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儒误读佛教的情形及其原因

宋儒对佛教存在误读现象,这种误读主要表现在佛教本体论、佛教伦理观、佛教轮回说、佛教道体等几个方面。宋儒之所以误读佛教的原因主要有：认知与判断佛教坐标的儒学化、认知与判断佛教价值的功用化、认知与判断佛教取向的常识化、认知与判断佛教方式的片面化。探讨并把握宋儒对佛教的误读情形及其原因,对于全面认识宋代新儒学中的儒佛关系具有积极意义,对于正确处理不同思想或学说间的关系则是一份难得的经验。     

《牟子理惑论》中的儒佛关系刍议

<牟子理惑论>的真伪虽有争议,但就其中所反映的儒佛关系而言,表现出了"以儒解佛"的格义方法、"援儒对儒"的论辩策略和"易儒以佛"的价值立场等特点,在内容上涵盖了儒佛关系中的若干根本问题,其作为早期居士佛教文献对于研究中国佛教发展和传统文化的价值不可忽视.     

从冯从吾"儒佛之辨"看晚明关学之佛学观

明季关学大儒冯从吾,从儒学正统观点出发,力辨儒佛二宗之异趣.对晚明儒、佛在道体、心性、人性善恶等重大理论问题上的不同作了系统而全面的辨析.冯从吾的儒佛之辨,是宋以后站在理学正统立场上对佛教进行的一场较为彻底的清算,从中可以窥探冯从吾的思想特征,同时也从一个侧面揭示出晚明儒学的佛学观.其所暴露出的晚明关学学者对佛教思想及其内在精神理解和把握上的偏差,是思想史上值得注意的现象.     

王阳明思想世界中的佛教

王阳明心学向来被认为具有鲜明的佛禅特色.不过,从"道体"的判断、"著相"的理解、"出家"的评论、"心性"的分析、"儒佛"的定位以及"排佛"策略的提出等角度考察,可见王阳明对佛教诸多教义的理解是失之片面的,王阳明对儒、佛关系的安排是"儒体佛用"的,王阳明应对佛教的策略是抑制、排斥的,而完成这些观念活动的根本依据是儒家的基本观念、基本价值.这一判断将有助于我们对王阳明心学中的佛教与儒学关系进行更完整的理解.     

宋初佛教儒学化之管窥——以契嵩《辅教编》为例

运用文献史料,高度评价了契嵩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与调和佛儒关系上的贡献和地位。分析认为,宋初儒者排佛思潮高涨,佛家对此往往采取规避、辩解的立场。并认为,契嵩针对当时的排佛思潮用雄辩的议论和系统的理论回应了各种排佛主张,强调儒、释之道一贯,并著《辅教编》论述“儒释会通”思想,不仅缩短了佛儒之间的距离,而且在促使佛教儒学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曾巩的佛教观浅论

在北宋学术界,曾巩无疑是反佛排佛的代表人物,其精神堪比唐代的韩愈。和韩愈一样,曾巩是站在儒家立场上反对佛教的。但韩愈以儒反佛重在讲华夷之辨,视佛教为外来的、有损中华文化的思想而反对之;曾巩则把佛教和诸子百家同等看待,在中华文化的语境内品评儒佛两家的优劣高下,讲求其学理上的内外之分。曾巩反佛方式的变化既能显示时代社会的变迁和思想学术的转型,也表明了佛教发展的最终本土化。曾巩对佛教价值的评判还有着经济因素的考量,反映了佛教发展和经济活动之间的矛盾关系。     

蕅益智旭的心性论

蕅益智旭,明代四大高僧之一,幼时痴迷于儒学,饱读儒书,深谙儒学精髓。后来剃度出家,潜心佛学。然而,他在佛学上取得丰硕成果后,又重拾儒学,以佛解儒,藉儒说佛,会通儒佛。这一心路历程所体现出的思想特色,在蕅益智旭对心性问题的理解上便能很好体现。蕅益智旭主张心性本体论、心即理、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以及"尽心"说。智旭是站在佛教世界观的立场上诠释心性论,其本意是在介绍佛学,藉儒说佛,会通儒佛。     

宋儒认知和处理佛教及佛、儒关系之情状——朱熹的检讨和超越

从"对杂于佛教情形之分辨"、"对理解佛教情状之完善"、"对争辩佛、儒异同观点之总结"、"对宋儒取胜佛教策略的提升"4个方面,展示了朱熹对宋儒关于佛教、佛教与儒学关系的认识和主张检讨之情形;认为朱熹在这些方面既有所继承,亦有所超越.     

庆历革新派反佛卫道与佛儒汇通及思想史意义

北宋中期的庆历新政不仅是场政治革新运动,也是一场儒学复兴运动.以范仲淹、欧阳修为代表的革新派,在政治经济与思想领域高举复兴儒学大旗,宗经兴学,反佛卫道;在个人情感层面则认可佛教,亲近佛教,甚至援佛人儒,汇通佛儒.虽然其接受与认可是站在儒家立场上进行的,具有明显的实用性与功利性,但这对后世理学家援佛人儒,以道济儒以致形成新儒学都有积极的意义.     

