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经学的交流--以汉赋为例

汉赋所处时期正是文学逐渐走向成熟、儒学传统正式奠定的时代,与当时经学相比,辞赋的政教传统与讽谏精神相对孱弱,如此辞赋文学也就深受经学之影响,其自身也不断地向政教精神靠拢,但此种文学与经学的交流最终却归于失败。     

柳宗元永州辞赋对屈赋与汉赋的继承与发展

贬谪永州是柳宗元创作上的一个转折点。其由于仕途的失意,转而致力于文章的写作,他的大部分辞赋便是完成于此时。相同的遭遇与气质个性是柳宗元永州辞赋与屈赋产生联系并形成相似点的基础。他的永州辞赋继承了屈原赋的强烈悲剧情感和"九死而未悔"的坚贞精神,同时也继承和发扬了汉赋的讽谏和写作形式,展现出极高的艺术价值。     

论司马迁对中国楚辞学和中国赋学研究的贡献

司马迁在《史记》中最早为楚辞作家屈原和西汉初年赋家贾谊、司马相如立传,记载了他们的生平事迹和创作经过,记载了早期文学集团的活动,并大量载录辞赋作品,为保存辞赋文献、保存辞赋研究资料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司马迁还发表了最早的辞赋评论,他认为辞、赋无别,汉赋直承楚辞而来;他十分强调并高度肯定辞赋的讽谏功能和抒情特征,批评汉赋的夸张虚构与华丽辞藻,并最早对具体辞赋作品作出评点与解析。无论是文献资料的保存与清理还是辞赋理论的探索和建构,司马迁都作出了卓越贡献,其垂范后人,功不可没。司马迁理所当然是中国楚辞学和中国赋学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论明代祖骚宗汉的辞赋复古思潮

从明初至明代中叶,以吴讷、徐师曾、李东阳和明代七子派为代表的复古派掀起了一场祖骚宗汉的辞赋复古思潮。复古派以古赋为艺术标准,确立屈骚、相如赋艺术典范的地位,强调学习古赋创作的文学修养和构思方式。复古派创作秉承屈骚汉赋的怨刺讽谏精神,追求雄奇壮伟的辞赋美学境界,力图恢复古赋雄健的文学风尚。明代祖骚宗汉的辞赋复古思潮一定程度上矫正了时代萎靡的文风,在辞赋发展史上具有积极的意义和重要的地位。     

六朝辞赋演进述论

相较于汉赋,六朝辞赋在体式、题材内容、艺术风格等方面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具体来说,这一时期骈赋正式形成,并逐渐演变为律赋.赋体诗化倾向加剧、赋体旁衍文类逐渐增多也表现出诸多与汉赋的不同之处.另外,六朝辞赋的题材内容得以较大程度的开拓,创作倾向、艺术技巧及语言风格也追求新变,体现出时人所特有的审美取向.与辞赋创作相适应,辞赋研究的风气也日趋兴盛.     

两部重要的学术巨著--读龚克昌先生新近出版的《中国辞赋研究》与《全汉赋评注》

龚克昌先生是我国解放后最早从事辞赋研究.出版辞赋研究专著的学者.他现为山东大学、博士生导师,兼全国赋学会会长,我国辞赋研究界权威.去年十一、十二月,他又相继出版<中国辞赋研究>(79万字)和<全汉赋评注>(101万字),更把其辞赋研究成果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     

吴蜀辞赋观念述论

辞赋创作历经两汉之盛后,在三国时期仍未显颓势。同时,辞赋观念在继承两汉的基础上也有了新的变化。但目前学界对此期辞赋观念的研究重视在曹魏,而忽略了吴蜀。虽然吴蜀在辞赋观念上的整体成就不及曹魏,但它们推崇汉赋、重视辞赋的文采之美和政教功用,以及追求新奇的创作观等观念,均不应忽视。     

