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贺昌邑——长安行程考

刘贺政治生涯中受玺书赴长安的情节值得注意。史乐成等受命"征王","乘七乘传",体现史籍所见规格最高的交通等级。刘贺行进速度体现的交通效率,透露出个人性情。而行途表现受到的道德谴责,与后来在皇帝位时"行淫乱"罪名有一定联系,也有探析的必要。比较汉文帝刘恒自代入长安与刘贺自昌邑入长安行程,也可以有所发现。考察相关现象,有益于说明刘贺在西汉政治史中的地位以及昭宣之际历史进程的若干特点。     

学人社集与清初经学

学人社集是明清之际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知识群体,以往的学者都视其为“党社”或者“文社”。本文从经学史的角度,通过对这一时期历史文献的爬疏,对学人社集的经学取向、经学活动和崇尚汉代经学理念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和还原分析,力图从纷繁复杂的学人社集中剥离出传统经学在清初新的走向,从而探考清代经学兴起的历史动因。     

昌邑王废帝海昏侯刘贺经历考辨

刘贺是汉武帝之孙,昌邑哀王刘髆之子,他幼年继承王位,在位13年后,汉昭帝逝世,无子,被霍光推立为皇帝,因其任性胡为、生活腐化、不遵皇家礼仪,27天后被霍光废黜。遵皇太后旨意,让他回昌邑国,免去王位,食邑二千户,但允许他拥有昌邑国的财富,因此他仍能过上荒淫腐朽的生活。宣帝即位后,经过10多年的严密考察,知他无复辟野心,才改封刘贺为海昏侯,食邑四千户,后因过失降为一千户。不久海昏侯病逝,因他拥有昌邑王国的财富,故他殉葬的奇珍异宝大大优于一般列侯。关于昌邑王国的所在地问题,古今都有异议。有人主张在豫章郡,有人主张在山阳郡。本文经过缜密考证,认为在山阳郡(今山东金乡县)。古今也有人想给刘贺翻案,认为刘贺被废,罪证不实,是霍光一手造成的,本文经过认真查证,认为刘贺被废,是咎由自取,霍光废刘贺是忠于汉室,是为汉帝国的长治久安着想。     

西汉末期与东汉初期的今古文经学之争

本文对今古文经学在西汉末期与东汉初期所发生的两次规模较大的论争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和论述，并对今古文经学双方的势力、地位在两汉之际的消长变化进行了较为全面、中肯的分析和按断。     

汉代王侯谪免制度视野下的海昏侯考察

刘贺被拟定汉室继嗣者,是因为他及父辈与武帝的亲近关系,并且没有复杂的外戚背景。刘贺被废与霍光专权有关,也与他的能力、德行不符合朝廷期望有关,海昏侯墓中出土的相关器物不能证明他知书达礼。刘贺被黜后,受到废爵、削户、监控等惩罚,其中爵等降免、行动管控方面比普通诸侯要严苛,食户方面要优渥。二百余名昌邑臣被诛,既是霍光防范刘贺日后作乱之举,也是汉代宗室王侯谪免后的连带问责方式。刘贺被“复封”海昏侯,颇具明封暗贬色彩,反映了朝廷对他的忌惮。刘贺去世时子辈没享受到“继封”待遇不符合两汉常例,它是宣帝借机对刘贺生前之事追加惩罚的表现。     

魏晋经学的演变

儒家经学在魏晋时期发生演变,而其传统地位在黄河流域仍得以继续.汉魏之际,汉学衰而郑学盛;魏晋之际,王学出而郑学衰.魏石经的刊刻,是魏晋经学史上的一件大事.随着西晋王朝的覆亡,王学亦为后人所弃,但儒学传统仍在中原地区继续传承.     

长安：西汉经学的“天府”

西汉长安曾经表现出世界都会的气象。这里是西汉帝国经济和政治的中心,也是文化的中心。在经学兴起的时代,这里实现了经学主导地位的确立。经学人才的空前集中,经学论著的收藏和传播,经学的研究和经学的教育,也以这里为中心。长安,可以称作西汉经学的＂天府＂。考察西汉文化史和西汉思想史,不可以不重视西汉经学在长安的地位和影响。而中国经学史中的若干疑问,或许也可以因长安经学问题的说明得以更好的澄清。     

两宋之际程门后学与洛学的复振

两宋之际,洛学在王学、佛学等的夹击下苟延残喘,甚至一度处在消亡的境遇。然幸赖程门后学积极卫道,他们在经学上整理二程著作、在判教上排佛辟佛、在政治上积极参政影响学统等,通过不遗余力的努力,终使洛学摆脱厄运,得以薪火相传,成为南宋中期以后的显学,并作为强势话语主导南宋学术界。本文以此为考察对象,展现两宋之际程门后学在复振洛学上的努力与贡献。     

严延年新考

西汉昭宣时期不存在两个严延年,酷吏严延年次卿,就是执金吾严长孙。不同的两个字是严延年在仕途不同阶段的标识。在这两个不同的阶段之间,严延年经历了一种“逃亡的生活”。     

对无锡经学发展的历史考察——兼论无锡的历史文化根基

自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经学确立了在中国封建文化的正统地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之根,经学发展繁荣兴盛的程度,成为衡量历史上一个地区是否具有深厚文化根基的重要依据。历史考察表明,历代以来,无锡的经学教育颇为兴盛,经学传播颇为广泛,经学研究论著和经学人才层出不穷,这充分反映出无锡是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是具有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厚实根基的。     

