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市民化现实困境与解决措施研究

农民工是一个处于边缘状态的群体,为城市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农民工的付出与得到是不等价的,农民工市民化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论文首先阐述农民工市民化的现实进程,其次分析了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因素,主要包括户籍、土地等制度方面以及观念因素,最后针对这些困境提出了一些应对措施。     

农民工市民化的历史依据和现实依据分析

农民工市民化,是指他们在身份上获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合法身份和社会权利的过程,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农民工市民化的依据,表现在建国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影响、我国城市化及非农化进程缓慢;从现实的角度分析农民工市民化的依据,主要体现在农业基础地位不牢,农民增收困难,城乡差距持续扩大,农业人口严重过剩与农业资源的相对短缺及农民工国民待遇与公民权益的不平等等。     

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研究述评

目前,我国关于"农民工市民化",研究范围从宏观层面进入到微观层面,研究方法也从文献研究转向实证研究,但研究的系统性、规范性等有待提高。因此从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困境、影响以及路径等方面出发,对现有研究进行综述,这将有利于总结成绩,发现问题,继而挖掘出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新课题。     

论中国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农民工市民化是当前学界关于农民工课题研究的前沿和热点之一,其发展程度直接关涉很多社会问题的解决。从农民工市民化的相关概念界定入手,指出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推进中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一系列对策。     

浅析社会保障与农民工市民化

在社会管理领域存在许多损害农民工权益的制度性问题,影响农民工转化为稳定的产业工人和城市市民.而农民工市民化是加速我国城市化的重要内容.其中关键是如何建立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     

对于农民工市民化障碍的文献综述

来自制度、思想观念、自身素质等多方面的障碍,影响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这已经成为我国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之一。本文通过阅读国内文献,归纳总结出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主要障碍,以便于更清楚地认识农民工市民化所存在的问题。     

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思考

抛开社会因素,就农民工个人而言,市民化需要具备两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一是市民化意愿,二是市民化能力。前者是主观条件,后者是客观条件并且是最核心的条件。市民化能力是指农民工跨越市民化门槛(即市民化成本)的能力,主要反映的是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农民工收入和市民化成本是决定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两大因素,因而提高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必须从这两处着力:一是多渠道增加农民工收入——通过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以提高农民工工资性收入;通过完善农村土地制度,以提高农民工财产性收入。二是多途径降低市民化成本——通过完善户籍、就业、住房、教育、社会保障等制度,以降低农民工市民化的入户、就业、住房、子女教育、养老等成本;通过创新维权机制,以降低农民工维权成本。     

农民工市民化政策博弈分析

农民工市民化不仅能加快城镇化进程,而且能有效地解决我国“三农”问题。当前,这一政策的实施遇到了一定困难。首先以政府和农民工为对策主体,建立了完全理性和有限理性的静态与动态几种博弈模型;分析了在一定政策环境下,政策和农民工之间的对策,并提出了农民工转化为市民的若干政策建议。在此基础上,将其收益矩阵进行了一般处理,使其结论更具普遍性。博弈分析结果表明现阶段政府不宜采用大规模转化农民工为市民的政策。     

新常态下农民工市民化的挑战及其应对

新常态下,我国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挑战表现在三个方面：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存在放缓倾向、农民工市民化稳定性存在减弱倾向与农民工市民化质量提升难度存在增加倾向。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提供匹配供给与需求的就业信息服务、降低农民工城市生活成本可有效应对新常态下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挑战,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全面发展。     

农民工市民化的文化环境构建探析

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文化环境存在的问题以及制约农民工市民化的文化环境原因,提出了构建农民工市民化文化环境的若干对策:(1)帮助农民工确立自我认同感,创新自我认同方式;(2)将农民工文化生活纳入政府公共文化管理范围;(3)加强新闻媒体的宣传力度,增加社会的认同度和包容度;(4)推进体制改革,确保农民工参与社会文化活动的权利;(5)加强法律教育培训,增强农民工的法律意识。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社会分层与流动现状

利用2012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2013年西安交通大学“新型城镇化与可持续发展”课题组深圳调查数据,基于新型城镇化背景,结合十大阶层理论,调整社会阶层划分方法;透过横向、纵向两个维度,户籍、代际、代内三重视角,综合考察农民工的社会分层与流动现状。分析结果显示：农民工阶层结构呈“金字塔型”,普遍分布于蓝领、雇员阶层;多数农民工通过进城务工实现上升流动,城镇打工期间则以平层流动为主;农民工阶层体系的平等性、公平性和开放性虽有较大改观,但与城镇居民尚存一定差距。当代农民工群体已经分化,“社会封闭”“阶层固化”“结构化与再生产”趋势初步显现,“碎片化”和“集团化”特征尚未出现。据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的健康风险及其应对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是农村城镇化的必由之路。这种转移催生了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农民工。由于农民工面临的生产、生活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变化,从而面临大量的健康风险,并对农民工身心健康产生严重威胁。农民工的健康风险具有多源多因性、职业病是其最严重的风险因素等特点。要消除社会政策排斥,消灭农民工健康风险的社会成因,并从制度、组织、机制等层面进行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化解农民工所面临的健康风险,为城镇化顺利推进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和重要的人力支持。     

农民工及其子女的教育问题与对策

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包括流动儿童教育问题和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两个方面.流动儿童教育问题具有多元性,除了因户籍制度造成的"上学难"外,还体现在流动儿童聚集地与城市教育资源的分布不一致性、流动儿童学习过程的不连续性;流动儿童家庭教育功能的弱化.农民工在城市较差的经济状况,决定了大部分留守儿童短期内无法结束其留守状态.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工的教育与技能水平决定了其工资报酬水平,但目前农民工整体的文化程度和技能水平都较低,大多数未受过职业技术培训,且对今后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意愿不高.本文针对以上问提出了对策的建议.     

