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主统一的文坛斗士——论陈映真对“文学台独”的批判

当下,"文学台独"逆流甚嚣尘上,但文坛斗士、台湾思想界、文学界统派的领军人物陈映真与之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予以了坚决的批判.具体表现为两大方面:一是坚持台湾文学的中国属性,坚决批判"台湾文学主体论",一是对为"皇民文学"翻案的台独逆流进行彻底的清算.     

明前期台阁文人之作家论

明前期台阁文人论作家,往往忽视其天赋个性对诗歌创作之影响,而强调后天之学识涵养. 但后者并非指对偶格律等诗歌创作技巧的学习,而是以学识"理性情",以盛世光岳之气涵养诗人性格,使之更易达到台阁体颂世鸣盛之要求. 台阁文人同样忽略诗人穷达经历对诗歌创作的影响,有诗"穷而工"与"达而工"两种看似对立之观点,但无论"穷"、"达"均能表现出盛世之音,"工"专指诗歌内容风格符合"性情之正".     

朝鲜北学派文人对王士稹"神韵说"的主体间性批评

清代王士稹的"神韵说"在朝鲜,特别是在18世纪后期的北学派文人中有着广泛的影响.但北学派文人之于王士稹的神韵说绝非消极地接受,而是对其进行了"主体间性"式的阐释与批评.这生动地凸显了中朝文人在文学理念上的亲密互动.     

汉魏六朝诗赋文本的"人神同游"及其它

源于道家之哲学思维,兴于<楚辞>之文学创始,汉魏六朝诗赋文本的"人神同游",一方面在文学形态上涵括散体大赋、骚体赋、乐府古辞、文人乐府、游仙诗等,另一方面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呈展出程度不等、方式不同的传承和创变.不仅如此,"人神同游"隐含着某种固定的表达模式,其"游"中寓"忧",它往往通过文学幻想和时代演绎,表达出主体对客观世界和有限自我的超越.     

生命悲歌与文学经典

文学史上的作家群体,在生存状况上以贫困居多,而文学经典也往往以描写贫困为主要内容。这种文人与作品的双重"贫困",构成了中国文学史的一种常态。文人的贫困虽然有拙于生事的原因,但主要源于科举和仕途的蹭蹬。有的文人不善处穷,往往以琐碎之笔描写贫困之状,但更多的文人并不以贫困为忧,仍坚守着对"道"的追求。当诗歌不能给诗人带来成功,诗人往往将诗歌本身作为追求的目标,"穷而后工"在这样的语境中具有非常充沛的生命意义。文学史上的这种生态现象值得认真总结。     

20世纪“文学自觉”说评议

"鸿都门学"的发生和曹氏政权的兴起,使当时的文化格局发生了两点重要变化:一、文化结构中,"经"为上"辞章"为下的局面发生了改变,"文学"受到重视,产生了与经学"同尊"的趋势:二、文人群落结构发生了重组,"辞章技艺"之士得以跻身政治上层,经学士人独揽政权的局面出现松动."文学自觉"在这个基础上得以发生,它是"文学"在其所属的文化系统内,摆脱附庸地位,得到社会广泛认同,成为广大文人普遍的创作行为的一个过程,考察支撑"文学"变化的"文人群落"的变迁,揭示促使"文人群落"变迁的具体的社会历史运动,是这一过程中的应有主义.某些文学因素的变化,如情感性的增强、文学样式的丰富、文学价值的确认、文学理论的发展等,只是"文学自觉"过程中所显现的表征,是阶段性变化成果,称之为"文学自觉"是不周延的.     

“实事求是者”:乾嘉汉学的阐释主体

乾嘉时期,"实事求是"主要展现为一个经学阐释性命题。乾嘉汉学家作为阐释主体,其实就是"实事求是者",就是经学所蕴含之真理的"辩护人"。以知行问题为探究视角,可发现由于这一辩护人秉持汉宋分治(为学尊汉、为行尊宋)之理念,从而引发出对"实事求是"之精神的背离倾向。     

论朝鲜古代文人“江山之助”的诗学命题

"江山之助"不仅是中国古代的重要诗学命题,它同时也被朝鲜文人所接受,并用来诠释自然景物对诗歌创作的影响。对于朝鲜文人来说,"江山"对诗歌有着"补诗料"、"发诗情"、"养心气"的从外到内之助。同时,对于获得"江山之助"的途径,他们更加认同从"迁谪"中获得,这是源于对中国"迁谪"文人经历险难、游历后诗文精进现象的认知。     

与童年对话--论儿童文学的主体间性

儿童文学具有主体间性之内在属性.因以"童年"作为审美发生的艺术视角与艺术表现对象,儿童文学产生了有别于成人文学的主体间性品格.本文从"童年原生性的间性趋向"、"儿童文学活动就是与童年对话的过程"以及"经典儿童文学的主体间性意识"三个方面论证了这一理论假设.在主体间性作为新近出现在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前沿学术问题的背景下,本文将其引入儿童文学研究领域,彰显其方法论意义,以期对儿童文学研究范式的转换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论"立言不朽"作为文学话语的历史生成

