神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影响人的认识与实践活动的重要因素,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一对重要范畴.马克思恩格斯在诸多经典文本中提出了大量关于理性与非理性的论断,在实践理性观的基础上阐明了理性与非理性的本质规定与基本形式,揭示了理性与非理性辩证统一的作用机制.新时代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性观为指导,全面把握、深刻体会并充分运用理性与非理性的内在本质原理和有机转化机理,切实实现思想政治教育铸魂育人使命.     

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理性"与"非理性" ——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的相关论断

理性与非理性是个体精神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影响人的认识与实践活动的重要因素,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一对重要范畴.马克思恩格斯在诸多经典文本中提出了大量关于理性与非理性的论断,在实践理性观的基础上阐明了理性与非理性的本质规定与基本形式,揭示了理性与非理性辩证统一的作用机制.新时代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性观为指导,全面把握、深刻体会并充分运用理性与非理性的内在本质原理和有机转化机理,切实实现思想政治教育铸魂育人使命.     

略论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及其借鉴意义

哈贝马斯以交往理性为起点对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及资本主义文化缺陷和弊端进行批判,他尝试通过建立一个理想的话境,实现交往合理性,为生活世界殖民化问题的解决提供出路,实现一种无暴力统治的社会秩序.本文分析了交往行为的概念及其合理性,阐述了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将交往理性从理论层面扩展到实践层面,提出了走向交往合理性的路径,并总结了交往行为理论对当今世界发展的借鉴意义.     

论刑法之波粒二象性——以交往行为理论为视角

刑法具有波粒二象性,即必须从个体理性与公共理性两个向度才能圆满地解释刑罚的本质属性.报应主义与功利主义分别立足于道德与伦理,试图通过对个体理性的考察而推导出作为公共理性之刑法的正当性,无疑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交往行为理论不仅承认个体理性与公共理性的分野而且提供了二者进行沟通、交汇的管道,为反思、改革刑法理论提供了一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