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学热”兴起的文化理路

当前“国学热”是指以传统文化复兴为主体内容的文化现象.其兴起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论域的转变有关.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中国逐渐崛起,近代以来的民族生存危机逐渐解除.在这种背景下,学术界引发了人文精神危机、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中西文明比较等话题的讨论.这些讨论为解构近代以来制约传统文化地位的传统/现代、保守/进步、中国/西方等二元对立概念范式,扫清制约传统文化复兴的思想障碍打下基础,并从不同层面导引传统文化地位的提升,为促成大众“国学热”的兴起奠定思想基础.     

国学热的持续升温与值得思考的几个问题

一段时期以来持续升温的"国学热",原因复杂,既有积极的元素,也有消极的因子.为使其健康发展,必须端正研究和普及国学的目的,正确认识国学在当今中国社会文化体系中的地位,分清国粹与国渣,既尊重历史又与时俱进,既强调研究又重视普及,同时要以客观和宽容的态度看待"国学热"的争鸣.     

大众文化视域下的“国学热”

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国学热",是一个大众文化现象,应该放在大众文化研究的视角下来加以审视。其在大众文化领域中的表现,可以从大众教育、大众传媒、大众审美、生活方式等方面看出。与近代以来历次传统文化热潮不同,这次"国学热"呈现出新特点:一是不再是局限于知识分子圈内的争论,而是借助发达的现代大众传媒,向大众文化领域大举进军;二是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使得"国学"成为一门"产业";三是这次"国学热"是在"大国崛起""现代性批判"和"全球化"等语境下兴起的。对于本次"国学热"产生的影响,我们应审慎评估,既要看到其重要意义,也要认真对待其中存在的问题。     

从“国学热”谈民族文化的振兴

中华民族的复兴离不开中国文化的振兴。近年来“国学热”的兴起,意义深远而重大,承载着炎黄子孙的强国梦。与20世纪的中西文化论争一脉相承,都是在探索如何建设中国新文化,重铸民族之魂,振兴民族的精神。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论的思考

随着“国学热”的逐渐升温,我们需要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视界融合”中存在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并不是简单的相结合,而是一个不断的生成过程。我们应当立足于现实生活,以当代人的视角重新诠释、革新传统文化,通过逐渐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不断寻求新的契合点,使二者达到一种更高的普遍性。     

“新国学”建构与中国现代文化——关于王富仁先生《“新国学”论纲》的思考

“新国学”是对章太炎的“国学”的发展,是以中国现代文化为根基建构起来的。五四开启的中国现代文化是在中西文化整体比较中产生的,体现了中国文化自身的真正发展,从章太炎到鲁迅更为突出表现出寻求中国文化主体精神发展的要求。     

略论中国“国学”之性格——以日中“国学”之比较为中心

日中两国都先后出现过国学思潮,同为"国学"二字,虽看似相同,内涵却迥异.日本的"国学"是日本众多学问中的一个学术流派,是建立在对中国文化反思、批判基础上的有传承、有内容的独特的学问体系;代表了日本的民族自觉与民族精神,具有力量、扩张、侵略的性格.而中国的"国学"则自日本引进之日起,内涵就没有得到确切的界定,所指宽泛含混,因而没能形成一个有传承、有内容的独特的学问体系,力量薄弱,故于中国文化之近代反思及复兴方面收效甚微,对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之有效继承及发展方面亦显得不足.因此,在改革开放的新的时代,对国学进行若干反思,使之真正成为中国文化乃至中华民族之精神的集中代表与典范,是为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学衡派”史实及文化立场

“学衡派”成员是一个发展变化的流动群体,文化认同构成了他们的“精神共同体”。文化保守成为他们的精神联系,并表现在“学衡派”成员创办的三个刊物、一个报纸副刊、三个外围刊物上。“学衡派”的国学研究在学术传承意义上体现出的是知识传统的延续。     

陈寅恪：走出“史料学派”

陈寅恪与傅斯年关系密切,且都十分重视史料,以考实为治史方法前提。学术界一般将陈寅恪视作“史料学派”,与傅斯年归为同类。其实,史学有其“史心”,陈寅恪与傅斯年方法相类,而治史精神大相径庭。傅斯年紧随胡适,将胡的“实证”史学精神臻于极致。胡适不赞同“民族主义”史学的提法,某种意义上也影响傅,而陈寅恪昌言民族本位,其终身史学行走,乃胡适、傅斯年史料学派之别途。他走出了史料学派。陈寅恪既是一个热望人格尊严独立的自由者,又是一个强求历史更新再造的传统人,以勇猛的精神一身而兼双任。他不是旧模样的“中体西用”者,而是别具现代性的“新体西用”者。     