二元体制下的农民工城市化障碍解析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一个异常复杂和艰辛的过程,近期全国范围的"民工荒"问题昭示农民工的城市化从理念到政策都有所滞后。为此,通过构建人口城市化效用模型,阐释了财富积累和人力资本都过低的现实会造成农民工在城市缺乏"自生能力",无法应对城市的高生活成本;而二元体制和城市政府规制的双重作用,又使其城市化效用进一步劣化;农民工城市化的核心是成本支付问题,由于"激励不相容",流入地地方城市政府缺乏解决动力,转而定位于流出地的城镇化,又无法解决产业支撑缺失而导致的就业机会缺失,因此必须依靠中央政府从全国范围的统筹规划来加以解决。     

社区融合结构：农民工、非农外来工、户籍居民之比较

相对于社会融合,社区融合要简单很多,但其也具有一定的结构。借助已有研究,提出社区认同、社区参与、社区交往3个因子的社区融合因子结构,并且开发3个因子的12项指标。运用调查数据对12指标的3因子结构进行验证,证明了3因子结构的合理性。立足因子结构对农民工、非农外来工、户籍居民城市社区融合度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得出：（1）农民工和非农外来工都具有一定城市社区融合度,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低;（2）三个群体社区交往水平都较低,城市社区作为居民的家园、温馨港湾建设还有很大空间;（3）农民工和非农外来工城市社区参与水平远远低于户籍居民,户籍是社区参与的主要制约因素。     

农民工市民化与城镇化进程的共生与错位

农民工市民化与城镇化进程有着必然的共生关联,但是在实践中,农民工市民化的实践事实与迅猛的城镇化进程相分离。在城镇化进程中,城镇化的经济驱动型特征与农民工市民化的经济给付型需要错位,国家推进人口城镇化的强意志与地方政府的弱反应形成反差,城市发展不平衡的现实与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存在矛盾。在城镇化发展中,要以“共享“为理念,重构农民工的城市权利;以“主体性”为依归,尊重农民工的市民化选择;以“均衡发展”为目标,拓宽农民工的发展路径。     

基于三维虚拟环境的机器人运动学分析与轨迹规划

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主要包括就业意愿、生活意愿、定居意愿、户籍意愿和身份意愿。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其市民化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包括农民工年龄、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在职培训、技能水平在内的人力资本,通过就业效应、融合效应、保障效应和学习效应,对农民工市民化产生重要影响;包括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广度、网络深度、网络资源三方面内容的社会资本,通过信息效应、信贷效应、心理支持效应等多种机制对农民工市民化产生重要影响。需要通过提高技能水平、加强在职培训、提高健康水平、提高受教育程度、优化年龄结构等措施,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通过增加社会关系网络资源、深化网络深度、扩大网络广度等措施,提高农民工社会资本存量,从而提高农民工市民化意愿。     

农村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境遇和出路

依据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的发展现状,分析农村城镇化、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和农民市民化为其提供的良好机遇以及所面临的二元体制、产业结构、职业技能和文化素质等方面的挑战。地方政府应从探索和完善相关政策和制度以应对二元体制;创新新生代农民工户籍多元复合转移模式;重视职业技能培训,制定多层次人才发展战略;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素质培养和人关怀等方面探寻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出路。     

受雇农民工数量和工资的变化趋势研究

受雇农民工是农民工中数量最庞大但很少被专门研究的基本群体,其数量和工资的估计受到既有农民工数量和工资调查研究中统计口径不一致的困扰。以微观数据为基础的一致统计口径可以纵向连贯、横向可比地考察受雇农民工数量与工资的变化趋势。研究发现：（1）外出农民工数量已从增长阶段进入基本稳定阶段,其内因是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减少,这是城市化和市民化的必然结果。（2）受雇农民工数量总体上虽略有增加,但也已进入相对稳定阶段,而且青年农民工（35周岁以下）的比重在逐年下滑。（3）受雇农民工工资水平虽有显著上涨,但与城镇职工的相对差距却有所扩大。（4）学历工资的阶梯状分布在大专及以上学历阶段呈现跳跃性,且这种跳跃性仍有扩大倾向。研究结果揭示了农民工群体内部的结构性分化,同时也表明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复杂性和现实困难性。     

农民工工作场所越轨行为、污名效应与城市融合感知

采用对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5个城市建筑工地农民工工作场所越轨行为进行274份问卷调查所获取的数据,运用层次聚类分析越轨行为、污名效应与城市融合感知,发现存在生产过失型、政治斗争型、违法型和财产型4种类型的越轨行为,并测算了这些越轨行为存在不同的严重程度;55%以上的农民工认同越轨行为存在污名效应,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在污名效应方面不存在显著差距,污名效应与农民工城市融合感知显著相关。提出了减少农民工工作越轨行为、减轻农民工负面形象及增强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之间的群际关系的对策和建议。