儒家政教观与魏晋赋格建构

在三国儒运衰微、西晋儒术复振、东晋玄儒消长的过程中,宣扬王权一统、四海归一仍是其间重要的文人心态和文学命题.魏晋咏物赋具有鲜明的儒家“比德”观的痕迹,而其篇幅容量和表现技法又有着异于汉赋的细入、周密、采缛等特点.此外,魏晋的变乱局势激发了文人关注个体生命价值、追求个性自由、独立批判、注重挖掘和表现内在情志等主题,更是创新性的拓展了汉赋言志讽喻的传统.儒家政治文艺观念在流变中不断向魏晋辞赋渗透,并对魏晋辞赋精神气格的建构产生深远影响.同时,魏晋辞赋对于儒学影响的剥离运动也始终存在.魏晋玄儒并济的赋风、东晋玄言赋的兴起与纯自然化笔法的推广,均是其表现.     

论元代辞赋“祖骚宗汉”的创作实践

元代辞赋创作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祖骚宗汉”。元赋“祖骚”不仅模拟楚辞的外在形式，而且深入其精神气质，尤其是对“骚悲”和“骚怨”的继承颇有体悟。元赋“宗汉”体现在对汉赋题材内容、铺叙方法、结构篇章、讽谏功用等方面的继承和发展。虽然元赋“祖骚宗汉”存有明显不足，但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辞赋作家和作品，使元赋创作既起到对前代赋体弊端纠正的作用，又建构起明清辞赋理论和创作的发展方向，从而奠定元赋在辞赋史上的地位。     

西汉帝王的汉赋观

西汉诸帝王的汉赋观有着浓厚的享乐主义倾向。他们都欣赏或沉醉于汉赋作品中铺张扬厉的描绘、夸张虚构的手法、恢宏阔大的气势和华美艳丽的文辞,而对于汉赋用以讽谏的结尾或者不加重视,或者全然不觉,完全是一种重审美而轻讽谏的汉赋观。这种观点不无偏颇之处,但对于汉赋发展自己的美学特色、对于文学向着更高层次的演进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他们大力招揽辞赋作家,组织创作活动,甚至还有意搜集、整理、保存汉赋文献,这在客观上不仅促进了汉赋创作的繁荣,也有功于汉赋研究的兴起。     

唐前辞赋分体研究的力作——读《唐前辞赋类型化特征与辞赋分体研究》

<正>唐前辞赋,尤其是楚骚汉赋,作为一代文学之胜,在《诗经》与唐诗两个诗歌高峰之间,承载着重要的文学与文化功能。辞赋作为中国文学最具民族特点的一种文体,对其分体研究,需要研究者能够从作品本身出发,作出符合作品实际的理论提升。浙江大学王德华教授的新著《唐前辞赋类型     

略谈中国大陆辞赋研究和创作--新加坡国立大学成立“国际辞赋研究会”开幕式上的发言

赋,是我们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四大文体（即诗词、赋、戏剧、小说）之一,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历史地位。但由于种种原因,从“五四”运动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大陆很少有研究汉赋、肯定汉赋或历代辞赋的论文。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陆、港、台的辞赋研究状况稍有好转。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短短一二十年中,有数以千计的人写赋,这是以往任何时代所无法比拟的,充分反映了“辞赋出盛世”的事实。不容否认,今天的赋作家还存在部分人学养不足和对赋创作的艰巨性复杂性认识不足的缺陷。我们应努力创作出一种新赋体,使之能更好地表现我们的时代,能获得广大读者的喜爱。     

以颂扬为宗 以宏丽为美——论汉赋的特质

在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上,两汉辞赋以其独特的风格闪现着不可磨灭的光辉。作为风行这一漫长历史时期的主要文学样式,它的特质是什么?应当怎样评价它?这就需要对许许多多的作家和作品进行具体的分析。但是,如果在这一基础上,能够略微从宏观的角度去作一些必要的探讨,则或许更有助于对问题的认识和把握,综观两汉辞赋创作,能够反映汉赋思想艺术主要风貌,能够标志两汉辞赋创作主流的,乃是那些以写宫苑、羽猎、郊祀、京都为主的散体大赋,它们堪称一代文学的正宗。一般所谓汉赋,其实主要是指这类作品。而     