“文化养老”之我见

国学大师钱穆说过大意是这样的话：文化关涉两个话题，一是如何做人，二是如何生活。在西方文化人类学的视野里,人是文化的生物。我们的生活处处可见文化的投影。     

“八十年代”与“革命重述”——以1980年代以来小说中的革命话语为中心

在我们当下这个所谓的"后革命时代",革命是被如何理解和叙述的,以及这样的理解和叙述方式是如何建构起来的,构成了探究"八十年代"与"革命重述"复杂关系的前提。"八十年代"普遍被认为存在着一种"拨乱反正"的冲动,革命及其叙事因此遭遇质疑,这一"后革命氛围"构成了"革命重述"原动力。"革命重述"不仅是新的意识形态建构的方式,而且成为摆脱革命叙事"路径依赖"的必然途径。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理解和叙述革命的三重分裂,它们一方面是杂糅并存的,一方面也包含一个大致的历史演进,而之所以如此者,则又跟革命重述的混杂主体密切相关。"八十年代"的"革命重述"因而隐含了多重话语竞争。这复杂性虽为1990年代以来的后现代论述和消费主义遮蔽,以至"革命的阴暗面"不断重复,但其间却仍不乏国家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关怀的深度介入。     

关于“后”性思潮的思考

20世纪是文化多形态发展的世纪 ,尤其是其后半叶 ,一种“后”性思潮更是接踵而至。后现代主义、后政治学、后文学、后历史学、后社会科学…… ,一道道缭乱的理性之光闪烁于文化星空。这一奇特的文化景象虽然已引起了学术界的研究兴趣 ,但其整体价值在分散的研究领域却被消蚀了 ,人们获得的是“只见树木而难见森林”的破碎印象。“后”性思潮出现的原因是什么 ?其表征的时代精神如何 ?它是否隐示着文化的未来趋势 ?对此 ,只有在通过对这一总体文化景观的研判之后才能作出回答。一、“后”性思潮形成的原因“后”性思潮在西方社会大面积出现决…     

考察传统文化的一个方法问题——兼谈对“国学热”和儒学的一点看法

如何理解和分析我国古代文献经典中的道德观念,不能不注意其中"言、意、行、效"之间的差异和关联,以避免轻率盲目肯定或否定的偏颇,误导了我们今天的思维?本文尝试就此问题,从两方面提出自己的看法:(一)我们要从言行一致的角度研究传统文化典籍,而事实已经证明,古人有些"所言"者未必可行;(二)道德理想主义的许多说法之所以不可行,是因为其思想方法和逻辑思路中存在着特定的理论缺陷.当代文化研究需要尽力避免这种缺陷.     

关于国学与软实力关系若干问题的思考

环绕国学与软实力这一新论题,深入探讨国学与软实力关系,有四个前提性问题需要首先予以注意:一是对国学的理解,不应作经学的狭义理解,而应作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广义理解;二是对软实力的理解,不应笼统地从文化建设来理解,而应明确地从意识形态领导权来理解;三是对传统的理解,不应只重视中国文化古代传统,还应更重视中国文化现代传统;四是对中国的理解,不应只重视文化中国,还应更重视政治中国。     

“大师热”引发的思考

2009年2月,有学人发表文章,从年龄、身世和学问三个方面对“国学大师”文怀沙提出质疑,而号称“国学秦斗”的文大师对此始终未给予正面回答。一石击起千层浪．“文氏事件”引发了学术界对“大师”现象新一轮的争论。5月9日,“‘大师热’引发的思考”座谈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与会学者围绕“大师热”以及专家学者的社会形象与社会责任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现将有关文字整理发表,以飨读者。     

“范曾现象”的文化解析

范曾现象,即指画家范曾以一个国学开讲,一夜之间由国画大师转型为众多媒体追捧的国学大师,这是当代文化活动中的一个典型现象。然而,无论从传统学术观念,还是绘画诸层面解析,范曾现象存在内在荒谬性,范曾的国学大师名不副实。     

关于“小资”和“愤青”的讨论

“小资”和“愤青”已然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一种文化时尚,因而日渐为学界所注目,成为公共论域的“关键词”。由此人们可捕捉和解读当下中国现代嬗变过程中的某些颇具特色颇有意趣耐人寻味的社会文化现象。本刊编发一组关于“小资”与“愤青”的讨论文章,并非“好事者”,惟愿拓展进一步讨论的平台。     

“寻根”作家的认同焦虑与构建“文化中国”的难局

作为一种后发植入型现代性,中国现代性始终伴随着一种难以摆脱的困境意识。这种困境意识在“寻根”作家那里表现为一种认同焦虑。面对西方现代文化的大幅渗透,他们试图寻找“传统”作为立身根基,但对“传统”的发现却又必须借助现代性知识的透镜。以民族志的形式回归“本土”“传统”是其显在的叙事鹄的,借助现代艺术手法走向‘世界”却是其最终目标。二者之间的悖论,恰是中国现代性困境意识的叙：事表征,也是“寻根”作家在现代性语境中构建“文化中国”的难局。     

关于“严打”的刑法学思考

我国从1983年开始的历次“严打”斗争,都取得了一定成效,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然而,当前我国面临的犯罪高发态势并没有彻底缓解,社会治安形势依然严峻。为此,本文拟从“严打”刑事政策的刑法法理基础、发展特点以及对“严打”过程中的法律关系的认识等三方面进行探讨,以促进我国刑事政策的科学化和刑事实践的高效化。     

“官本位”意识：危害及对策

“官本位”意识是传统行政文化之中的糟粕。“官本位”意识与官僚主义、集权、人治、宗法观念紧密相连，对行政管理的现代化具有极大的危害。必须充分认识“官本位”意识产生的根源及其原因，采取措施，逐步去除残存在人们特别是行政官员头脑之中的此种意识，这是推进我国行政管理现代化之中的一项重大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