胡寅《崇正辩》论

理学虽以批判佛教为动因,但理学自身的建构不仅使批佛弱化,且呈现出儒佛混为一谈的现象,因此胡寅《崇正辩》实是南宋初期理学家批判佛教的重要著作。胡寅对佛教的批判,虽从清理佛教外在形式入手,但实际上却贯彻着他在根本理论问题上的立场与见解。胡寅揭示了因果报应的功利性本质,强调了儒家道德思想的自主性原则;同时他将善恶祸福无常对应的问题从道德哲学的论域中清除了出去,阐述了湖湘学派由实在性自然引申出价值体系的理论,并最终落实在儒佛心法上的比较,彰显出儒与佛的真实性与虚妄性。胡寅在批判佛教中所阐发的思想,对于后来朱熹的思想建构很有影响。     

成玄英“重玄”道学思想探析

成玄英是唐代治“重玄”道学的杰出代表,其综众家之长注疏《老》《庄》,深发“重玄”之妙论,“不舍仙家之术,更参释氏之文”,既言修身治国,亦云非有非无。在修炼观上,则主张去躁归静,性命双修。在道教思想理论和道教修炼理论两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胡安国与程门弟子

胡安国与程门弟子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学术问题,它既关系到程氏之学的流传,又关系到湖湘学派的思想来源,澄清这一问题是有重要的学理意义的。胡安国不仅与谢良佐、杨时、游酢、侯仲良、王萍等关系非常密切,同时又与他们的弟子有相当密切的往来。他们互相切磋,互相勉励,不仅对南宋理学的兴盛,而且对推进理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章太炎对程朱理学的阐释

章太炎对程朱理学的阐释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作为“有学问的革命家”,他的汉学立场与宋学相对,革命家的启蒙思想则具反理学倾向,再加上他的佛学、庄学修养,以及对中国道德现状的不同认识,从而形成了对程朱理学别具特色的诠释。他中年以后调和汉宋的学术倾向、对二程学说的历史评说、对朱熹与新思潮关系的阐释,都是以前关注较少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开展研究有助于深化对程朱理学和章太炎思想的认识。     

《西游记》中女性人物的文化性

在《西游记》中,虽然对女性人物泼墨不多,但在有限的字里行间中成功塑造了众多和小说同样具有永恒生命力的女性人物。她们虽然类型、性格、功能迥异,但她们都被深深地打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处处以女性之美与儒释道融合为代表的中国人文传统深度契合,能有效地折射出她们所承载的文化因子,同时也为从文化角度对比研究中西方女性的文学形象提供了有益的素材。     

试论李翱心性论思想体系

李翱的哲学 ,继承先秦儒学成果 ,吸佛纳道 ,它以“诚”为主体 ,形成了自己的诚本体论、诚统性情的人性论、诚明的复性方法 ,以及至诚的修养境界 ,构建了从本体论、人性论、修养功夫到理想人格的一套完整的心性论思想体系。在境界、内容、思维方式和倾向上直接开启了宋明理学 ,是汉唐经学向宋明理学过渡的关键的理论环节     

论程朱人格思想及其矛盾

中国文化历来重视人格问题 ,致力于培养、造就、发扬和实现理想、高尚的人格。程朱等理学家在批判和吸收佛道理论成果的基础上 ,创立了理学 ,重新塑造了儒家的人格理想。他们从“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关系入手 ,提出了“灭欲”、“存理”的“内圣”修养方法和“格物致知”的认识法及“圣贤气象”和“孔颜乐处”的人格实践。但其也存在着一些难以解决的矛盾 :即理想人格与现实人格的矛盾 ;理想人格和“人欲”的矛盾 ;“内圣”与“外王”的矛盾。     

云栖袾宏的儒佛观

在明末"三教合一"思潮的背景下,云栖袾宏的儒佛观独具特色。首先,在彰显儒佛本旨的基础上,主张儒佛配合、儒佛相资为用。其次,为纠儒佛会通中"儒佛混滥"之弊,从概念、义理上严辨儒佛界限。再次,针对阳明后学狂禅之弊,以"止恶行善"之实行补救之。最后,强调以儒家伦常为本,作为净土修行之根基。袾宏的"儒佛配合"论,是在明末时代背景下的必然选择,同时也为明末佛教的发展开拓了新的空间。     

重庆市图书馆藏《永乐北藏》源流及版本考

重庆市图书馆典藏有一部明刻本《永乐北藏》,卷帙完整、刊刻精良、品相上乘,诚为镇馆之宝,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该套《北藏》为近代著名佛学居士程德全所迎请,后由当地政府赠与本馆。本文通过追溯程氏与佛教渊源及《北藏》入藏本馆经过,旨在正本清源,纪念程氏修佛、弘法之善举。同时,通过翻检子目,详考序跋题记,考释钤印,试图阐述此部藏经之版本特征,以彰显其独特历史文化价值。     

《园冶》作者计成的籍贯、后人、家族及镇江住址研究

作者计成的个人资料缺乏,是《园冶》难于理解的原因之一。长期以来,学者们一直在努力寻找有关计成的更多信息。通过文献分析和实地调查得出：计侨是计成的儿子,计成的籍贯是吴江的盛泽镇,计成与计东、计元勋是族人,计成在镇江的住所在戴公园附近。     

民国元勋程德全——程德全在辛亥革命中的贡献新说

民国元勋程德全在辛亥革命中主导的苏州“和平光复”模式,与“武昌首义”的暴力革命模式,是民国建立的两大典范模式。正是在苏州和平光复模式的影响下,东南六省五天内宣布光复。同时程德全以苏州之财力组建江浙联军,督师攻克南京,在辛亥革命首义之地---武昌岌岌可危之际,在南京确立了革命的新基地。苏州和平光复使江南财赋不再为清廷所有,清廷失去东南漕粮与财经支持而无法持久。辛亥革命首义于武昌,收功则在江南,转折点在苏州。程德全就是推动这一历史转折的民国元勋。但近百年以来,对程德全的历史评价缺乏公正。“和平光复”是“投机革命”之说盛行。近十多年以来,史学界对程的历史功绩有了比较客观的评价,但对于程主导的苏州“和平光复”于民国创立的重大历史贡献,依然存在认识不足,需要重新加以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