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领域内,"立言不朽"由政治(伦理)命题转化为文学命题是经过两个人实现的--曹丕和刘勰.曹丕提出"夫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为文学争得了与"立功"、"立德"平等的地位;他还有意使"经"向"文"屈就,"文"向"经"攀升,从而在文学外部实现了"立言不朽".刘勰则以"宗经"为策略,在文学内部实现了"立言不朽".他认为,文学只有"宗经"才能祛除"去圣久远,将遂讹滥"的弊病,得以健康发展.因为"经"具有其它文化资源所不具备的思想取向与艺术选择的优势;"经"具有可以为文学效法的优点;"宗经"的核心是"正末归本".经过一千多年的历史的检验,刘勰真正实现了"立言不朽".     

"生活形式"与"生活世界"

通过对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相比较 ,分析和评论这两位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观点的异同 ,考察维特根斯坦对现象学的态度 ,以及他在何种意义上接受马赫和博尔茨曼的影响     

现代性与审美主义

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它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它可简单地分为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本文旨在对审美现代性进行粗略的概叙,以基督教时间历史观为基础,清点其在现代性结构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     

"是"与"在"

自然语言表达"命题"或判断时,无论使用系词与否,无论使用何种起系词作用的句式,都摆脱不了先验的x=/()γ思维结构.无论在何种语言中,系词本身都没有独立的语义,只起连接主词和谓词的符号作用;而"在"或"存在"却具有独立的语义,甚至能单独构成句子的谓语.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即便在印欧语中,"是"与"在"在语义上也没有必然联系.希腊语ousia一词的语义与其说是从einai一词抽象得来的,毋宁说是借着einai从x=/()γ实验思维结构中抽象得来的.einai并没有为这种抽象提供确切的语义,而仅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符号.人类语言发展趋势是清晰化和准确化,故而汉语不应像某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逆势而行,把"存在"、"在"和"有"等语义移植到一个本无这些词义的"是"字里.     

关于“存在”和“是”

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 ｂｅｉｎｇ（希腊文 ｅｓｔｉｎ, ｔｏ ｏｎ）,原来没有统一的译法,五十年代起形成一个统一的译词“存在”,近来有学者主张改译为“是”。这个西方的词原有“有”、“在”、“是”的在合一的意义,但在中文中,“存在”和“是”的意义是不同的。只有用“是”和“不是”构成的肯定和否定命题,可用以辨别“真”和“假”。巴门尼德正是由此提出认识的两条路线,亚里十多德由此制定逻辑学,牛一再分析“是”和“真”的关系。所以我们以为只有将它译为“是”,才可以正确理解西方哲学重视逻辑和科学的传统精神。     

"夙敌"与"世友"——德、法文化与社会历史发展探源

德国或法国在某个历史时间段会更加现代一点,但从整体上讲,正是这种相互交替发展的进步才使得两国相互学习互补,使两国间没有一边倒的倾斜现象.这就形成了德法两国巨大优势和两国关系紧密的秘密所在.     

“特”训“匹”解

自宋代朱熹以来,许多人把"百夫之特"的"特"解释为"杰出的".本文从本诗、他诗和方言等三个方面提供证据,证明"特"应训为"匹",并分析错误训释的来源和流变.     

“海量”与“大量”之别

本文对“海量”与“大量”这组同义词进行了考察,指出二者可以互相替换的情况,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逻辑哲学论》中“死亡”概念的语言分析

《逻辑哲学伦》是维特根斯坦最重要的著作,内容包罗万象,是基于现代逻辑方法进行论述的,包括他对"死亡"概念的阐述与分析。利用分析哲学的"分析"方法尝试对"死亡"概念的诠释,并得出以下结论:(1)"死亡"的对立面就是"生活,生存的状态"。"死亡"意味着个体生活世界在他所生活的那个世界里面终止,而整个"逻辑可能世界"并不因此而改变,只是消长;(2)"死亡"和"生活世界"属于不同的世界,人不能体验"死亡";(3)"生活世界"在个体那里是无限的;(4)对于"死亡的灵魂"与"在世的生活世界"的理解只能站在这个世界的外面来理解,但是不可能。     

论《庄子》的"道"与"技"

庄子之"道"重在对人生理想境界的追求.然而,"道"又难以言说.故庄子以"技"论"道",用通俗易懂的故事来使人更易悟"道".庄子本无心于艺术,可是这些故事却对后世的文艺创作与艺术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是在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中追求"虚静"的审美心胸.二是在写作方法和创作技巧上强调天人、合道艺,以实现"人艺"与"天工"的自然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