王吉父子

皋虞汉朝时独立为县,隋朝才并于即墨县.西汉这里出了两个著名的人物,那就是王吉、王骏父子.在《即墨县志》中誉为“王吉、王骏之高风”,并与任人皆知的“田单破齐、田横入海”相并论;县志又云:“郑(玄)以经达.王(吉、骏)以政显”,可见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但是王氏父子同样精通经学,只是在这方面的成就、名望不如郑玄,而政绩更为显著.王吉字子阳,少好学,以通晓经学被郡吏举为孝廉.初授郎.后补若庐右丞,升云阳县令.举贤良为昌邑王刘贺的中尉.昌邑王好游猎,玩乐无节制,王吉曾上疏切谏.汉昭帝死后,霍光王昌邑王继皇位,王吉又上疏规劝要其检点.昌邑王即位二十七天即被废,其左     

论西汉良吏韩延寿

韩延寿是西汉昭宣时期的著名大臣,曾先后担任过淮阳太守、颖川太守、左冯翊等职。一生以推广教化为己任,所到之处,提倡互让,表彰孝悌,以诚待人,为求以仁义感化一切。治甚有名,深得吏民的爱戴。因其治民有方,政绩突出,遭人嫉妒,被陷害而死。成为西汉人才史上的一大悲剧,一桩冤案。     

归有光的文学思想与欧阳修经学的关系

归有光的文学和经学思想都从欧阳修的经学中吸取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归有光文学理论的主干是文章自得、诗者出于情等命题,强调文学个性、尤其是内容的独特,主张文学表现亲情和仁民爱物之情,推崇文学的内容充实和真诚自然;其经学思想的核心是以自得之见求圣人之心,提倡独立见解、重视以普遍人情为本的仁政。归氏的上述思想都渊源于欧阳修本于人情、六经非一世之书的经学和文学主张;归氏还对欧阳修的思想加以发展,在爱亲之心一端突破了礼教的限制而纯任自然人性,并强调爱亲之心与仁政的内在联系。归氏的经学和文学思想堪称明清之际文学理论革新和清中叶儒学改革的先导。     

通经致用,崇尚气节——李因笃行思探赜

作为明清之际“关中三李”之一的李因笃,针对王学末流蹈于空疏之弊,他结合现实问题,对传统学术尤其是经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提出了“经学即理学”的著名思想,并大力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在实践中,他抱道守节,承继关学宗风,作为关中学者,大力推崇和表彰张载关学,以自己的切身实践积极推动关学的发展,成为明清之际实学思潮中颇具特色的关学人物。     

帝王农本思想对西汉盛世形成的影响

西汉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210年之久,出现过史称"文景之治"、"武帝极盛"和"昭宣中兴"的盛世时期。西汉盛世形成的原因,主要是历代帝王农本思想的推行。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重农、劝农和奖农、轻徭薄赋、抑商政策、整顿农吏。     

农本思想与西汉盛世的形成探析

西汉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210年之久,出现过史称“文景之治”、“武帝极盛”和“昭宣中兴”的盛世时期。西汉盛世形成的原因主要是历代帝王农本思想的推行,其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重农、劝农和奖农、轻徭薄赋、抑商政策、整顿农吏。     

归有光与明中期吴中经世之学

明嘉靖、隆庆时,吴中形成了以归有光为代表的经世之学.归有光不仅关心东南民生利病,而且提出发展三吴水利和西北水利的思想,这比徐贞明、徐光启早;他对吏治风俗变迁的考察,对科举日弊、讲学空疏的批评以及经学思想,对明清之际江南经世之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张岱《四书遇》的发现及其价值

人们熟知张岱是明末清初的一位著名散文家、史学家。他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和《石匮书后集》早已传世,并且脍炙人口。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同时是个对经学有相当研究的人,他有一部经学著作《四书遇》,几乎没有人睹其全貌。最近,浙江古籍出版社将尘埋了三百余年的《四书遇》点校整理,作为浙藏善本书研究丛刊编印出版。这不但是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一个收获,而且对张岱的深入研究、全面考察,乃至为探讨明清之际的学术文化,也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侯外庐先生经学研究的特色及意义

通过对侯外庐先生经学文献研究资料的实事求是分析,揭示侯外庐先生将经学文献(包括经学元典和经学研究作品)作为考察社会状况和思想意识的主要依据,注重思想史与社会史的有机结合,开创了经学研究的新路,特别是利用《诗》《书》等,结合出土金文和流传的历史学文献(如《左传》《国语》等)概括和论述先秦社会政治和思想观念的演进,独获良多,特色鲜明,留下了丰厚的学术遗产,蕴含着不少对开拓和深化经学研究的宝贵启示。     

宋代语录体经学的发生、诠释及其影响

语录体经学是宋代经学展现的重要形态。宋代语录体经学的产生源远流长,其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尚书》《易传》《论语》《礼记》《孟子》等儒家经典。最直接的源头便是《论语》《孟子》,这两部经典影响深远。宋代语录体经学有其自身的特征、特质,一方面强调问题意识、现实取向性,另一方面改变了汉唐之际对礼仪制度的关注,而转向了对道德性命的强调。宋代语录体经学对于元明清时期经学的传承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