五七言诗体赋论略

五七言诗体赋萌动于汉赋的“乱”辞,然而直到骈赋发展到顶峰而寻求新变的齐梁时期,诗体赋才得以出现。五七言和四六言分别是诗和赋的当体句式,二者虽节奏、音情效果迥异,然亦可相互转换。辞赋对五七言句式的吸纳,有瓦解赋体的危险,所以诗体赋未能成为辞赋家族中的大宗。     

淡化政治：建安辞赋对汉赋的突破

在赋体文学的发展史上,建安是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也是重要的转折时期.汉赋强调社会政治功用,缺乏对赋的独立审美价值的重视.而建安辞赋与汉赋比较,无论是题材内容,还是表现形式、艺术风格,都有明显的变化.特别是作家的社会责任意识、政治情结逐渐淡化,出现这种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的动荡,现实政治的阻碍,文人自身政治才能的限制.     

楚汉魏晋辞赋写景述要

战国后期楚国辞赋在写景方面的进步，一是突破了《诗经》片言只语的古简风格，二是出现“极声貌以穷文”的倾向，三是情景交融表现意识的强化。汉赋在写景技巧上又有所进步，博喻之运用，尤显工力。但楚汉辞赋都不具备自觉的山水审美意识。魏晋人创作了具有自觉审美意识的山水赋，辞赋写景风格也趋于多样化。楚汉魏晋辞赋之写景发达于其它文体，主要缘于描绘性见长的文体特征。南朝以降诗歌高速发展，山水诗压倒并取代山水赋的地位；但山水诗在发展中吸收借鉴了辞赋的写景艺术。     

论扬雄的文学思想

扬雄继孟子、荀子之后,明确提出明道、征圣、宗经的文学主张,进一步发展儒家的文学思想,同时吸收道家思想营养,崇尚自然。他论述文与质即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强调华实相副、事辞相称的观点,发表心声心画、弸中彪外、因循革化的见解。他开始称赞司马相如的辞赋,后来批评汉赋创作中存在的问题;既肯定屈原的高尚品格和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又依经立论,有所异议。     

合南北文学之两长——庾信辞赋及其辞赋观的先导意义

历来对于庾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他的诗赋作品的评价以及关于庾信本人行迹的考辨等方面。事实上,庾信的辞赋观念在赋学批评史上亦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结合庾信前后期的辞赋创作,分析了庾信的辞赋观念,指出:庾信前期的赋学观念,依然没有彻底摆脱汉赋作家曲终奏雅的套路,对辞赋的讽喻功能尚有一定的体认。而他后期提出的“雕虫篆刻,其体三变”说,则体现了他对往代文体的清醒反思。“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反映了向诗之现实主义、骚之发愤抒情传统回归的趋向。     

汉赋两题

释汉赋兴盛的原因“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文学史上的两汉时期,是赋的兴盛时期。刘勰就西汉主要赋家论述辞赋兴盛的总势时这样说: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枚、马同其风,王扬骋其势,皋、朔已下,品物毕图。繁积于宣时,校阅于成世,进御之赋千有余篇。大抵说来,西汉初叶,辞赋即呈现出勃     

后记

成都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全国二十四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汉代为全国五大都会之(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唐代又与长安、扬州、敦煌齐名,号称“扬一益(成都)二”。在历史上曾五次成为封建割据朝廷的京都和农民起义的“大蜀”、“大西”政权的国都。成都历代人文荟萃,文化艺术发达,如西汉的大辞赋家汉赋的奠基者司马相如,著名辞赋家、哲学家、语言学家杨雄,晋代《华阳国志》作者、历史地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